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彭华：四方之民与四至之境 ——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之一

四方之民与四至之境

——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之一

彭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七章出现的“东夷”“西夷”“古（姑）蔑”“句吴”，除“古（姑）蔑”与“句吴”外，“东夷”与“西夷”其实也是地名，而且四个地名均属于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夷”是古越语“海”的汉字记音。“东夷”（东海）与“西夷”（西海）指的是今杭州湾的东部和西部，这是吴、越两国的天然分界处。越国灭吴之前，其疆域大体不出今天的浙江省境。《越公其事》的作者是熟悉古越语的，且为越人的可能性极大。

关键词：《越公其事》 四方 四至 东夷 西夷 作者

引子

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是一篇“以叙述故事为主的语类文献”，叙述了句践困栖会稽、向吴求和、励精图治、最终灭亡吴国的过程。在叙述句践的励精图治时，《越公其事》具体陈述了句践实施的“五政”，即好农、好信、征人、好兵、敕民[1]。本文将要讨论的即见于《越公其事》第七章（简48-49）“五政”的“征人”。

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七章：

雩（越）邦备（服）

（信），王乃好

（征）人。……四四……

（举）雩（越）邦乃皆好

（征）人，方和于亓（其）

（地）。东四八

（夷）、西

（夷）、古蔑、句

（吴）四方之民乃皆

（闻）雩（越）

（地）之多飤（食）、政溥（薄）而好

（信），乃波

（往）䢜（归）之。雩（越）

（地）乃大多人。四九

关于“四方之民”，整理者所作注释如下：

东夷、西夷，多见于古书，多为中原对东、西边裔之称谓。越之西是楚，东是海，“东夷”、“西夷”或为夸大之辞。古蔑，《国语》作“姑蔑”；句吴，《国语》作“句无”。此指四方诸侯之国。《诗·下武》：“受天之祐，四方来贺。”此以越地为中心之四方。[2]

“东夷”与“西夷”，又见于“五政”的“敕民”，即《越公其事》第九章（简56-57）：

王乃

（趣）五六埶（设）戍于東

（夷）、西

（夷），乃

（趣）取

（戮）于

（後）至不共（恭）。五七[3]

整理者认为“埶”当读为“设”，“戍”义为守[4]，而未再交代“东夷”与“西夷”。

自语法、文例、语境等角度审视，将东夷、西夷理解为“中原对东、西边裔之称谓”，显然是不合理的。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词位于“四方之民”前面，这说明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词是四个地名，故可称之为“四方”。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词属于并列关系，而古蔑、句吴是众所周知的地名，故东夷、西夷也应当是地名。东夷、西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整理者没有具体说明，仅仅推测“'东夷’、'西夷’或为夸大之辞”。但是，不知为何，整理者在后面又补充了两句，认为东夷、西夷、古蔑、句吴指的是“四方诸侯之国”，并且指明“此以越地为中心之四方”。《国语·吴语》出现过“四方之诸侯”，[5]《国语·越语上》出现过“四方之忧”，[6]但将此义项与文例置入《越公其事》考量，均不能“文从字顺”。

王国维曾经精辟地指出，“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7]看来，要将《越公其事》的“四方之民”讲得文从字顺，还需要另辟蹊径。

一、“东夷”与“西夷”

“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越绝书·外传记范伯》）。吴越两国语言相通，同操一种古越语（属于古侗台语）。董珊曾经揭示，吴越人名有其特殊的记音形式（以汉字记录夷言），可分为前缀（发声）、后缀（收声）、合音三种情况。[8]其实，吴越地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解读“四方之民”的合理方向与有效路径。

