孟子周游列国
孟子经过青少年的饱学和钻研之后，开始在家乡聚徒讲学，逐渐成为当时地方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当时，士人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士人的学习目的是凭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参与政治活动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孟子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形成之后，开始筹备“周游列国”，以游说诸候，推行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主张。
一、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兴起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诸候争霸，礼崩乐坏统一的西周王朝已日趋没落，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候国。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候多下服从朝廷的号令。各诸候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连“尊王”的旗号也不要了，公开撕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历史上将此后直至公元前２１１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二百余年，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刘向所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 并起。”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一方面使人民辗转沟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各诸候国为求生存，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了我国封建制的形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巨大的社会变动必然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与思考，从而创造出在正常秩序下所无法创造的精神财富。正是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转型、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中国的学术文化出现了繁华似锦，群星灿烂，空前繁荣的景况。思想家对既往历史进行了深刻地总结和反思，同时对未来的社会模式提出自己的理想与建构，他们各自抱着欲以一己之道易天下的强烈愿望，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
最早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是孔子编修的《春秋》。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他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面对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敝，以及礼崩乐坏的情景，在晚年时期集中精力，以鲁国的历史年代为基础，用精练的笔法，编订了一部历史大纲《春秋》。书中强调周王室的正统地位，主张中国“大一统”。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间的政治、社会、军事、教育、经济，同时也包涵了对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反思。
然而，在这“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剧烈动荡时代，孔子的《春秋》非但未能警醒世人，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反而战争愈演愈烈，社会的紊乱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国诸候重视现实利益，社会风气更加败坏。在这种条件下，激进的法家学说受到诸候国君的重视，纷纷采取变法，以力强国力。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李惺在魏国变法都受到国君的赏识和重用。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力大增。秦、楚、魏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以致各大诸候国纷纷效法，进行改革，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迅速强大。出现了秦、楚、齐、韩、赵、魏等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当时的各个大国都是欲争当“霸主”以主宰中国。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残酷的掠夺、兼并战争以扩大疆土。致使人民颠沛流离，陷开水深火热之中。孟子称这种“以力服人”的强权政策为“霸道”。
