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偉平丨木犀軒藏書的整理、編目與書目出版
欒偉平
[摘要]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點收大體完成後，于1940年11月開始，由華忱之、吳豐培根據李氏原售書目錄，編成點收目錄，并另外編有詳目。1945年，張心沛接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時，再次清点，並編制流水號，此流水號至今仍用于李氏書的索書號。抗戰結束后，1945年底、1946年初，北大圖書館成立了由袁同禮、余光宗、趙萬里、周祖謨、孫楷第五位組成的編目委員會，由趙萬里、周祖謨具體指導李氏藏書的整理與編目。從事實際工作的則是常芝英、宿白、冀淑英、趙西華。1949年3月之前，編目工作結束。宿白、冀淑英、趙西華后来走上其他的工作崗位，常芝英完成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的成書工作。1957年，該書目付印，印了1000份，採用先排鉛字、後打紙型的印刷方式。
[關鍵詞]木犀軒藏書 李盛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 趙萬里 常芝英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是北大圖書館古籍善本的精華。筆者曾經寫過《木犀軒藏書進入北大圖書館的前前後後》一文[1]，追溯這批藏書的由來：1935年，李家即表示轉讓藏書的意願；1937年，李盛鐸去世，由袁同禮、胡適等與其家屬開始議價，但因抗戰烽火中斷；1939年底、1940年初，以40萬元的價格，歸入當時在北平淪陷區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1940—1942年，木犀軒藏書陸續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並由吳豐培、華忱之進行點收與編目；1957年，在趙萬里、宿白、常芝英等先生的努力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出版。
關於李氏藏書的整理與編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的《引言》云：“李氏書的整理工作，開始于解放之前。那時候由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領導，有宿白、常芝英、冀淑英、趙西華諸位先生參加工作。解放以後，宿、冀、趙諸位先生走上其他的工作崗位，萬里先生也因忙不能來，於是只由常芝英先生一個人做，偶然去請教萬里先生。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到現在，總算告一段落，把初步整理的目錄印出來以供學者們參考……一九五六年十月北京大學圖書館謹識。”
《引言》稱“李氏書的整理工作，開始于解放之前”，這是正確的。但是在趙萬里、宿白、常芝英、趙西華諸位先生之前，李氏書已經進行過編目。這是《引言》中沒有提及的。
一、1945年之前的李氏書編目
（一）李氏售书目录与吳豐培、華忱之的點收目錄及詳目
木犀軒藏書於1940年5月開始，到1942年末，陸續進入“北大”，點收人是吳豐培、華忱之。經清點，李氏書籍總計9686部，58203冊。
北大圖書館今存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2]，是此次清點的記錄。此本共5冊，第一冊封面貼有簽條“木犀軒李氏書籍”，第二、三、四冊封面均寫明“李氏書目第×冊”。第五冊封面寫“李氏書目（抵補配抄）第五冊”。與北大圖書館藏民国寫本《李氏書目》（索書號SB/012.1/1047a）對比可知，該複寫本全六冊，第六冊缺失。
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內文中的每個條目上方標有鉛筆寫的流水號，且流水號是連續的。例如，下圖中的“《蛾術堂集》十六卷，清沈豫撰，清道光十八年刊本”，流水號是“2250”。正與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目錄中，該書的索書號LX2250相符。此外，內文多處標明清點時間，例如下圖末尾“以上十頁共書九十種三百六十三冊，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說明該本所錄的條目按照點收時間順序排列。到第五册末为止，流水号從1號到9069號，點收時間從1940年5月7日到1942年3月23日。因缺失第六冊，所以該本并未涵蓋李氏書目所有的流水號，1942年3月23日也非李氏藏書進入“北京大學”後的最後清點時間。
