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头条按：“2020·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开幕式、“第三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永久收藏暨颁奖仪式”及“第三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发展论坛”昨天（2020年10月11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活动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合作主办。活动详情请看昨日报道：2020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开幕 专业论坛同步举办
博物馆头条就博物馆的影像收藏逻辑、中国民族博物馆如何开展系统性的影像收藏工作等话题专访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以下为访谈实录：
Q=博物馆头条 ZQ=郑茜 配图为2020·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展览现场
Q:影像在什么时候进入了博物馆？影像收藏对于博物馆传统业务来说，存在着什么样的挑战？
ZQ:
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就带有浓厚的“物”性。不论东方或西方的博物馆，对于博物馆藏品的分类、编目、定级等一整套知识体系，以及展示、传播等一整套业务操作流程，都是围绕着实物来展开的。那么，把非物质形态的影像引入博物馆，就成为一件值得推敲的事情——把影像纳入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物”性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事实上，把“虚”的影像首先带进“实”的博物馆，是19世纪末的欧洲民族学博物馆。也就是说，影像收藏跟民族学博物馆有着甚深渊源。那些风尘仆仆的欧美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把从遥远的殖民地国家拍摄回来的民族志田野影像，连同充满奇异色彩的原著民生活物品，一同送进了民族学博物馆。所以，影像和博物馆的第一次联接——或者说“虚”与“实”的第一次握手，就发生在民族学博物馆里。但是，从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来看，影像进入博物馆的起点性事件，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和影像收藏从那时起就缔结起了必然的关联。可以说，在21世纪到来前，影像收藏都还只是发生在博物馆里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与事件。
Q:那么，影像收藏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必然性的、结构性的博物馆事件？21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或者可称为“世界图像时代”。“视觉文化时代”的实质就是图像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类正在经历的一些变化，那就是——虚拟介入真实生活，在虚拟和实在之间正在发生一种摇摆和倒置，虚拟有时候比真实的东西显得更加真实，而真实因为经过虚拟而强化其真实。比如，我们现在大规模的“非遗”保存运动，主要是依靠视频纪录制成的一个个数据库而完成的，正因为这些影像数据库的建成，传统文化濒危性的压力正在我们心中得到一丝缓解，我们因为这些影像库而感到安心和踏实，觉得文化遗产形有所归，魂有所依。这种现象就包含着一种观念：一件事物经过影像记录和保存以后，它就真实存在了。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上古时代，那些首先掌握文字的人，成为上古社会的权威阶级，因为文字赋予他们一种神秘的权力来源。但是今天呢，掌握文字书写的人的权力，正在让渡给那些掌握图像生产技术和使用图像记录、传播的人，这些人正在获取一种更主动的权力。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虚拟的、用影像主导甚至主宰我们生活的时代。影像正在人类文明中大规模揭竿而起，成为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人类知识话语的优先权，正从以往的“词语”转移到了“图像”之上。这意味着人类认识论的基础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以往依靠阅读来获得知识，现在主要依靠观看来获得知识。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过去，人们根据大地绘制地图，而今天是“地图产生大地”，人们用影像讲述故事，影像参与构建人类真实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一些改变，才奠定了博物馆的当代影像收藏逻辑。
Q:博物馆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人类图像时代？或者说应如何面对这样一个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构成了当代博物馆大规模接纳影像的一个契机。“非遗”在21世纪成为一个全球性话语，当中国博物馆界开始讨论博物馆如何完成“非遗”的收藏和展示的时候，实际上，碰撞就发生了，那就是：以往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博物馆，开始去容纳一个跟自己的传统价值形态相反的东西。记得我读到过当时一些博物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总体的观点是认为博物馆应当完成对于“非物质”的收藏、研究和展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发现，虽然“非遗”实际上也拥有一些实物形态可供收藏，但对于“非遗”更为本质与全面的记录，在实践中却最终必须由影像来完成。这样，对于“非遗”的接纳，就让影像表现出了它对于当今博物馆的不可回避性。借这样一个契机，影像就有了一个大规模深度介入博物馆的历史机遇。这是影像跟博物馆发生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当其显示出“对于人类传统生活和文化遗产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载体性”时，影像收藏的观念就被强有力地注入到博物馆的业务链条中。我们现在开始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影像来保存我们的生活记忆，保存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虽然博物馆的影像收藏并不是当代才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到了21世纪，影像收藏在博物馆里才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构性的事件。