“霸道”已成为战国时期的思想主流。除宋国国君偃等几个小国君之外，各大诸候国君无不主张“霸道”。而“霸道”的必然产物，就是兼并、掠夺战争。就在这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年代里，涌现出一批“策士”。他们四处奔波，游说诸候，为之出谋划策。总的说来有两种主张：一是“合纵”；一是“连横”。《韩非子》对此作出归纳：“纵者，合众弱（秦之外的六国）以攻一强（秦）也；而横者，事（投靠）一强（秦）以攻众弱也。”后者以张仪为代表，前者以苏秦为代表。以苏秦为例。他在年轻时，曾“悬梁刺股”发愤读书。前３３４年以“合纵”主张游说赵、韩、魏、齐、楚等六国国君，取得成功。由赵国国君为“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荣华富贵，显赫一时。苏秦曾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短短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并非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而追求的是个人名利。苏秦的这几句话画出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丑恶心灵。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面对这种残酷的你争我夺，面对弱肉强食的互相兼并，他没有象“纵横家”之流那样热衷个人名利，而是继承孔子的仁提出“王道”政治理想和实现“王道”的具体原则、措施的“仁政”学说。他自觉背负起时代使命，奔走呼号，游说诸候。以推行“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他憎恨兼并战争，同情人民谴责并揭露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指责这种战争是“率士地而食人肉”，发动战争者“罪不容死”，对“善战者”应处“上刑”。他尖锐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指责他们“ 有肥肉，厩有肥马”，致使“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虽然，孟子的主张被当时的诸候认为是“迂远而阔于情”而不于以采纳，但是孟子谴责兼并战争，渴望和平统一，以仁爱为怀，同情人民疾苦。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出封建制度新兴时期，新的生产力重视人的作用和对人的解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智慧和思想财富。
二、思想理论创新时期
孟子约在４０岁时开始了游说诸候的旅程。历经齐、宋、薛、滕、梁等国，至６４岁时返回邹为止，共２５年。游说诸候是孟子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的时期，也是孟子学术思想上的鼎盛时期。
㈠孟子提出“性善论”“良贵说”从理论上完善了孔子首创的“仁”的学说；同时，根据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经济路线，提出“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将孔子“仁”的学说延伸至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使“仁”学成为“仁”的学说体系。
在“仁”的学说体系之中，孟子提出光辉命题“民贵君轻”，大大丰富了古代民主思想；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肯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在道德方面，孟子提出了强调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尚公”的道德学说，并上升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尚公”精神境界，“养吾浩然之气”“舍生而取义”的人生精神境界和“万物皆备于我”最高的理想精神境界，为中国树立了重道德、重精神境界的优良传统。孟子在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上，提出了系统的“天人合一”观，以及“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化流行”宇宙观，不仅对中国哲学，而且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总之，孟子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说，使儒学成为精大精深的儒学体系。
游说诸候，是孟子一生事业上的辉煌时期。孟子游齐时，弟子彭更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诸候，不以泰（奢）乎”可见当时气派之盛。同时，据《孟子》记载：“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曾任齐卿，以齐卿的身份，至滕国吊唁，清朝崔述认为：“孟子在齐为卿，乃客卿，与居官在职者不同”。客卿的地位、俸禄与“大夫”相同，但没有封地，无政事之劳；可对国事发表议论，而国君可听亦可不听（相当于今日的“顾问”）。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孟子一生所担任的最显赫的职位了。孟子在结束游说诸候，辞别齐国时，曾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事实上确实这样，孟子任过“齐卿”，但只是无政事之劳，不管事的“各客”。这对孟子一生来说决非坏事，而是好事。有足够的精力用于“授徒讲学”，用于思想理论上的创新。
三、历史材料的动用和甄别
从明清以来对孟子游说诸候这段历史争论很多，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先至齐还是先至梁？第二，至梁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第三，是一次至齐，还是两次至齐？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而引起长期争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孟子》一书不是编年史，而是孟子的言行记录。他的言行不是按历史次序编排的。但是《孟子》书中记载的某些言行仍可以给我们研究孟子生平一个大致的轮廓。二，研究战国历史纪年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纪年；二是《竹书纪年》。这两种纪年各有其长，但是在某些重大历史纪年上不相一致，因此存在一个如何取舍甄别的问题。
