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文明地标，与中华大一统意识的形成
南宋诗人陆游写过两首著名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另一首“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在南宋时期，轮台、天山都在新疆，沧州在北方，而陆游两岁的时候北宋就灭亡了，这些地方他根本都没去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陆游虽然活得挺悲催，但他的思想深处却隐藏着一种宏大的潜意识。那就是从隋到两宋，大一统的帝国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群体的共识了。
那这种中国的大一统意识是如何形成乃至强化到最后渗入血脉之中的呢？
这就与古代中国一系列文明的地标有强关联度。
秦帝国——驰道、直道编织统一
众所周知，中华帝国的第一次统一来自于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秦朝。
秦始皇以其统一的标准来说，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这是历史教科书上常说的。
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措施，秦始皇修建了秦驰道与秦直道。
古代驿站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驰道修筑。以咸阳为中心修筑成向外辐射的驰道有通洛阳的东方大道、通南阳的武关道、通太原、河东郡的临晋大道、通汉中、蜀郡的秦蜀栈道、通陇西郡的西方大道。
秦驰道连接六国的示意图
史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驰道的修建，主要是将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道路进行连接和整饬，对于整合原六国的商业、文化交流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一点，逐渐在接下来的汉帝国的延续发展中，越来越成为帝国统一的㡳层逻辑。
所以即使在三国时代，无论曹操、诸葛亮、孙权等都有了＂天下＂的意识。
秦直道——统一的朦胧意识。
秦直道是秦始皇修建的军事交通工程，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筑，历时两年半。从咸阳（起点为现咸阳淳化县）到九原郡（现包头附近）。全部用黄土夯实，全长736公里。
秦始皇为了抗击匈奴命蒙恬率领10万工人修建。据说这个秦直道可以跑13辆马车，可以说是货真价值的“高速公路”。
但秦直道主要为军用，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演变为商贸用途。而一旦成为商用，说明南北之间的百姓才会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隋朝大一统地标－－京杭大运河
我们开始说的陆游的大一统意识的强化，就跟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贯通南北的关系很大了。
杨广第一次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串联成一个整体，由此启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必然成为促进帝国统一的强大力量。
那有人可能质疑，杨广连隋朝的统一都没法继续，你的说法怎么立得住？
没错，杨广穷兵黩武把自己搞死了，但是大运河带来的整合力量，被之后的唐宋反复强化了。
现代历史学界，会把大运河工程，看成杨广政治抱负的具象符号。要知道，杨广的年号叫“大业”，什么是大业？就是一统江山。
隋朝大运河
有人会说：“杨广继位的时候，就是一统的江山呀”。
但是，这个统一其实是个表象。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统一之前，算上东汉后期，中国分裂了400足足多年。从东汉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方是五胡乱华，打成一锅粥，南方是宋齐梁陈，也是乱得很，统一的滋味大家早就忘了。
所以，隋朝的统一，隋文帝杨坚的统一还只是版图的统一，不是精神的统一。
杨广继位后就要解决这个精神统一的问题，他是怎么做的呢？
打个比方，他就像蜘蛛侠那样，先是一个弹跳，把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然后从洛阳向东南和东北，射出两条蛛丝，一条抓住杭州，一条抓住北京，两条蛛丝合起来就是2700公里长的大运河。
那一个大运河就能解决国家的分裂问题吗？就能完成精神上的统一吗？
这就要回到大工程的特点：
一，巨大投入。杨广的爸爸隋文帝很会攒钱，他死的时候，国库里堆满了钱和粮食。这些钱粮足够杨广启动大运河工程。
二，超强动员。说干就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器和士绅百姓，几百万人都被动员起来。
这两条既展示了大隋王朝的国家实力，又彰显了杨广个人的领袖魅力。大运河完工之后，杨广还三下扬州。
