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集体大溃败，最短寿命仅6年
本土药企和跨国药企正面厮杀
3月10日，迪哲医药向上交所提交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至此，阿斯利康的研发团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
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随之迪哲医药成立。阿斯利康原来的中国创新中心（ICC）几乎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ICC负责人张小林出任迪哲的首席执行官。阿斯利康和国投创新一起，成为迪哲的大股东。
ICC创建于2007年，原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十年来，ICC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刻：这里承担过肺癌新药泰瑞沙在中国的研发。即便如此，仍免不了被分拆的命运。
知情人士告诉健识局：“阿斯利康以获批的土地和实验楼入股迪哲，完全抛弃了在华的研发中心。”
饶是如此，阿斯利康还算是外资药企研发中心撤退潮中处理得最好的一家。和其他企业的简单“关闭”不同，阿斯利康的分拆模式得到员工的认可，没有出现裁员潮，过渡也比较平稳。
但不是每家撤退的企业都能考虑员工的感受。上述知情人士称：“现在行业里还在到处找工作的，很多都是某瑞士药企研发中心解散后的科研人员。”
从2004年罗氏建立中国研发中心开始，研发中心就成为外资药企“是否看好中国市场”的投名状——既然都宣称中国是重要的战略市场，那么就应该把制药企业最核心的研发环节也放到中国来，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卖药，这是政策制定的大逻辑。
当然，外资药企也乐于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一方面这些研发中心通常针对中国未满足的疾病进行定制研发，另一方面，中国人力、政府等各种资源也为外资药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以上海为例，2000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科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扶持政策》，明确对开设在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外资研发机构给予政策倾斜，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2020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办还下发了《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继续释放税收、土地、补贴、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优惠。
那么如今，这些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为什么要撤呢？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塌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开始敲锣仪式有多热闹，最后关门裁员就有多低调。
1997年5月，诺和诺德在北京成立研究发展中心，掀开了外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序幕。回顾这些研发中心成立时的盛况，令人不免有些唏嘘。
2003年10月10日，礼来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甚至请出了退休不久的科技部原副部长惠永正担任研发中心负责人。
2006年，诺华在中国建研发中心时表示：将中国研发重心放在肝癌上，并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和中医结合。
2007年，葛兰素史克规划中国研发中心时曾放出豪言：要在10年之内，扩展到千人规模，使上海的研发中心与伦敦和费城的规模相当。
同年5月，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落成，时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尼森说：“中国研发中心将开展从头到尾的药物研发，从靶点发现、临床研究直至药品注册。”
2010年，阿斯利康曾透露，选择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的初心并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病人和医疗的本地需求”。当时，阿斯利康在海外的部分研发中心正在陆续关闭，时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艾达生说：“当然，我们不会关闭做得好的研发中心。”
如今，这些当年风光无限的外资药企研发中心都已经关闭：
2018年9月，诺和诺德宣布重组全球研发中心，作为转型的一部分，丹麦和中国的研发中心共裁掉约400名员工。
2017年9月，礼来制药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几个月之后礼来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改为和本土药企、学术机构合作研发药物。
2017年8月，葛兰素史克宣布裁撤中国研发中心，将其中的研发项目转入美国研发中心。
2016年，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2018年，诺华宣布将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并裁员140人。
艾伯维是这些外企里面中国研发中心“寿命”最短的一家，2009年3月，艾伯维的前身雅培公司中国研发中心成立，成为该公司全球7个研发中心之一。2015年，艾伯维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前后只存在了6年。
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不外乎几种情况：将一部分非核心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试图研发出中国迫切需求的新药；或者将中国更常见的病种研发放到中国，比如默沙东就侧重在中国研究中国常见的肝炎等疾病。
不过，这些研发中心没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回报。时间和资本不断投进去，却没能研发出一批中国特有的创新药。
中国研发中心在跨国药企内部的地位始终比较尴尬，只在特定领域有研发优势，研发成本并不低，投入产出比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