㈠《史记·六国纪年表》
为了方便读者，在谈上述三个历史材料动用前，先简介魏国和梁国的关系。魏国原是晋国的一部分，公元前３７６年，“三家分晋”，晋国分成为韩、赵、魏三个国家。魏是当时的强国，都安邑（今山西安邑）。传至魏惠王，欲借中原的富庶和地利，以称霸于中国，于公元前３６５年（魏惠王六年）迁都至大梁（河南开封）。魏国改称为梁国，魏惠王亦称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是魏至梁的历史。
《史记·六国表》以及《史记》中的《魏世家》、《齐世家》、《燕世家》和《孟荀列传》等是我们今日研究孟子的重要史料。其特点是史实记载上详尽、可信，而在纪年上，却有不少失误。尤其是在与孟子游说诸候有关的问题──梁惠王在位时间有重大失误。
在以上问题上，《史记·六国年表》纪年有重大失误，可以从下列两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孟子》书中记载的孟子在梁惠王和其子梁襄王的谈话不多，可见孟子在梁的时间不很久，而且见到过梁惠王和梁襄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孟子在梁国时，必定是梁惠王逝世之前和其子梁襄王初立之后。而《史记·六国年表》云：“孟子来（梁），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并纪年于周显王三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６年）。这一年，孟子仅３７岁。我们再看《孟子》书中的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叟”是古代对老年人的尊称。即使梁惠王尊敬孟子，也断不致于将３７岁的中年人尊称为“叟”。显然，《史记·六国年表》的纪年失误。其原因在于《史记·六国年表》错将惠王在位定为３５年，于前３３６年逝世。
其次，孟子在梁时，梁惠王对孟子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为这三大战役的失败而感到耻辱，向孟子求为死难者复仇的计策。因此，孟子至梁，应是在这三大战役之后。且看《史记·六国年表》与《竹书纪年》对这三大战役的纪年：
“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指马陵之战。魏伐韩国，韩求救于齐。齐遗大将田忌，以孙膑为军师，袭击魏国以救韩。魏惠王遣庞涓，太子申以御齐。魏齐战于马陵（今河南濮阳东２０里）魏军中齐孙膑之计，兵败。主将庞涓被杀，齐掳魏太子申。此次战役《六国年表》及《竹书纪年》均纪于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３４１年）。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详尽，从周显王七年（前３６２年）起，至周显王四十七年（前３２２年）止，在４０年中，魏与秦曾有过８次战争，魏８次失败。魏割河西上郡、汾阳、皮氏、曲沃、平大片土地与秦。最后一次是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３２２年），秦取魏曲沃、平。今本《竹书纪年》详尽，但最后一次战争起于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３２０年），这一年应为“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的下限。《竹书纪年》与《史记·六国年表》对下限的记载仅差二年。今从今本《竹书纪年》。
“南辱于楚”指襄陵（今河南睢阳县西）之战。《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３２３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史记·六国年表》亦纪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３２３年）“败魏襄陵”今本《竹书纪年》：“周显王四十五年（前３２４年），楚败我襄陵。”两种纪年仅差二年。今从今本《竹书纪年》。
由上可见，《史记·六国年表》将孟子至梁纪于魏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６年）是重大的失误，虽然，此时距“东败于齐”的马陵战役已有５年，但是“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还是１６年之后才发生的事；“南辱于楚”的襄陵之役，还是１２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梁惠王在接见孟子时，决不可能谈及１０多年后才发生的战事。由此，可以肯定《史记·六国年表》在孟子适梁的纪年是错误的。至于失误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今本《竹书纪年》中得到合理的解答。
㈡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太康二年，在河南汲县掘魏襄王墓出土的竹简。故又名《汲冢纪年》。这是一部魏国历史。因为它是战国时魏人所纪的本国历史，是记史者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它的可信度很高。可惜原书在两宋时已佚失，仅部分保留在《水经注》、《史记·索隐》中。近人王国维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收集在一起，并加以校定，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巯证》。之后，钱穆又加以补正，写成《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虽然今本《竹书纪年》并非古本《竹书纪年》的全貌，而且存在重大事件遗缺或记载不详等缺陷，但是，对今人研究战国史，特别是研究魏国史却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前文已论及《史记·六国年表》对孟子适梁的纪年失误。当我们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六国年表》对勘，不但可以充分肯定《六国年表》在孟子适梁的纪年失误，而且不难找到其所以失误的原因在于对梁惠王的在位年数及卒年，和子襄王立位的纪年有重大失误。