此複寫本《李氏書目》，著錄了書名、版本項、函冊數量等等，已經是比較詳細的目錄了。那麼，此目錄完全是由吳豐培、華忱之所編的嗎？是否有依據的底本？
經考證，在該清點目錄之前，李氏已經編有比較詳細的售書目錄了。這在檔案和實物中都能找到證據。
據檔案記載：“二十九年蒙政府將所購李氏木犀軒書籍撥交本館庋藏，復承前王委員長交湯故督辦油印《木犀軒藏書目》十二冊，發交本館，派員查照目錄點收書籍……每收一種，即在原目上加以標記，并將書名、撰者、版本、冊數及見於原目之頁次一一開列書目，於點收完畢時，彙訂書目……具文呈報教育總署，轉陳華北政務委員會鑒核備案，旋奉令核准在案……”[3]
也就是說，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源於民國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十二冊。該油印本至今仍存北大圖書館，這是來自實物的證明。
油印本卷端題“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德化李盛鐸編”，索書號X/012.7/4058a。[4]共十二冊，以十二地支排列，自“子”至“亥”。前二冊（子、丑）按照經、史、子、集排列，經、史、子、集下面還分小類。自寅冊開始，未見明顯順序。部分頁書眉上方有圈點，很可能是點收時所作的記號。
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中，每條書目下方的地支加數字的標註，例如圖1中的《記事珠》一書，對應“辰17下”，指的是該書在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中，著錄於辰冊第17頁的B面。再結合前引檔案，因此，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即李氏售書目錄。
該本詳載書名、作者、版本、舊藏何家、題跋，函冊數量等等。例如油印本中：
《蘇平仲集》十六卷，明正統壬戌黎諒刊本，黃丕烈手跋，藩椒坡舊藏，八冊一函。
而民國複寫本作：
《蘇平仲集》十六卷，明正統壬戌黎諒刊本，內抄配多葉，黃丕烈手跋，潘椒坡舊藏，有藏記，八冊一函，丑十八上。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民國複寫本對於油印本的借鑒，但又有自己的修正和補充。因此，民國複寫本所錄的版本，大多源于李家售書目錄所記，但也略有不同。
綜上，李盛鐸編有售書目錄（民國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而吳豐培、華忱之點收时，根據此目錄，略加修改增補，現存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可証之。經比較，民國複寫本與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絕大部分書是相同的，但也有極少量書民國複寫本有，而油印本無；或油印本有，而民國複寫本缺。原因主要是：李氏書在進入“北京大學”之前，已經有少量借出、售出或丟失的情況，所以，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並非李氏全部書籍的目錄。該書目大致在1930年代，特别是在1935—1937年間編成；而1940—194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清點時，油印本《木犀軒藏書目》收錄、但在清點中發現缺失的書，由李氏用該本中未著錄的書來抵補。
吳豐培、華忱之在點收工作大體結束后，自1940年11月份起，開始對李氏書進行詳細編目：