在流传下来的汉文典籍中，保存了为数不多的古吴语、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吴越文化志》举例说明的古越语地名，有夫椒、余暨、余姚、余杭、余干、姑苏、姑蔑、大末、会稽、朱余、诏息、盱眙、无锡、句吴、句无、句章、御儿、语儿等，并且发现过去认为无义的词头“夫”“余”“句”等都有实义。[9]遗憾的是，在《吴越文化志》所列举的地名中，没有“东夷”与“西夷”。可喜的是，《吴越文化志》揭示了“姑蔑”与“句吴”的含义，认为“姑”和“句”是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受此启发，笔者认为，“东夷”与“西夷”的“夷”也是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其本义即“海”。这一秘密，就隐藏在著名的句践“维甲”令中。

《越绝书·越绝吴内传》：

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越绝书》所记载的“维甲”令，本身已经有一些错乱。郑张尚芳曾经对“维甲”令加以整理，还原后的文本如下（“维甲”令原文加下划线表示，其余为注解。其中，～号表示复指被注句语，[   ]内为对前一字的校字）：

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於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10]

“维甲”令之于本文主题，其重要意义有三：一是时间吻合。与《越公其事》第七章一样，“维甲”令也发生于句践归国之后。按照《国语·越语下》韦昭注，“越王句践反国六年”为鲁哀公十一年（前484）。二是关系密切。“维甲”令属于军令，正好对应于《越公其事》“五政”的“好兵”。三是揭示关键，即表明“夷”字属于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其本义即“海”，“夷，海也”。

关于东海，《辞海》的解释是：古时东海名称，所指因时而异。先秦古籍中的东海，相当于今之黄海。《礼记·王制》“自东河至于东海”，郑玄注：“徐州域。”战国时期已有以“东海”兼指今东海北部者。《战国策·楚策》：“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秦汉以后，始以今黄海、东海同为东海。明代以后，北部称为黄海，南部仍称东海，其海域始和今日东海相当。[11]

句践时期的越国，其主体部分在今浙江省，而浙江省位于东海之滨。因此，此“东海”肯定不是今之黄海，而是今之东海，并且应该是今东海之北部。缩小范围，更具体点说，此“东海”应该指的是杭州湾的出海口，并且特指杭州湾出海口的南面，即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北仑区至舟山岛一带。学人所熟知的“甬东”或“甬句东”，即在此。

《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杜预注：“甬东，越地，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国语·吴语》：“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韦昭注：“甬句东，今句章东海口外洲也。”《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吾置王甬东。”《集解》引杜预曰：“甬东，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按：甬东即甬句东，今浙江东部舟山岛。由此可见，汉魏时人（韦昭、杜预等）对“东海”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其海域已与今之东海相当，并非如《辞海》所说“秦汉以后，始以今黄海、东海同为东海”。

按照越国大夫范蠡的追溯，越国始封君是周王室之子，后被封于东海之滨。《国语·越语下》：“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鼃黾之与同渚。’”越国始封君是否为周王室之子，在此姑且不论，但这则材料清楚表明，越国位于“东海之陂”。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而且影响了后世君王的“自我认同”。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句践。句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句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玡，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绝书》的这则记载非常值得注意。句践在灭吴前建都秦余望山北，要“引属东海”；在灭吴后徙都琅琊，[12]又要“以望东海”。这说明句践一直以“东海”为本位，并且以“东海之国”自居，故而对外往往自称“东海役臣句践”。笔者的这一判断，来自两汉文献。试举证如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子贡至（吴）五日，越使果至，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使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子贡馆五日，越使果来，曰：“东海役臣句践之使者臣种，敢修下吏，少闻于左右：……”

《越绝书·内经九术》：（越王句践）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

《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越王勾践）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东海役臣——臣孤句践使臣种，敢因下吏，闻于左右，……”

《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句践）于是入吴，见夫差稽首再拜称臣，曰：“东海贱臣句践……”

由此可见，越国确实尝以“东海之国”自居，而句践亦尝以“东海役臣句践”自称。非但句践如此，句践后裔亦如此。西汉之时，句践后裔尝被封为“东海王”。《史记·东越列传》汉惠帝三年（前192），“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世俗号为东瓯王”。《集解》引应劭曰：“在吴郡东南滨海云。”