很多批评他穷奢极欲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下江南其实是一场国家级的公关大秀，浩浩荡荡的船队本身就是威慑力，被公关的是江南的世家大族。杨广恩威并施，到了江南专门宴请他们，联络感情，打成一片，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这么做很能征服人心，也说明杨广还是很有魄力的。
所以从历史遗存来看，隋炀帝杨广的一系列交通建设，经过唐宋六百年的运转，南北经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两次民族大融合，对中华帝国的大一统精神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忽必烈一 连通世界岛
由于欧亚大陆己在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蒙古人对于商贸也极为重视。到了忽必烈时代，欧亚大陆己成为一个蒙古特色的世界岛。
为了发展中西交往，忽必烈修建大都，改造大运河，还大力修建供商贸使用的驿道。
营建大都定重心
在汉臣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营建大都，1674年，这座按汉人风格营建的巨大都城——“大都”（北京）正式成为中国的政治与商业中心。建成后的大都，因为处于陆运、海运、漕运的中心，自然而然的成为蒙古帝国各藩国觐见、交流、商贸的指定中心。
如果说杨广的功绩在于将中华民族的视线拉到了北方草原边缘，那么忽必烈对于大都的营建，则开始了确定了这个国家的重心意识。
元大都平面图（陈高华著《元大都》）
改造大运河，启动海运，打通北京通道
与此同时，忽必烈对于大运河进行了有效的改造，为使大运河的船运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元政府又修建了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史称“会通河”，整个工程用工250万、花费巨大。
为确保南方的粮食能够安全顺利的到达北京，甚至北上蒙古。忽必烈在1282年，还命令水军将领朱清与张瑄，历史性地通过海运大规模运送粮食与货物。这是确保大都货运不受气候影响的重要途径。
元朝的海运与漕运
构建帝国的动脉
元帝国的河西驿道而言，沿玉关通道旧基修筑了通往西域的驿运大道，由边疆直通大都。驿道沿途设立驿站，由边防直到京师。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每10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每铺设铺兵5人。
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其主干线“自兰州渡河至肃州一千五百里，又至嘉峪关七十里，为内陆；其在嘉峪关以外至哈密亦一千五百里”。由此可见，忽必烈对河套地区的商路驿运极为重视。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中国有1400个驿站，共配备5万匹马，8000多头骡牛，4000辆货车、6000条船，在任何地方，只要相隔不到40里就会有一个驿站，并有专职人员在驿站工作。（《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驿传制度》彼得.奥勃理赫特：）
忽必烈对于商人的关心以及在鼓励贸易上的努力给中国经济与地理意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元朝虽然统治短暂，但第一次给中华的统一观念中延伸了蒙古草原、西域新疆的概念。
明清的强化，大一统观念的强化
明朝初期虽以长城为界，但自从“隆庆开关”，南北交流逐步加强。但到了清朝，又是四海一统。蒙古、新疆、东北、西藏、内陆等融为一体，各地的道路不再设关隘。汉人做生意的通过蒙古远至俄罗斯，也可以通过新疆远销中亚。大运河、驿道及各种道路。
随着商贸往来，清政府对于移民的鼓励开垦，从明朝7亿亩耕地一下子至清末时达到14亿亩。人口的快速膨胀，以及向边疆不断移民与定居。各地域之间的人民往来交流更加密切。
至清末时，近代化的交通工程不断兴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报线的出现。一下子将边疆与内陆的距离瞬间拉近。
1905年，关东铁路天津至沈阳线开通，内陆与东北的交通动脉形成，标志着东三省正式建省，并融入中国省际范畴。
芦汉铁路开通,湖广总督张之洞坐上首班列车
1906年，芦汉大铁路纵贯大江南北，将北京与汉口相连，一时间，货如轮转、人如潮涌，北京作为首都地位愈发不可动摇。
中国也因此形成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置的特色格局。至此，两千年来的中华一统的意识在二十世纪初己呈不可动摇之势。形成了中华“五族共和”的大一统地理范围与民族意识观。
而这种二千年来的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始终是绕不开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地标与道路工程。
这些文明的地标潜移默化着我们这个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观念。
参考资料：
《汉书·贾山传》
《忽必烈的挑战》杉山正明
《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英】)崔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