“其纂次之方，大抵分類則依《四庫全書總目》，而參以丁丙《八千卷樓書目》、邵懿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諸書。如以'叢書之屬’列'雜家’，以代《四庫總目》'雜家’類'雜編’之屬，則依丁氏《書目》者也。別集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原不分時代，茲特別為漢至五代、南宋、北宋、金至元、明、清六期，則依邵氏《目錄標注》者也。其《四庫總目》分類不盡可依者，及四庫未著錄諸書，則折衷于諸家簿錄，更以管見參酌歸納焉。以此目為公庫之藏，故體例襲舊者多，而標新立異者少。”除了分類外，還要著錄書名、撰者、版本、冊數等。具體是：“至於著錄一書，則首列書名、卷帙，次記撰人姓氏，次記刊刻年代、版本源流，宋元刊更詳記行字。次記函冊書目，次附記卷葉之殘闕，版本之優劣，及諸名家之題跋鈔校，收藏過眼焉。每種著錄為卡片一份，以備為將來編印書目時之底稿，兼可供館中編制目錄卡片時參考之用。”[5]可惜的是，該詳目未見，只能從編目工作報告中窺其一斑。現存北京大學檔案館的《編輯大學圖書館庋德化李氏木犀軒書目三十一年一至十二月份工作報告》《編輯大學圖書館庋德化李氏木犀軒書目三十二年一至十二月份工作報告》便是吳、華兩位從事木犀軒藏書編目的工作記錄。根據這兩份工作報告，所做的不完全統計，自1940年11月，到1942年12月，吳、華兩位至少已經編目3619種，22728冊。其中，善本全部編目完畢，普通書在進行中。
圖2 《編輯大學圖書館庋德化李氏木犀軒
書目三十二年一至十二月份工作報告》
（二）北京大學圖書館木犀軒李氏藏書流水號的編成
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木犀軒李氏藏書，索書號採用流水號[6]，如：《哀怨集》1卷附《城南詞》，宋育仁撰，清宣統二年（1910）鉛印本，索書號LX/8053。再如：《風俗通義》10卷，漢應劭撰，宋刻本，索書號LSB/9092。
那麼，李氏書目流水號是什麼時候編成的呢？前面說過，民國複寫本《李氏書目》上有鉛筆寫的流水號，但該流水號並非由吳豐培、華忱之於1940—1942年點收時給出，應為1945年張心沛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時，組織人員點查時所加。
北大圖書館收藏有民國寫本《李氏書目》（索書號SB/012.1/1047a），藍絲欄，半葉8行，行字不等。每條條目上方，有用打碼器打上的流水號（個別流水號手寫），并有紅色圈點，應為點查標記。
該本依據1940—1942年的點收書目六冊所列的順序編號排列，缺少第一冊，所存第二冊自編號1437起，至第六冊編號9093止，当时已经到1942年12月16日了。編號9093後又續補3種，1949年12月，由李盛鐸後人贈送。
即：
9094《宋大家蘇文定公文鈔》二十卷，宋蘇轍撰，明茅坤批評，明刻本，殘存五卷（十六之二十），一冊。
9095《英政概》一卷《法政概》一卷《英藩政概》四卷，清劉啟彤譯編，清光緒十六年廣百宋齋鉛印本，一冊。
9096《唐荊川先生纂輯武前編》六卷，殘存四卷（一、二、五、六），明唐順之輯，清抄本，四冊。[7]
笔者查阅北大圖書館古籍部所存李氏書卡片，恰好是到9096號。所以北大所藏木犀軒李氏書的編號是從1號到9096號，应无疑问。
民國寫本《李氏書目》與民國複寫本的二、三、四、五冊內容及流水號完全相同。顯而易見，二者源自同一底本，但因行款不同（民國寫本半葉8行，民國複寫本半葉10行），民國複寫本并非複寫自民國寫本。
民国寫本《李氏書目》第六冊“滬存”，是民国複寫本没有的。“滬存”是什麼意思呢？李氏書曾將書抵押給天津大陸銀行、中南銀行，因銀行已將書運到上海保存，於是在1942年9月，淪陷區“北大”委託“文學院”教授王鍾麟、“大學辦公處”管理科科長汪健君赴滬提取。[8]這是進入北大的最後一批木犀軒書籍，寫本《李氏書目》的第六冊“滬存”，即收錄了這些書目，編號自9070號至9093號。
寫本《李氏書目》另附說明及簽條數紙。其中一纸云：“该函李氏木犀軒書前係雜亂擱置，查點時乃依據《李氏書目》六冊所列順序編號，逐部點查，於三十四年十月查畢。應共九千零九十三部、五萬八千四百十九冊。其中借出未還者二部四冊，全缺者八部三十七冊，缺短者一部。”
另纸云：“據王錫英、李澤咸二位先生說明，此單係三十四年五月（勝利前）張心沛接任館長時點查李氏書所開列之清單。”
寫本《李氏書目》數處有“點收入庫，王錫英”的簽字，並有王錫英的印章。再加上王錫英其時已多年擔任善本書庫的管理員，所以他的話是可信的。
也就是說，1945年，張心沛接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於該年的5—10月份，重新對木犀軒藏書進行點查，點查結果是：該藏書一共9093部，并據此給出9093個流水號（1949年12月新加的3個號除外）。也就是說，一部書大致對應一個流水號。[9]