“东海”的地理位置既然得以确认，则“西海”之地可迎刃而解。相对于“东海”的“西海”，应该就是杭州湾的西部，即钱塘江流入杭州湾的两岸地带。而杭州湾的西岸地带，正好就是吴越两国的分界地带。

《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吴封地百里於越，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所谓“北薄于海”的“海”，或以为即后海，也就是钱塘江的南岸；[13]或以为即今杭州湾。[14]笔者按：“北薄于海”的“海”，指的就是杭州湾。更确切点说，杭州湾的东部是《越公其事》所说的“东夷”（东海），杭州湾的西部是《越公其事》所说的“西夷”（西海）。

杭州湾西面的钱塘江（古称“浙江”），是吴越两国的分界线。诚如王充《论衡·书虚篇》所说：“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浙江南则越”，《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所说的“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这是以天然的河流作为两国的分界线。自钱塘江以东，在杭州湾西部的南北两岸地带，吴越两国分别修筑有防御工事和军事城堡等。

北岸，在今浙江海宁至崇福间，吴国修筑有何、晏、萱、管四城（《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吴国的南界为今海宁至崇德、德清、莫干山、广德一线，再由崇福向西延至德清、莫干山、安吉、广德一线。在吴王击败句践后，吴国的南界推至今钱塘江。[15]历史事实应该并非如此。杭州湾是吴越两国的天然屏障，吴国为了防备越国渡过杭州湾前来进攻，故在沿杭州湾北岸地带修筑了诸如何、晏、萱、管这样的军事城堡。换句话说，杭州湾是第一道屏障，军事城堡是第二道防线，但我们不能说第二道防线之外的滨海陆地就不是吴国的领土。

与吴国相对，南岸的越国也在滨临杭州湾的地带修筑有防御工事和军事城堡等。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九章说“（越）王乃

（趣）埶（设）戍于东

（夷）、西

（夷）”，就是明证。

二、越国四至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越公其事》的“古蔑”“句吴”以及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考察越国的四至，勾勒越国的疆域。

关于越国的东西南北“四至”，《国语·越语上》有明确记载：“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

《国语》的“句无”，就是《越公其事》的“句吴”。《国语》韦昭注：“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沈镕曰：“今浙江诸暨县五十里有句乘山，《括地志》以为即句无也。”[16]按：句无在今浙江省诸暨市南，傍句乘山而建。

《国语》的“姑蔑”，就是《越公其事》的“古蔑”，也就是《逸周书·王会解》的“姑妹”，也就是“太末”或“大末”。《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姑末，今大末。”《国语》韦昭注：“姑蔑，今太湖是也。”韦昭以太湖注释姑蔑，其认识应当来源于《尔雅》。《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注：“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是也。”具区（太湖）既然介于吴越之间，自然可以理解为吴越两国以具区为界。

但是，古人早就发现，韦昭的这一注释是错误的。王应麟指出，《国语注》“姑蔑，今太湖”，“太湖”当作“太末”（《困学纪闻》卷十）。徐元诰《国语集解》径直改作“今太末是也”，但未做说明与交待。而《国语集解》整理者校改的依据，不是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而是清人汪远孙的《国语发正》。《国语集解》校记：“'太末’各本作'太湖’，据《国语发正》校改而未作说明。”[17]罗泌云：“姑蔑，一曰姑妹，大末也，晋之龙丘。今衢之龙游有姑蔑城，昔弥庸见姑蔑之掑（旗）者。”（《路史》卷二十七）沈镕曰：“今浙江龙游县北有姑蔑城，故姑蔑地也。”按：姑蔑在今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非常有意思的是，“句无”和“姑蔑”一样，都带有一个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即“句”和“姑”；并且该汉字记音都在词头，属于古人所说的“夷言发声”。[18]今人指出，“大末”应为末尾义，指边境。因越国东部较为发达，西部则较荒僻，故西境就被称为“姑蔑”、“大末”。参看《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曹植《九愁赋》“践南畿之末境”，可知得名之由。也就是说，“姑蔑”“大末”意即“末尾的地块”。“句”是宗族、氏族之义，不是虚的词头。“句无”可能指“师巫之族”。句无之东有句余，在余姚、鄞县一带古代靠海之处，可能表“盐之氏族”。[19]所言虽未必为定论，但可聊备一说。

