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微型小说（五）
肖旭
蒲松龄写微型小说的宝贵经验之一
《聊斋志异》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字数有限，在“短”的条件下，要写出形象生动，结构谨严，主题突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难度是很大的。写长而深比较难，写短且深就更难了。在这方面蒲松龄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认真深人生活，熟悉生活，努力提高认识、把握、表现生活的能力。微型小说表达主旨的特点，通常是以小见大，以少总多，见微知著，“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这就要求作家有高度的概括、综合能力。善于对题材进行感受，深入开掘、捕捉形象，精心结构，精到呈现；而这能力又来自于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体会。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作家生活思想的结晶。柳泉居士的一生基本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度过的，他不仅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几十年的塾师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和县衙门的各色人物，所以对官场也有所了解。他在生活上有着与农民一样的煎熬经历，靠“舌耕”、“笔耕”度日，愁税、愁债、愁荒、愁病等；在承受贫困压迫的同时，他还要承受另一种压迫——考场失意的精神压抑。举业的屡次失败可以说是促成他创作丰收和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仕途的一再失意，他对农事愈来愈关心，为农民写通俗读物《农桑经》、《日用俗字》等，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愈来愈深挚。再加上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热心记录、加工，“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所以说蒲氏的生活积累是相当丰富的，这从大批优秀作品的取材广泛可以得到印证。深广的阅历，丰厚的积累，为他在创作中能选取最有说服力的典型，选取最能表现人的思想性格的材料提供了条件。他对时事民情热切关注，对封建社会黑暗、官贪吏虐、官僚机构腐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从《促织》、《席方平》、《梦狼》等作品对封建官僚机构揭露的深、广程度看，均可见留仙蒲氏思想之深刻。这是他用数十年之功成就一部“孤愤”之书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善于从偶然事件中发现其独特性，通过现象表现本质，通过个别揭示一般，把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张氏妇》写在征三藩的战争中，大批清兵于征途中为非作歹，“妇女皆被淫污。”唯农家妇女张氏凭“慧而能贞”得以幸免，保卫了自己，连毙三个悍兵。张氏的大智大勇，对于处在处境艰难，地位卑下的劳动妇女来说，无疑具有鼓舞、启迪作用。为什么能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关键是作者能抓住1673年——1681年“三藩作乱”这一大背景。清兵南征镇压三藩，保卫国家有进步意义。清兵与三藩是主要矛盾；在它制约下，清兵与百姓的矛盾则是次要的。经过作者的深入开掘，使次要矛盾反过来影响主要矛盾，除充分暴露清兵的淫暴和愚蠢外，同时也表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化。在文字狱严酷的清朝，本篇的政治色彩无疑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不敢收刻。张氏妇与清兵的斗智，向杲与庄子的较量(《向杲》)，16岁少年于江的智斗豺狼(《于江》)等，无一不是集中和概括了那个社会现实中最常见的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的斗争。蒲松龄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抓住这些带有本质特征的矛盾冲突，作为安排故事情节的基础。有些还通过艺术形变，设置离奇情节，鬼变人，人化虎，阴魂复仇等来表现真实情感；有的则是直接抒发作者的“孤愤”。《一员官》篇两头叙事，中间夹有一段议论说：“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无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明确指出社会世风低下，漆黑一团，这都是人们自己不走直道，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者所造成的恶果。这是蒲氏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具体体现。文中的吴公就是一位能坚持走直道的人，一个刚正不阿、品德高尚的人；还借文中人之口赞曰：“通郡官僚七十有二，其实可称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在留仙的心目中只有像吴同知、吴令(《吴令》)、郭华野(《公孙夏》)那些能为民除害，为民做主的正直清廉之官员才能称其为官。批评“好促织”之戏的明宣宗朱瞻基(《促织》)，抨击害民、扰民的大小官吏，是蒲氏强烈反对贪官污吏的进步思想体现。留仙愤世嫉俗，讲究操守，不苟且，不趋炎附势，这又是他写出大量好作品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蒲留仙对生活的感受及感受生活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大批优秀微型小说的产生、流传，就是“作家的生活体验，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王蒙《我看微型小说》)这诸多故事中饱含着蒲松龄的生活经验和愤懑情绪，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肖旭