那么，既然民國複寫本上就有鉛筆手寫的流水號，為什麼不是民国1940—1942年，吳豐培、華忱之在点收时加的流水号呢？這是因為：民國複寫本上面的流水號是鉛筆寫的，说明其所複寫的原本上面没有流水号；而且在流水号为10的“《说苑》残本十卷，北宋刊本”[10]旁边，铅笔注明“钱院长借”。钱稻孙約自1944年9月始，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1]，而北大在1940年代，沒有別的姓錢的院長，所以，流水号不可能編制於1944年之前，于1945年时所编是可信的。
綜上，約在1935—1937年，李氏已經編有較為詳細的售書目錄。隨著木犀軒藏書的點收，吳豐培、華忱之根據此售書目錄，编有简目。1940年11月份起，吳豐培、華忱之曾為李氏書編制詳細目錄，並考慮到分類和著錄項的問題，還有日後編印李氏書目的打算。另外，1945年張心沛接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組織人員再次點收，編制了李氏書目流水號，至今仍在使用。
二、1946—1949年，李盛鐸藏書的編目與整理
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乃至北大圖書館的職員大幅度更換，曾經從事李氏藏書整理和編目的吳豐培和華忱之均離開了北大圖書館。
1945年11月，袁同禮回國，代表政府，來北大圖書館接收。同年12月，袁同禮聘請余光宗擔任秘書主任，在毛准於1946年8月就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之後，余光宗仍繼續擔任此職位，直到1949年8月辭職。
當時，北大圖書館分為採錄、編目、典藏、索引、事務等五股，而統隸于秘書室，秘書室設秘書主任一人，綜理全館事務。所以余光宗的職位大致相當於副館長兼辦公室主任，整理並編制木犀軒藏書目錄之事，正是在其安排下進行。
據余光宗回憶，“溯自去年十二月杪，奉袁館長命，來北大圖書館整理館務以來，瞬經半載……編制木犀軒李氏藏書……此項圖書總計五萬八千餘冊，除編號總目業經編就外，去冬特組織編目委員會，請趙萬里、周祖謨兩先生指導股員四人，分別版本，依四庫分類立片，以備刊印書目。此項工作已完成三分之一強。”
也就是說，從1945年底、1946年初開始，北大圖書館開始編輯木犀軒李氏藏書的詳細目錄。這裏提到的“袁館長”，即袁同禮，其時代理北大圖書館館長。所說的“編目委員會”，由館長袁同禮、秘書主任余光宗、名譽指導三人（趙萬里、周祖謨、孫楷第）組成，從事整理特種圖書（木犀軒李氏藏書及馬氏藏書）工作。具體分工是：趙萬里、周祖謨率領四名中文編目股的工作人員，編制木犀軒李氏藏書目錄。而孫楷第主持鑒定馬氏小說版本並編寫提要。後來，在一室（秘書室）五股外，又設立了特種圖書編纂部，職員由圖書館臨時調派，主要任務也是整理李氏及馬氏圖書。[12]
趙萬里是著名的版本學家，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室主任，並在北大兼課，他的中國史料目錄學，是史學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
周祖謨是語言學家，並不以版本鑒定見長，他其時受聘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兼圖書館專門委員、文科研究所秘書，以及《國學季刊》編輯委員。[13]可能因其圖書館專門委員的身份，所以與趙萬里共同負責李氏藏書的編目。
孫楷第是著名的小說研究專家，1946年起，他被聘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小說史和戲曲史。他與馬廉有舊，為寫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曾經遍覽“不登大雅之堂”藏書，由他來負責鑒定馬氏藏書版本，堪稱得人之選。從現存史料得知，在孫楷第的指導下，到1946年6月，整理馬氏小說戲曲共230種，制目片240張。[14]但之後就沒有了下文。1947年孫楷第生了重病[15]，1948年暑假之後，離開北大，前往燕京大學教書，很可能整理馬氏藏書之事因此中輟。
而李氏書的整理編目一直順利進行。自1945年末到1946年6月底，大約半年的時間，已編目完的書（審定，寫片）有3716種，排目錄片4062張，修理書籍259冊，即“已完成三分之一強”。[16]當時，具體負責李氏圖書整理編目工作的四位工作人員是：宿白、常芝英、冀淑英、趙西華。從事李氏藏書整理時，常芝英、趙西華、宿白是北大圖書館編目股股員，而冀淑英的職位是助理。[17]