按《史记·六国年表》纪年：梁惠王在位３６年（前３３５年），这一年是梁惠王的卒年，亦子襄王元年。遵照今本《竹书纪年》：梁惠王３６年（公元前３３５年）不是梁惠王卒年，而是改元为“后元”元年。至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所以梁惠王在位不是３６年，而是改元前后共在位５２年。梁惠王卒和子襄王立不是公元前３３５年，而是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
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六国年表》对勘之后，可见《六国年表》的重大失误在于：误将前３３５年，梁惠王改元为“后元”，当作梁惠王卒年和子襄王立位之年，因此抹杀了“后元”这１７年的历史，误将梁惠王在位缩短了１７年，梁惠王卒和子襄王立提前了１７年。正因为这个编年的失误，而导致《六国年表》将孟子适梁误纪于梁惠王三十六年（前３３５年）之失误。
㈢孟子适梁时间的推断
综观前述，我们对孟子适梁时间的定位，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主，并汲取《史记·六国年表》之长，将两者对勘，而得出一个较合理的历史年表。如将梁惠王卒，子襄王立，纪于梁后元十七年（公元前３１９年）；并将“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三个战役的下限纪于３２０年。然后，参照《孟子》一书所提供的条件：一，梁惠王接见孟子时以对老年人的尊称“叟”（老丈）称呼孟子。此年，孟子应在５０岁以上。二，梁惠王与孟子谈“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等战役。因此，孟子见惠王时，必在此三个战役之后。三，孟子在梁时间不长，而又见到梁惠王、襄王父子。因此，孟子在梁应在惠王末年，襄王初年。
于是我们将孟子适梁的时间，约定于梁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这一年孟子已５４岁，梁惠王尊称他为“叟”就合情合理了。这一年正是“西丧地于秦”等三个战役的下限：前３２０年之后一年，梁惠王与孟子谈这三个战役之事就合理了。这一年，梁惠王和襄王健在，孟子在不长时间内能见到这两人，就有了可能。
从整体上而言，我们将孟子适梁纪于梁后元十七年（前３１９年）这一推断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合乎事实的。
三、游说诸候的历程
如同解决“孟子适梁”这一历史上争论的问题一样，我们采用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主，并参照《史记·六国年表》汲取其所长，同时遵照《孟子》书中提供的资料，来解决“孟子是先至齐，还是先至梁”，“孟子是一次至齐，还是两次至齐”这两个争论的问题。于是，我们可以为孟子游说诸候的历程和时间编次如下：
第一次至齐。孟子至齐后，曾对公孙丑说：“我四十不动心。”这是《孟子》书中纪年最为明确的一句话。据此，我们将孟子第一次至齐定于孟子40岁或略前。孟子40岁当在公元前332年，齐威王二十五年。
齐威王时，正是“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孟子至齐不久，参与了“稷下学宫”聘为齐卿“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孟子到齐国不久，齐国发生了一重大事件：齐伐燕。前３３２年，燕文候丧，子易王立。齐威王趁燕国丧，举兵伐燕，取燕十城。后经苏秦说项，齐国将十城归还给燕。《史记·燕世家》有此记载：“易王初立，齐宣王（史记误，应为齐威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这次事件因齐乘燕国丧，伐燕以扩大齐疆土，引起诸候不满，在苏秦的说项下，归还了燕十城。估计这次战争规模不大，时间也不会很长。齐威王对孟子礼遇，但是对孟子的“王道”“仁政”并无兴趣。孟子听说宋君偃称王（前328年）欲行王政。于公元前323年，孟子怀着怅然之情离开齐国。第一次在齐约９年。
据《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按此次序，孟子离开齐国应是先至宋，然后自宋返回薛。
至宋，前323年，宋王偃六年，孟子从齐国来到宋国的新都彭城（彭城今为江苏徐州，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战国时宋国迁都至此）。这时，孟子50岁。孟子在宋劝导宋国大夫免除关卡和商品赋税，未被采纳，在宋仍不遂心愿，失望之后离开宋国，继续周游。
过薛至鲁，前322年，孟子51岁，自宋返薛（今山东薛县）。孟子在薛停留很短，同年返回故里邹。
同年，孟子由邹至鲁国（今山东曲阜）。孟子已51岁。在鲁国暂留不久，而至滕国。
至滕，前321年，孟子52岁，自鲁至滕，（今山东滕县）滕文公“接待以礼，请孟子馆于上宫。”孟子在滕逗留两年，年约52、53岁。然后离滕至梁。
至梁，前319年，梁惠王后元十七年，孟子年54岁来至梁国（今河南开封）。梁惠王已年届高龄。按《史记》纪年，魏惠王（徙都于梁之后，称梁惠王）生于魏文候二十五年，文候在位38年卒，武候立，在位16年卒。时魏惠王立，年已29岁。《竹书纪年》纪魏惠王在位前后共52年，则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已年届80岁。梁惠王见到孟子称呼为“叟”，可见孟子在梁所受到的礼遇。
梁惠王卒（前319年），子襄王立。孟子称梁襄王为“望之不似人君，近之而不见所畏”。孟子与襄王讨论过“天下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对曰：“定于一”，“不嗜日杀人者能一之”。孟子认为只有德才能使社会安定，不喜欢杀人的国君才能统一天下。
