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一封佚信
近段时间翻阅旧刊，发现丁玲的一封佚信，未收入《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丁玲作品集，也未在丁玲年谱等其他文献资料中提及过。佚信刊载于1946年4月11日《消息》第2期,是目前为止仅见的丁玲作于1946年的信函。
《丁玲全集》第12卷也即书信卷中收录的丁玲书信自1928年起，一直持续到1986年，然而具体到年度分布却不均衡。据笔者统计，《丁玲全集》第12卷共收录丁玲书信229封，以1949年为界，此前共收录23封，此后有206封，并且主要集中在1977年后（共有182封）。作家在私信中往往会谈及个人的境遇、思想、情感以及对于人物世事的看法，因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透露出作家的真实情感乃至历史真相。惟其如此，丁玲在1949年之前的书信由于存世数量极少而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目前所见只有1947年致逯斐、1948年致萧三、甘露和致逯斐这三封信函，因此本次新发现的丁玲佚信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丁玲此时期的认识。全文如下：
通过信函内容可知收信人此前不在上海，近期方才抵沪，而且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丁玲信中所谈之事基本上都与出版有关，不仅让收信人设法多寄些书报，而且全权委托收信人代她去向出版机关商谈收回版权并处理后续事宜。虽然无法通过该信内容直接锁定收信人是谁，但是也提供了一些关键线索，收信人必然是丁玲信任的出版界中人，此时正身处上海，又与冯雪峰等左翼文人熟悉，所以才会将著作版权收回及后续出版事宜全权委托。综合来看，叶以群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他不仅有着超强的活动能力，而且左联时期与丁玲在诸多事务上有着密切联系，且于1946年受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委派将1943年使用地下党组织经费设立于重庆的新群出版社迁至上海。
早在左联成立之时叶以群不仅在日本负责建立东京“左联”支部，而且还与东京“教联”和“社联”联合成立“文化总同盟”。回国后叶以群担任左联秘书处干事，后又出任左联组织部长，负责建立左联安徽分会，并受左联委派与丁玲、艾思奇等成立“上海反帝大同盟”。抗战时期叶以群赴重庆协助茅盾领导和组织文艺工作，丁玲还与叶以群、田汉等一道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消息》“作家书简”栏内或者能够考证出收信人为叶以群的还有第1期上《作家书简二 臧克家》（已收入《臧克家全集》第11卷），第3期上《文化人在晋察冀——作家书简之四》为艾青致叶以群信（详见解志熙《艾青诗文拾零》），第4期上《作家书简五 刘白羽》中的收信人也能确证为叶以群。其中刊载于第3期上的艾青信函与第4期上的刘白羽信函与丁玲信函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联，能够作为收信人为叶以群的佐证材料。艾青信函内容如下：
综观艾青信函与丁玲信函有着诸多关联处，均谈及出版事宜，而收信人之前不在上海，且已于1946年抵沪负责出版事宜。相较而言，艾青信函中所给出的信息更容易确定收信人身份，该信函已于2010年由解志熙发现并进行考释，收信人为叶以群。艾青在信中说他与丁玲等人此时均在张垣（张家口），因而必然能够及时互通信息，故此在得知叶以群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负责筹办出版社后先后去信委托其办理出版事宜。
刘白羽信函内容如下：
刘白羽此信此前未见收录，当属佚文。据查该信中提到的《幸福》于1946年6月由新群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编辑者为以群（即叶以群），《生活》未查到，疑似题名改为《延安生活》由现实出版社于1946年4月出版（是否由叶以群代为推荐尚不得而知）。另外，刘白羽信中提及的《破晓》（上）刊发于《文哨》1945年第3期上（“小说·速写创作特辑”栏内，末尾标注有“未完”字样），而该刊编辑兼发行人正是叶以群。综而观之，可以推定刘白羽此信的收信人为叶以群，并且信中也直接谈及丁玲来信让他去张垣的情况，由此可见他们彼此信任互通信息而并不隐晦。
综上所述，丁玲、艾青和刘白羽等人对于叶以群奉党组织委派于1946年抵沪创建出版社一事应当都是知情的，之所以将著作出版事宜交由叶以群代办实际上也并非单纯出于个人情谊，而是缘于叶以群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交付的任务。早在1945年6月8日叶以群协助茅盾在重庆创办了中外文艺联络社，茅盾任社长，但实际工作是由总编辑叶以群和经理冯亦代两人负责。1946年1月5日，又开始在上海以茅盾、叶以群的名义主编中外文艺联络社的机关刊物《文联》。也正因此，丁玲等人作为解放区极具代表性的作家给此时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上海的叶以群写信谈及作品出版事宜是顺理成章的，叶以群对此也责无旁贷。
写信给叶以群，丁玲等人信中除了谈及少许个人情况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作品出版事宜，并且涉及获得收益情况。之所以如此，与当时丁玲等人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关联。由于1946年初中国局势并不安宁，国民党军队抓紧抢占战略要地，封锁前往东北的通道，丁玲等人原本打算去东北却因此不得不滞留张家口。局势紧张也导致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如同艾青所言的那样供给标准不如从前，因此丁玲、艾青和刘白羽方才会如此热切地希望从因抗战中断八年而现在逐渐恢复的上海出版业获得稿费和版税以提供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