常芝英（1905—1984），本名葛孚英，河北宛平（今北京）人，畢業于孔德學院，法文名Irène，她的丈夫常惠（維鈞）是老北大法文系畢業生，《歌謠週刊》編輯。1924年兩人結婚，胡適擔任證婚人，魯迅送上一部《太平樂府》作為賀禮。婚後，葛孚英改名常芝英。曾任師大圖書館事務員，1946年8月入北大圖書館，1950年評定職級為館員。她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的主要編纂者。
宿白（1922—2018），遼寧瀋陽人，著名考古學家，版本學家。畢業于北大文學院史學系，編李氏藏書目錄時，他除在北大圖書館就職外，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
關於趙西華，能查到的資料很少，只知道她比宿白先生年長一歲，1921年生，山東益都人，輔仁大學國文系畢業，在到圖書館工作之前，曾是唐山培仁女中國文專任教員。
冀淑英（1920—2001），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河北河間人，1942年畢業于輔仁大學中文系。曾任開封靜宜女中教員。1945年12月至1948年8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1949年後到北京圖書館，歷任古籍善本部助理研究員、研究館員。此外，還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副主編。
關於李氏藏書的編目工作，宿白先生回憶：“1945年，因當時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之介，我轉到北大圖書館參加李氏書的編目工作。1947年，雖又回到文科研究所兼讀研究生，但下午仍去圖書館上班，一直繼續到1950年。在圖書館工作合起來大約有三年多時間。這三年多，我實際是又學習了一門實驗性的目錄版本學。指導我們編李氏書目的是北平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趙先生一般都是上午來修改我們寫的編目卡片。遇到重要書籍，趙先生就要評議一番，而李氏書中被趙先生認為是好書的又很多，於是趙先生來一趟我們就有可能上一次課。聽趙先生講課是很過癮的。他說版本鑒定是書皮之學，要自己多琢磨。只有我們卡片上寫的太離譜了，他才講些他的經驗和識別方法，他每次評議的主要內容：1）往往是從弄清楚它的承襲關係來解釋某書的某個本子為什麼好；2）議論李盛鐸的題記和他的校書方法；3）李盛鐸收藏某些書的歷史背景。這些都是從書本裡找不到的學問。”[18]
冀淑英先生回憶：“1945年抗戰勝利，北京大學復員，準備整編抗戰期間收購的李盛鐸氏藏書。李盛鐸是近代著名藏書家，藏書有9900多種，其中純版本性質的古籍很多，還有一部分歷代流傳有自的宋元本，其中大量的是明清刻本、抄本，包括明清以來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寫本、朝鮮古刻本。整編工作就是將這些書整理編目，每種做一份目錄卡片，卡片著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分類和書中有何人批校題跋。當時一起工作的還有宿白、常芝英、趙西華三位，館方請趙萬里先生指導這項工作，遇到問題可隨時請教。這是我接觸版本之始。面對這樣豐富的藏書，就成了我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啟蒙教材。編目工作是非常難得的在實踐中學習的大好機會。1948年整編工作完成，編為《北京大學藏李氏書目》，195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19]
這兩位先生的回憶中，可以看出：（1）趙萬里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2）李氏書整理編目的工作方式是：審定版本後，每種書做一份目錄卡片，著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分類和書中有何人批校題跋。
