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近芳袁世海要改动《霸王别姬》:一定向梅兰芳先生汇报,得他批准,要在他的指导下

南美四国的观众看懂了《霸王别姫》一剧。在虞姬自刎时,许多观众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有人甚至赞《霸王別姬》是莎翁的名——《奥瑟罗》式的悲剧。一位著名诗人为此写出动人的诗篇,赞我这霸王是“爱情霸王”,赞虞姬是“东方皇后”。

我和近芳在兴奋之余,不由回想到出发前的修改,品味到美好的果实无不来自重要的培植过程。

当时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动这样一出经过几十年舞台实践的梅派优秀代表剧作,艰巨性可想而知。

如何才能争取时间少走弯路,我和近芳的共识是:一定向梅兰芳先生汇报,得他批准,要在他的指导下,创作出一个国际版本的《霸王别姬》。商定我来主笔,由近芳到梅先生那里汇报、请教。

动笔前,我认真回顾了前几次出国演出的情况,文戏《将相和》《黑旋风李逵》反映很好,《除三害》相对较冷。联想到在科班时,《除三害》只唱《问路》剧场效果也不太热:后来看了郝寿臣老师和高庆奎先生的全本《除三害》,包括《碰窑》《问路》《打虎》《斩蛟》,我们摸索着排成全本的,戏才红起来。国内唱尚且如此,何况出国?细分析是只演老先生劝说周处改邪归正,观众不明白来龙去脉所致。

同理,《霸王别姬》出国演出也只演《别姬》一折。也曾听说某团去欧洲演此剧,外国观众认为黑脸的项羽性情粗暴,他的美貌夫人忍受不了其粗暴行为,被逼自杀了。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主要也因为观众只见项羽不是瞪眼就是发火,却不知霸王被困垓下遭遇十面埋伏,一切尽在绝望中的剧情。

于是,我和近芳进一步明确了修改的指导思想:表演精华不变,立足于完善剧情的贯穿,提出从诈降开始到舞剑自刎为止;时间压缩靠从人物的上下场、舞台调度诸多新处理来争取,删改与情节无关的场次。

再有,增加霸王对虞姬关怀的表演。唱《垓下歌》时想到与虞姬就要分离泣不成声,最后用十分感人的哭腔演唱,如此将霸王与虞姬之间的距离拉近。

那天,近芳赶到梅宅汇报以上想法时,她回忆:当时天色已晚,院子里悄然无声。原来梅先生患病了,她欲改日再谈。福芝芳师娘听明来意,说:“出访是国际大事,不能误。”拉近芳进了屋。

梅先生斜倚在床上,满面病容。近芳不愿麻烦病中的先生,掩饰说来看望,梅先生当然判断出近芳这么晚还来,一定有要事。他听了修改设想,起身下地指出:第一次带整本《霸王别姬》到国外演出,是有开拓意义的。嘱咐演这出戏,要把三点:故事情节的紧凑性、人物塑造的准确性、动作的目的性。精练,语重心长。他听说为避免戏散,自虞姫自刎结束,不带霸王乌江自刎。恐自刎后的虞姬,不能像在国内演出那样,由官娥遮挡走尸下场,使霸王尴尬在场上。

梅先生想了想对近芳说,这里的表演要加强舞蹈性,舞剑本身就带有舞蹈表演性质,虞姬可以走一个软僵尸,霸王转身看到,痛惜悲伤,赶快拉幕,待霸王伏在你身上时,大幕已闭。这样处理更含蓄一些,你看呢?

我听了近芳带回这样的处理方法,连说高明,由衷佩服!

近芳又说,梅先生讲到这里时已是满头大汗,她不忍心再打扰下去,坚持要走。梅先生摆摆手说没关系,让近芳把舞剑的身段再走走看,近芳只好遵命。梅先生边看边指导她舞剑的动作要精练,扎四门要用两个对称的动作,一顺边就给人以重复的感觉。梅先生再次分析了虞姫的舞剑动作是有层次变化的:开始是为之解忧,后来就变成了与之诀别了。当她舞到霸王面前时是强颜欢笑,抑郁中显得优美动人;当舞剑背对霸王时,虽是在自我克制,仍显得心情沉重、愁眉拭泪,悲剧的氛围应浓烈。在表演上,要保持美的造型,不能狂舞,要掌握好分寸。

说着梅先生不由得比画起来,并把动作的要领做出来让近芳看。

临别,梅先生还表示“但凡我身体好些,一定去看你们戏的审查”。

天晚没有公共汽车了,梅先生请司机开车将近芳送回家。

虽说那时我和近芳都已是京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演员,然而尊师重道,在我们心目中是摆在首位的,深知要改动梅先生的这出经典作品,固然是在领导的倡导下,是出国演出的需要,但作为晚辈心目中十分明确尊师才重道之理,要改,首先求得老师的同意并在老师指导下来完成。

梅先生不愧为师之楷模,重道却不保守,敢于让学生去突破自已,鼓励支持创新,还帮助出谋筹划,教得认真、想得仔细。

再回忆当年,为赴日本演出,我和梅先生排到霸王已被困九里山,狼狈不堪地丢盔弃甲再次上场时,梅先生见我与他的表演不符,停下来问:“等等,这点怎么回事?”我说:“这点我和近劳演,虞姬见霸王战败而归,心疼地把我(霸王)搀进大帐,就改成不见礼了。”梅先生立即点头说:“这样表现,好,好好,咱们也这么演。”

真是呀,堂堂的梅大师肯于借鉴晚辈的改动,不愧为一代宗师!京剧的振兴多么需要这样的师者,多么需要有这样的后学者!

回国后,梅先生闻知《霸王别姬》在国际上演红了,很是欣慰,激动地说:“你们把《霸王别姬》又创新了,走上了世界舞台!"”

京剧《霸王别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凝聚着梅先生不懈追求的心血,也是同行们共同团结努力的结果。

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国民间艺术团在完成任务后,必须先飞到瑞士休整,换乘飞机。在瑞士的伯尔尼休整的同时也是在等待签证,如果成行,准备去美国、墨西哥、葡萄牙和西班牙。

直到下旬,签证尚未办妥,匈牙利事件爆发。

十一月初,伯尔尼也发生了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示威,计划只得搁浅。中国民间艺术团决定回国。

艺术团一旦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人归心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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