与“句无”“姑蔑”一样，“东夷”和“西夷”也有一个古越语的汉字记音，但“东夷”和“西夷”的汉字记音不在词头，而在词尾，即两个“夷”字。研究者认为古越语的命名格式是“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20]看来有修正的必要。进一步说，《越公其事》在叙述“四方之民”时所说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居然都出现了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并且是两两相对的汉字记音（东夷与西夷、古蔑与句吴），这恐怕不是巧合，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

《国语》的“御儿”，即《越绝书》的“语儿”，也就是后来的“就李”“檇李”“醉李”。《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女阳亭者，句践入官于吴，夫人从，道产女此亭，养于李乡，句践胜吴，更名女阳，更就李为语儿乡。”《国语》韦昭注：“今嘉兴御儿乡是也。”徐元诰按语：“御儿，即春秋之槜李地也。御，《汉书·两越传》作'语’，即浙江崇德县东南一里有语溪，即御儿乡地也。”[21]按：檇李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南。

《国语》的“鄞”，古人认识一致。《国语》韦昭注：“今鄞县是也。”沈镕曰：“今浙江奉化县东五十里有赤堇山，即越之鄞邑，亦曰鄞城山。”[22]按：鄞即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以上四地，就是《国语·越语上》所记载的越国的“四至”。但令人困惑的是，句践时期的越国，其疆域竟然仅有“广运百里”，[23]可谓区区小地盘也。

我们知道，越国的疆域经历过几次变迁，其大小前后不同。越国疆域的前后变化，在相关历史文献中有所反映：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吴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践服为臣。三年，吴王复还封句践于越，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按：因越国向吴国北面称臣，故曰“东为右，西为左”。所谓“故界”，即句践即位前越国的疆界。写干，即今江西省余干县。[24]

《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按：炭渎，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周宗，其地不详。笔者怀疑，“周宗”即钱塘江的入海处。之所以以“周宗”为名，实取义于《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山，即今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海，即今杭州湾。本处所云“封地百里”，相较于《国语·越语上》所说“广运百里”，可谓名副其实。其后，吴国又“增封”越国。《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吴王闻越王尽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彩，虽有五台之游，未尝一日登玩。吾欲因而赐之以书，增之以封，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槜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按：平原，即《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所说“武原，今海盐”，即今浙江省海盐县。相较于“广运百里”“封地百里”而言，越国的疆土大大增加，以致“纵横八百余里”。

清人顾栋高曾经钩稽过越国的疆域，“其地全有浙之绍兴、宁波、金华、衢、温、台处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则与吴分界，由衢历江西广信府至饶之余干县与楚分界”（《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国疆域表”）。顾栋高所钩稽的越国疆域，是越国强盛时期（灭吴前）的疆域，故其北界越过杭州湾而拓展至嘉兴市一带。

但是，来自考古学界的证据却不能完全支持顾栋高的说法，尤其是关于越国北部疆域的说法。考古学者认为，关于於越的居住地，其地望大体在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以印纹陶为典型），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研究，从浙江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看，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带和瓯江水系四个系统。除瓯江水系的文化面貌与福建很相似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十分接近的。[25]

因此，笔者认为，越国灭吴之前，其疆域大体不出今天的浙江省境。具体来说，其北部的西端以钱塘江（浙江）为界，江北属于吴国，江南属于越国；再往东，便是隔水相望的杭州湾，杭州湾以北属于吴国，杭州湾以南属于越国。越国疆域的东部，自然是东海的西海岸及其附近岛屿（如“甬东”或“甬句东”）。越国疆域的南部，应当就在“东瓯之都”，即今浙江省温州市。越国疆域的西部，或以为远至“写干”（今江西省余干县），但过于偏远；其实际控制地域应当就在“姑蔑”，即今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余论