另外，從兩位先生的回憶中看出，整編李氏書目的起始時間是1945年，而所述的結束時間不同。冀淑英先生非常明確地說：1948年整編工作完成。宿白先生稱，他在圖書館的相關工作一直繼續到1950年。另據1949年3月18日下午北大圖書館館務會議記錄“常芝英提：李氏書卡片已將排竣”。也就是說，最遲至1949年3月，李氏書的編目工作已經完成。那麼，之後就是《李氏書目》的寫成與出版工作。
三、1949—1957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的成書及出版
根據1949年北大圖書館職員名錄，宿白、冀淑英、趙西華三位先生已離開，到別的崗位，只有常芝英先生還在圖書館，繼續從事“掃尾工作”。
所謂的掃尾工作，應該是整理出版李氏書的目錄。據1949年3月18日下午的《館務會議第一次記錄》：
常芝英提：李氏書卡片已將排竣，應出版特藏目錄，分別作函套，書內夾放樟腦，並請購舊紙舊線，添專用裝修工人一名。
議決：印目錄及作套編入預算。添用工人涉及人事，應另向學校探尋。
也就是說，由於常芝英先生的提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20]的編纂及成書，此後正式開始（之前只是寫卡片及排列卡片，是出版《李氏書目》的準備工作）。
北大圖書館現存《李氏書目》的清稿本、清樣與紙型。清稿本及清樣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從中可以看出《李氏書目》成書的過程，以及《李氏書目》編纂者古籍概念的某些轉變。
《李氏書目》分經、史、子、集、叢五部，前四部大致按四庫總目排列，略有增改。清稿本和清樣的面貌，與此大體類似，其中，經、史、子、集、叢的五個大類及下面的小類是相同的，書目的具體排列順序也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差異，顯示出該書目的成書過程。下面一一說明。
（一）《李氏書目》的清稿本
清稿本用10行25字的紅格“北京大學稿紙”抄寫，殘存經部和史部，其中經部缺易類、書類、詩類，史部全。
清稿本與正式出版本的分類及條目基本上是相同的。清稿本中的大類與小類均為用鉛筆書寫。比如“禮類”“一周禮”。據此，筆者推測，《李氏書目》系根據一定的分類規則，從目錄卡片抄錄，用鉛筆寫大類及小類名字，是為了修改的需要。
清稿本上面有鉛筆及紅筆校改。改動之處有：
1，對於個別錯誤與脫漏的修改。
2，標明疑問之處。
例如“《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二卷，宋劉氏天香書院刻本（楊守敬跋，袁克文跋）”[21]，清稿本此處有夾條“《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下注宋劉氏天香書院刻本，是否有誤，請查明”，正式出版本未改動，可能核查後無誤。
3，對於個別版本信息的補充。
一般是補上現存卷數或補上批校題跋情況。
例如：“《安南志略》十九卷，元黎崱撰，清抄本。”
清稿本增補為：“《安南志略》存一五卷（卷一至二，卷一五至一七），清抄本，章愫跋。”正式出版本同清稿本。[22]
4，一些古籍概念表達上的改變。
“補修本”改成“修補本”。
例如：“《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元大德刻明嘉靖補修本。”
清稿本用對調號表示“補”和“修”要顛倒位置。正式出版本上也將出版項改為：“元大德刻明嘉靖修補本。”[23]
“影刻”全部改為“覆刻”。
例如：“《禮記》二十卷，漢鄭玄注；《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二卷，清張敦仁撰，清嘉慶十一年（1806）陽城張氏影刻宋淳熙抚州刻本。”
清稿本將版本項改為：“清嘉慶十一年（1806）陽城張氏覆刻宋淳熙抚州本” ，正式出版本同清稿本。[24]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清稿本體現了善本概念的調整與改變。《李氏書目》既包含善本，也包含普通本，其《凡例》規定，“善本範圍包括下列幾種書籍：清乾隆以上精刻本、舊活字本、舊抄本、批校本、稿本、稀見本、保留本，及朝鮮日本等舊刻本、舊活字本、抄本。”《李氏書目》中的善本，在索書號前加“□”表示，例如“李□7583”表示善本（清稿本基本用漢字表示索書號，即“七五八三”）。還規定“為區別起見，善本頂格排，普通本低一格排”。在清稿本中，善本和普通本確實按照凡例的方式排列，但也有多處用“↑”“↓”符號表示調整。活字本一律標“↑”，表示作為善本處理。凡是清康熙、雍正、乾隆刻本，一律標“↑”，表示應為善本。而清道光刻本旁邊標“？”。也就是說，很可能在編纂清稿本《李氏書目》的時候，編者對於清刻本到底算不算善本，還比較猶豫，到後來才確定，清乾隆以上刻本（包括乾隆刻本）是善本。