梁襄王一心欲争雄于诸候，向往“霸道”，对孟子的“仁”、“王道”、“仁政”等学说并不感兴趣，而且讥讽为“迂远而阔于情”，孟子只得离开梁国。孟子在梁近两年，年龄约５４岁至５５岁。
复至齐，约在前318年，齐宣王初立不久，孟子离梁，途经齐邑（今山东范县）第二次至齐。正遇齐宣王巡视范邑，孟子望见齐王之子（当时齐威王已卒，宣王正服“三年之丧”，尚未称王，故称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孟子此次来到齐国，正值齐宣王初立不久，延揽人才的时候。孟子继续担任齐国客卿。孟子对在齐国实行仁政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凭着象齐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行仁政，称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孟子去见齐宣王，说以仁政。哪知齐宣王一见面就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告诉齐宣王只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这时齐宣王一心想凭武力称霸天下，对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不感兴起，主宾之间不时发生争论，齐宣王甚至要求孟子放弃仁义主张和他一起推行霸道。孟子以必使玉人雕琢璞玉来比喻，说明治理国家要尊重各级管理人员的知识经验，领导者不能瞎指挥，要求下级“姑舍汝所学而从我”。要尊重知识，尊重内行，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
前317年，燕王哙四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了相国子之。３年之后，燕国大乱。公元前314年，燕王哙七年，齐宣王出兵伐燕，“燕子之杀公子平不克，齐师杀子之，醢其身。”齐大胜，宣王欲兼并燕国，遗臣沈同私下向孟子求教：“燕可伐与？”孟子对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伐之？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的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反对齐伐燕的。但齐宣王一意孤行，伐燕。齐国攻占燕国以后，诸候国害怕其地盘不断扩大，便合谋伐齐救燕，孟子劝齐宣王赶快归还俘虏、宝器，并与燕臣民共同另立新君。齐宣王没有采纳孟子的意见。齐并燕，两年之后，燕人畔齐，自立太子平为昭王。“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齐宣王并燕的打算落了空。
当燕人畔齐时，宣王才感到不听孟子而有惭色，“燕子畔，王曰：'吾甚愧于孟子。’”孟子素有“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当他的“王道”“仁政”等主张得不到齐宣王的采纳时，他决意离开齐国。
滕文公丧“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曾以齐卿身份至滕吊唁。此事当在孟子离开齐国之前若干年内之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孟子最后一次“公务出访”。
离齐过鲁“孟子致为臣而归”，他辞去齐卿的职位，将返回故里。齐宣王再三挽留，亲自接见孟子；并允诺：“我欲中国（在国都临淄内）而授孟子室（住宅），养弟子以万锺。”孟子坚持去意。这时齐国的大臣淳于髡听说孟子要执意离开齐国返乡，立即来劝说孟子。他说：“重视名誉功业的人，为的是救世济民；轻视名誉功业的人，为的是独善其身。您身为齐国三卿之一，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功业尚未完成，这就离开齐国，这是君子贤人应采纳的态度吗？孟子回答说：“虞不用百里溪而亡，秦穆公重用百里溪而霸，这是历史的教训。齐王不尊重我的意见，这有什么办法呢？孟子主意已定，毅然决然地率领弟子离开齐国。
孟子在昼（今山东淄博南）停留了三晚，终于踏上了归程。这年应是公元前310年，齐宣王十一年。孟子此次在齐停留7年。齐国是孟子游说诸候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在返邹途中，孟子经过鲁国。鲁平公想拜见孟子，宠臣藏仓以孟子“后丧（母丧）逾前丧（父丧）”为理由，阻止鲁平公见孟子。孟子叹曰：“吾之不遇鲁候，天也！”旧说多以此事为孟子母丧自齐归葬于鲁时，或认为是孟子至梁之前曾过鲁时。以上两说实存谬误。鲁平公立于公元前314年，周赧王元年。孟子母丧时，或孟子至梁前曾过鲁之时，鲁平公尚未立。因此，此事应是孟子去齐过鲁时发生的：时为鲁平公五年，公元前310年。鲁平公已在位5年。
返邹，前309年，孟子归邹，结束了他的周游生涯。此时，孟子已64岁。从此以后，蛰居于邹，共20年，专注于聚徒讲学，潜心于著述，作《孟子》。
前288年，周赧王二十六年，孟子这位伟大的哲人与世长辞，终年84岁。
依前文所述，我们可以为孟子“游说诸候”勾画出一个轮廓。39岁之前，孟子在邹。前333年，孟子40岁，离邹至齐，时值齐威王，在齐居住约9年。前323年，孟子约50岁，离齐至宋，过薛、邹、鲁。前321年，孟子52岁，至滕。前319年，孟子54岁至梁，在梁复居住了一两年。前318年，孟子55岁，离梁复至齐，时值齐宣王。在齐又居住约8年。前310年，孟子63岁，离齐过鲁。前309年，孟子64岁，返回故里邹。孟子游说诸候的历程，从40岁至齐开始，到64岁离齐返邹结束，共约25年。其中居住于齐的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共约17年。近人钱穆先生对孟子游说诸候曾作过考证：“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本书的推断与之基本吻合。（网络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