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后之三：前行者总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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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维新派政治家、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后代，又是另外一番气象。

陈宝箴出生于1831年，江西客家人，比张树声小7岁，比张佩纶大17岁，都是同时代人。

他1851年参加乡试，中举人，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赏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和他探讨战守方略。陈宝箴所言甚合帝意。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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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决心以开发湖南、“变法开新”为己任。

他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他锐意整顿，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风气最浓的省份。

陈宝箴因此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

20多年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长沙修业小学当历史老师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1919年的《湘江评论》，和1895年的《湘学报》、《湘报》，其实一脉相承。

“敢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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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行者是孤独的。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

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于京城菜市口，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失败。

陈宝箴以“滥保匪人”之罪被罢黜，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也以“招引奸邪”之罪一并革职。

1898年的冬天，对陈家来说，一定是最寒冷无情的。

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带着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回到江西老家。

一年多后，1900年7月22日，陈宝箴猝然去世。陈三立悲痛地说，家父“忽以微疾卒”。

上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家发表《陈宝箴之死的真象》，披露了慈禧太后派人将陈宝箴赐死的真相。

这位孤独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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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敢开风气之先”的风骨，像一个精神密码，遗传给了一代代陈家后人。

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四代陈家人，被后人称为“陈氏五杰”。

“陈氏五杰”不是徒有虚名。

儿辈中，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孙辈中，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是近现代著名画家。

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其史学成就与研究方法，至今无出其右者。

曾孙辈中，陈封怀是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有“植物园之父”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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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开风气之先”不仅体现在救亡图存，也体现在学术研究。

比如孙辈陈寅恪。

他代表着史学研究中无法企及的高度，让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山大学任教。全国评定教授级别，他被评为一级教授，而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历史学家，只能评为二级教授。

他是众望所归的“教授中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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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陈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魏晋隋唐史课堂上。

教我们这门课的是韩昇老师，他非常推崇陈先生，多次提到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经典著作。

陈先生为何能成为史学界中难以企及的高度？

因为他的身上，继承了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敢开风气之先”的精神。

他一生的治学之路，始终保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02年，12岁的陈寅恪随哥哥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此后，直至1924年，他先后辗转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的知名学府，研究语言文字。

语言天赋惊人的他，精通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本就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利用语言优势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学贯中西，融会贯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1926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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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就在这一年，山东才子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

当季羡林遇见陈寅恪，两位同样具备语言天赋的天才，就有了一段珍贵的师生缘。

季羡林在晚年撰文回忆恩师寅恪先生。

他说:“入学不久，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实事求是，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季羡林无意中旁听寅恪先生课的经历，对他后来去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最终也是孤独的。

但这份孤独，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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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张树声、张佩纶、陈宝箴，年纪相仿，地位相当。他们的后代，都是将门之后。

当世事更迭时，他们有的秉承良好的家风，人才辈出；有的固步自封，不进则退；有的沾染恶习，步步沉沦……

历史给了他们选择的机会，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疑问，吸引着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上下求索”。其中的启示，让我们久久沉思。

或许，这就是历史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