5，清稿本上有一些格式的修改，均為正式出版本採用。
（1）“木齋先生”全部改為“李木齋”。
（2）作者或編者是古代帝王的，一律在廟號之後，加上帝王的真實姓名。如“唐玄宗”改為“唐玄宗李隆基”。
（3）多部書，用“又一部”表示。
例如：“《春秋世族譜》二卷《補》一卷，清葉蘭撰，清嘉慶刻本。”
此頁有夾條“《春秋世族譜》有二〇部，第二部以下是否可以用'又一部’來說明，如此似乎可以節省一點。其他類似情形同樣考慮。”清稿本原把這二十部逐一抄錄，並注上流水號（索書號）。正式出版稿改為：
“《春秋世族譜》二卷《補》一卷，清葉蘭撰，清嘉慶刻本，（二〇部）四十冊，（李4008至4027）。”[25]
之後清稿本遇到同一種且是同一版本的書，存在多部的情況，都標明“又一部”。正式出版本，或者如《春秋世族譜》那樣寫出具體部數（部數太多的情況下），或者標“第二部”“第三部”等等。
（4）清稿本用“清同治七年”等舊式年份標記法，并在該行上方，用鉛筆標出西元年——一八六八。而出版本用“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正好相對應。
也有清稿本未標出修改，而正式出版本徑改的，例如：
1，“不分卷”全部改成“一卷”。據1982年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條例》：“凡原書未分卷者，一般稱不分卷。篇幅雖少，首尾完整者可稱一卷，篇幅較多者應注不分卷。”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把“不分卷”統改成“一卷”，有簡化之嫌。
2，清稿本中的民國紀年，在出版本中，一律改為西元紀年。
也有清稿本中提出的意見，正式出版的目錄未採用的，例如在“《英語集全》六卷《讀法》不分卷《切字論》不分卷，清唐廷樞撰，清同治元年緯經堂刻本，六冊，五八四四”處，清稿本夾條“英語文者，應放在後面作附錄”，但正式出版本未改動。[26]
（二）《李氏書目》的清樣
清樣系鉛字印刷，殘存經部、集部，叢部。每一頁均用紅筆打“√”，表示此頁校對完畢。有少量修改，多用紅筆，有的是修改錯字，或者補寫不清楚的字。更多的是對於格式方面的修改，以及出版付印的要求。
1，對鉛字及排版方面的要求。
例如“《蘭雪集》二卷《補遺》一卷，明童珮撰，明梁溪談氏天籟堂刻本，一冊，李□4825”[27]，該條“談”模糊，旁邊重寫該字，並注“換好的字，不清楚”。這樣的標注有數處。所以，應該是先用鉛字排版試印出清樣後，然後在清樣上修改，再正式印刷。
還有一些格式方面和排版方面的要求。如“排齊”“排平”“提一格”“低一格”“此二行可合併一行，第二三版補加的一行可推前至此版”“排勻一些，寬緊不一樣”。
2，對出版信息的提示。
清樣上有“三校”“肆校”字樣，可知《北大圖書館藏李氏書目》至少經過了四次校對。又有“請打紙型一份，改正後付印”“印完打紙型”“大翻版印”等，可知印刷方式是鉛字排版，然後打紙型印刷。另外還有“改正付印1000本”字樣，可知此套書目的印刷量大致是1000冊。清樣還標有“57-2-5日”“57-4-17”字樣，由此可知，很可能此書的印刷時間是1957年，《引言》中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只是寫序的時間，並非付印的時間。
從清樣可以看出，《李氏書目》經過了四校，鉛字排版後，打紙型印刷的[28]。印刷于1957年，初印1000份。印刷方式是大翻版，即一種雙面印刷方式，在紙張的一面印刷後，繼而縱向翻轉。
保留至今的，還有一張紙型，是《李氏書目》的43—44頁。自“史部傳記類”的“《龍先生（友奎）行狀》一卷《家傳》等一卷”到“《孔子年譜綱目》一卷《孔子弟子傳略》兩卷”。這是來自實物的證明。
還需說明的是，張玉范所編《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29]，認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引言》是向達所寫。因向達於1949—1958年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且是古籍專家，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的出版，与向達的支持和指導密不可分。
四、北京大學50周年校慶善本展覽與《李氏書目》