Q:中国民族博物馆为什么要开展系统性的影像收藏工作？
正是基于对上述逻辑的理解，中国民族博物馆自觉地开启了影像收藏工作。在民族影像收藏的体系里，我们观照到了两个领域，一个是动态的民族志纪录片，一个是静态的民族志摄影。201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首先启动了民族志纪录片的收藏与学术展映、研讨；2016年，启动了民族志摄影的收藏与大众展示、传播、研讨。实际上，中国民族博物馆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影像志收藏”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将它大书特书，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概念的存在是合理的，是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是符合现代性时代的文化逻辑的。
所谓“影像志”，是指以影像为本体的一种记忆承载形式。“中国民族影像志”就是中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文化，借助于影像来完成的物质化记录和书写。摄影师用镜头记录那些正在迅捷变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场景，保留濒临消失的历史瞬间和人文记忆，并且使这些凝固的影像具备展开文化描述和历史研究的价值，进而成为博物馆所收藏的人类历史档案的一部分。所以，民族影像志更本质的性质就是——它是以现实情景构建的历史档案，是以个体影像构建的集体记忆，是以个人话语构建的共同体叙事，是以瞬间凝固的图像构建的永久见证……事实上，对于民族博物馆而言，影像收藏还有一些独特的必要性。由于民族博物馆最核心的藏品是民族民俗文物，这些文物本身的材质、年代、珍稀程度都不能跟考古文物相比，但如果把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民族文化内涵揭示出来，它们的珍贵性就能突显出来。那么民族博物馆应当如何去完成这种“揭示”呢？毫无疑问，影像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工具。在使用影像来完成“揭示”的同时，民族博物馆也就完成了对于这些器物背后的文化信息如历史脉络、文化内涵、民族记忆等的收藏。民族博物馆收藏影像，就是为了收藏历史。事实上，今天的博物馆收藏影像，就像昨天的博物馆收藏文物一样；文物是人类历史的见证物，那么影像也将是人类历史的见证物。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是用文物作为介质让人看见历史，那么未来的博物馆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影像来还原历史，让人看见历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很多类似的学科产生，比如影像考古学，等等。
Q:影像收藏如何去达成博物馆所必需的历史真实性呢？
影像对于历史的确证性似乎不可置疑。但影像所提供的历史是否是是确证无疑的吗？这需要从学理上和认知上阐释其收藏逻辑。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博物馆所收藏的影像，是包容了主观性的客观，是蕴含了“表达”的纪实，是包含着表现意味的再现。这正是博物馆影像收藏和实物收藏的不同逻辑：实物之上并不天然地附加主观成份，但影像之上却附著着主观的情感色彩和个性化特征。所以，影像之上包含着一种隐性的文化解释。对此，我们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影像收藏规定了一个宗旨，那就是“在视觉深描中看见历史”，实际上表明了博物馆影像收藏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视觉有着深描的主观驱动潜能与空间。
昨日活动现场，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总顾问朱宪民等嘉宾为获奖摄影师颁发永久收藏证书和奖杯。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兹( CliffordGeertz) 倡导解释人类学，他说：“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解释人类学代表着从重视宏大理论建构向重视文化表述的转变。事实上，当代博物馆也正在完成着这样一种转变——博物馆能够展示和见证人类历史的公认的、达成共识的、唯一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发展规律吗？实际上现在无论东西方的博物馆都正在放弃这样的认识，也在主动地重新规定自己的职能，那就是：博物馆所建构的历史，只是阐释者所认知的历史。博物馆正在放弃掉自己对于历史规律的全知全识者的角色，而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知识建构者和意义表达者，承认自己只是世界历史的意义探求者，而不是所谓真实历史的裁判。这正是7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内涵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了一个逻辑：在博物馆影像收藏和展示过程中，我们应当放弃将影像作为记录文化内容的纯客观工具的观念，而是把它视作一种以个体身份主观建构的文本，是影像创作者对于世界的现象描述、价值表达和意义阐释；但依靠无数影像文本的积累和叠加，我们相信博物馆能够还原和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而去完成自己作为历史记忆珍藏者的功能和角色。（上文完，感谢郑馆长接受访谈并对文字表述进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