清华简《越公其事》是“以叙述故事为主的语类文献”，与清华简《系年》有诸多不同之处。李守奎精炼地指出：“《系年》与《越公其事》是两类史书的代表，前者可以视为春秋类记事文献，后者可以视为语类文献，二者是各有价值的两篇优秀史书。”而语类文献“大都是经过传闻、改造的故事，是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或者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的带有倾向性的说辞，这些基本上类同'大众之语’，与形成于史官之手的春秋类文献有很大不同”。[26]

笔者拟补充指出的是，清华简《越公其事》的主题相对单一，而清华简《系年》的主题相对多元。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唯一主题，就是带有“励志”性质的“句践故事”。相较于《国语》而言，清华简《越公其事》“版本”的“句践故事”，已经增加了许多“细节”，比如“五政”就比《国语》详明得多。《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版本的“句践故事”，又增加了不少“细节”，诸如卧薪尝胆、越女授剑、陈音习射等。但不管如何演变，“句践故事”的主题是不变的。借用民俗学、文艺学、神话学术语，这就是清华简《越公其事》的母题。作为母题的“句践故事”，因代代流传、不断演变，固然增加了许多“细节”，但其总体记录仍然是真实可信的。套用王国维的话说，“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27]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结合历史文献对《越公其事》进行考证，并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

关于《越公其事》的作者及其国别，研究者作过一些考察与推测。郭洗凡发现，《越公其事》有明显的楚系风格。[28]黄爱梅对《越公其事》篇中“越公”“天王”的称谓、“夫差许成”的原因及“越之四方”的地望进行分析，认为此篇带有明显的“抑吴扬越”的叙事立场，其原作者很可能是越人。[29]何家欢结合“五政”内容考察简文的性质，认为“五政”的内容很可能是越国史官的直接记载。[30]罗云君针对越国“行成于吴”相关问题及“五政”之策，进行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比分析，认为简本应为抄本，其原始文本应出于越国的国史系统。[31]

以上诸位学人的看法，笔者持赞成态度。而笔者所钩沉的四个地名——“东夷”与“西夷”、“古（姑）蔑”与“句吴”，均属于古越语的汉字记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越公其事》的作者是熟悉古越语的，且为越人的可能性极大。

2020年6月9-14日，草拟于四川成都

2020年8月27日，修订于四川成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批准号：12&ZD13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12页。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139页。

[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141页。

[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143页。

[5] 《国语·吴语》：“今天王既封植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

[6] 《国语·越语》：“大夫种进对曰：'……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

[7] 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卷六，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8] 董珊：《吴越题铭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8－100页。

[9] 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8－274页。《吴越文化志》将古吴语、古越语统称为“古越语”。

[10] 郑张尚芳：《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11]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83页。

[12] 琅琊在今山东省诸城市东南海滨，直面的大海是黄海。

[13] 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4] 管敏义：《越国疆域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15] 戈春源：《吴国疆域补考》，《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6]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0页。

[17]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73页。

[18] 《左传》宣公八年：“盟吴、越而还。”孔颖达正义：“自号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封於会稽，自号於越。於者，夷言发声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二）

[19] 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第270、273页。

[20] 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第273页。

[2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56页。

[22]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70页。

[23] 《国语·越语上》韦昭注：“言取境内近者百里之中。东西为广，南北为运。”

[24] 管敏义：《越国疆域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25] 请综合参考以下文献：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彭适凡：《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民族论坛》1986年第4期；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等：《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26] 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

[27] 王国维：《古史新证》，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41页。

[28] 郭洗凡：《清华简〈越公其事〉集释》，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8年。

[29] 黄爱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的叙事立场及越国史事》，“新史料与古史书写——40年探索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2018年；黄爱梅：《〈越公其事〉的叙事立场及越国史事》，《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30] 何家欢：《清华简（柒）〈越公其事〉集释》，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8年。

[31] 罗云君：《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