據宿白先生回憶：“編李氏書的過程中，適逢籌備北京大學50周年（1948）紀念展覽，圖書館要陳列善本書籍。大約在1947年底趙先生選好了一批書，要我們每種寫一短篇介紹文字。1948年暑假前一切已大體竣工，不料暑假期間，趙先生突然召集我們說，教育部有可能要北大南運一批善本，我們要在選陳的好書中至少撤下20種，以防遺失。我問：種數已上報了怎辦？趙先生想了想，要我趕快補選一批日本刻本替換。這樣，我們就把原選上的有宋元間人批註的傳世《尚書偽孔傳》最早的宋刻本、宋兩浙東路茶鹽司最早合刊鄭注賈疏的《周禮疏》、宋刻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天香書院刻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宋建陽刻本《史記集解》、宋刻本《大唐六典》、宋刻本《新序》、宋刻本《說苑》、紹興二十年饒州刻本《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宋刻本《國朝二十家名賢文粹》、宋刻本《孟東野集》、宋刻本《臨川先生文集》、宋刻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元刻本《重校正地理新書》、明秦氏玄覽中樞抄本《隸釋》、明姚舜咨抄本《雲麓漫鈔》、明抄本毛扆校《宋元名家詞》等20種大多屬於李氏書中的上上品和重要書籍撤了下來的，補替了朝鮮刻本一目10種和日本刻本經部8種，集部2種。這件事倉倉促促，基本上剛就緒，北大出版社就來催展覽善本的說明稿。新寫的20種介紹文字，沒來得及請趙先生審閱就付印了。紀念北京大學50周年的善本展覽說明——《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公開發行後，留心古籍的先生們奇怪《善本書錄》為什麼把李氏收藏的精華漏掉了不少。這個問題一直沒人說明。現在可以借此機會作點必要的回答了。”[30]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是在趙萬里和王重民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宿白先生負責其中的朝鮮和日本版本部分。從宿白先生的回憶可以看出，編輯李氏書目錄的工作，對於北京大學50周年紀念活動中的北大圖書館善本展覽起了重要貢獻。而且，展覽的說明《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中有若干李氏書和馬氏書的提要，可供今天參考。
有意思的是，《李氏書目》出版後，遠在臺灣的前北大校長胡適也看到了該書。據胡適1962年2月9日日記：
京都匯文堂寄到一批書，中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盛鐸，木犀軒）書目”三冊，引言說是北大所藏李氏書的全部目錄，總共有“書九千零八十七種，五萬八千三百八十五冊”。引言題“一九五六年十月”，說整理李氏書是趙萬里最早領導的，其時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最後完成此錄的是常芝英一個人。
我翻開史部地理類p.85有：“《水經注》一卷，戴震校正，微波榭刻本六冊。”（李4758）戴本原裝十四冊，而不分卷，故此目寫作“一卷”！又p.86有：
《水經》校稿一卷，戴震撰。《文選注》引《水經注》一卷，孔繼涵輯，稿本一冊(李□7853)。
這就是我題作“水經一卷”的稿本。
號碼“李”字下作□的是善本，無□者為普通書。[31]
在《李氏書目》的清稿本中，原有兩條書目著錄“胡適校”“胡適跋”，即：
《水經》校稿不分卷，清戴震撰。《文選注》引《水經注》不分卷，清孔繼涵輯，稿本（胡適校），一冊，李□7853。
《水經釋地》不分卷，清孔繼涵輯，稿本（胡適跋），一冊，李□8191。
清稿本中的“胡適校”“胡適跋”均用鉛筆劃去，在正式出版本中，也同樣刪去。[32]這種對原書版本信息的部分刪除，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季刊》第十七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季刊》第十七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栾伟平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