蒲松龄写微型小说的宝贵经验之一
《聊斋志异》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字数有限，在“短”的条件下，要写出形象生动，结构谨严，主题突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难度是很大的。写长而深比较难，写短且深就更难了。在这方面蒲松龄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认真深人生活，熟悉生活，努力提高认识、把握、表现生活的能力。微型小说表达主旨的特点，通常是以小见大，以少总多，见微知著，“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这就要求作家有高度的概括、综合能力。善于对题材进行感受，深入开掘、捕捉形象，精心结构，精到呈现；而这能力又来自于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体会。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作家生活思想的结晶。柳泉居士的一生基本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度过的，他不仅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几十年的塾师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和县衙门的各色人物，所以对官场也有所了解。他在生活上有着与农民一样的煎熬经历，靠“舌耕”、“笔耕”度日，愁税、愁债、愁荒、愁病等；在承受贫困压迫的同时，他还要承受另一种压迫——考场失意的精神压抑。举业的屡次失败可以说是促成他创作丰收和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仕途的一再失意，他对农事愈来愈关心，为农民写通俗读物《农桑经》、《日用俗字》等，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愈来愈深挚。再加上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热心记录、加工，“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所以说蒲氏的生活积累是相当丰富的，这从大批优秀作品的取材广泛可以得到印证。深广的阅历，丰厚的积累，为他在创作中能选取最有说服力的典型，选取最能表现人的思想性格的材料提供了条件。他对时事民情热切关注，对封建社会黑暗、官贪吏虐、官僚机构腐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从《促织》、《席方平》、《梦狼》等作品对封建官僚机构揭露的深、广程度看，均可见留仙蒲氏思想之深刻。这是他用数十年之功成就一部“孤愤”之书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善于从偶然事件中发现其独特性，通过现象表现本质，通过个别揭示一般，把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张氏妇》写在征三藩的战争中，大批清兵于征途中为非作歹，“妇女皆被淫污。”唯农家妇女张氏凭“慧而能贞”得以幸免，保卫了自己，连毙三个悍兵。张氏的大智大勇，对于处在处境艰难，地位卑下的劳动妇女来说，无疑具有鼓舞、启迪作用。为什么能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关键是作者能抓住1673年——1681年“三藩作乱”这一大背景。清兵南征镇压三藩，保卫国家有进步意义。清兵与三藩是主要矛盾；在它制约下，清兵与百姓的矛盾则是次要的。经过作者的深入开掘，使次要矛盾反过来影响主要矛盾，除充分暴露清兵的淫暴和愚蠢外，同时也表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化。在文字狱严酷的清朝，本篇的政治色彩无疑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不敢收刻。张氏妇与清兵的斗智，向杲与庄子的较量(《向杲》)，16岁少年于江的智斗豺狼(《于江》)等，无一不是集中和概括了那个社会现实中最常见的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的斗争。蒲松龄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抓住这些带有本质特征的矛盾冲突，作为安排故事情节的基础。有些还通过艺术形变，设置离奇情节，鬼变人，人化虎，阴魂复仇等来表现真实情感；有的则是直接抒发作者的“孤愤”。《一员官》篇两头叙事，中间夹有一段议论说：“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无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明确指出社会世风低下，漆黑一团，这都是人们自己不走直道，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者所造成的恶果。这是蒲氏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具体体现。文中的吴公就是一位能坚持走直道的人，一个刚正不阿、品德高尚的人；还借文中人之口赞曰：“通郡官僚七十有二，其实可称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在留仙的心目中只有像吴同知、吴令(《吴令》)、郭华野(《公孙夏》)那些能为民除害，为民做主的正直清廉之官员才能称其为官。批评“好促织”之戏的明宣宗朱瞻基(《促织》)，抨击害民、扰民的大小官吏，是蒲氏强烈反对贪官污吏的进步思想体现。留仙愤世嫉俗，讲究操守，不苟且，不趋炎附势，这又是他写出大量好作品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蒲留仙对生活的感受及感受生活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大批优秀微型小说的产生、流传，就是“作家的生活体验，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王蒙《我看微型小说》)这诸多故事中饱含着蒲松龄的生活经验和愤懑情绪，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