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钟敬文先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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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钟敬文先生的交往

涂石

作为我国知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和诗人、散文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因工作关系，作家涂石曾与钟敬文有长达20余年的交往，先生在漫长岁月中对于民间文艺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令他感佩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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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有幸从我的好朋友、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那儿获悉，由她主编的《钟敬文全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荣获北京市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这条好消息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钟敬文先生。2002年1月11日，我突然从报纸上获悉钟敬文教授逝世的消息时，不禁为之一惊。平日，无论何时，只要我一拿起电话筒，打钟敬文先生的电话，随时便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他逝世的噩耗，意味着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今天，虽然钟敬文先生离开我已有19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同钟先生在20多年的交往中，成为彼此来往密切的知心朋友。同钟敬文先生成为朋友是我终身的幸运。

1979年1月19日，严冬腊月，我冒着零下10余度的寒冷赴京组稿。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2幢7号二楼，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我第一次拜访了钟敬文教授。他在自己狭小的四壁堆满图书的书房里接待了我。当他阅读了我递给他的图书出版规划后说，规划很好，无论是作品或是理论著作，国内的、国外的都要予以出版介绍，这对我国全民族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以及民间文学教学、理论研究都将是迫切需要的。他对近年来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感到欢欣鼓舞。他思路敏捷，谈锋锐利，滔滔不绝……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谈话之间，我一直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话题；仔细打量着他。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但他的头发是黑的，脸庞是红润而饱满的，说话的声音响亮而铿锵有力。这次会面，使我第一次感到我国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藏如此丰富，犹如我们的国土那样辽阔、那样肥沃、那样富饶。我顿时感到，时不我待，有多少事情正等待着我们去做啊！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这期间，民间文学、民俗志、民俗学图书出版事业都空前繁荣，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类图书多达四五百种，俨然成了全国民俗文化图书出版的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聚集了以钟敬文教授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带头人的众多专家学者，他们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八九十年代至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包括钟敬文先生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册)、《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在内的多部作品。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这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从编写、修改，直至完成，前后经历了长达8年岁月。1998年夏，这部35万字的书稿定稿时，钟敬文先生已经是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依然不辞辛苦，率领审订小组成员，冒着酷暑认真逐篇、逐字、逐句修改，在较短时间内定稿，于8月下旬交付出版社，当年12月正式出版。在此后10年时间里，此书先后重印10多次，累计印数达10余万册，读者范围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扩展到政治、法律、民族、外交、体育、文艺、旅游、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正如钟敬文在本书前言中预言的那样，《民俗学概论》真正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学术读物。2010年8月此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重版，此后又被教育部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由于我从头到尾都是此书的责任编辑，所以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钟敬文先生的好朋友。

1982年10月中旬，钟敬文教授偕夫人陈秋帆赴杭州参加浙江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返京途经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二楼。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编辑室四位同仁获悉后，当即于是晚七时前往衡山宾馆拜访他。到了宾馆后，我们彼此一阵问候之后，钟敬文立刻进入话题，谈起这次参加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钟敬文心情十分激动地回忆道，从1930年到1937年这七八年间，他两度在杭州生活过。1930年在浙江大学执教期间与娄子匡一起创办了近于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亲自写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他说，在杭州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次能够在这个古代交通史上著名的城市，同时也是他50年前曾经在这里创建过中国民俗学会的省份——浙江，看到这里新民俗学会的建立，并且亲身参加了这个盛会，自己此时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年轻时候那种对这种学问的热情和希望，此时好像都在他的心里活动起来了。他花费半辈子时间搜集的《女娲考》学术资料几近一箱子，虽说时代久远，几经周折，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资料安然无恙，完整无损。他总想有那么一天，安静下来，将它写成一部专著。

晚上8点半钟了。怕钟先生路途劳累，钟先生夫人陈秋帆向我们示意，终止会面，让钟先生早点休息。我们会心地对着钟敬文和他的夫人笑着，同他们挥手告别。这是我第二次同钟敬文先生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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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我写了一篇题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的评论，文章约5000字。发表之前，我将稿子寄给钟先生，请求他指教。附信中我问他，他的专著《女娲考》何时写成。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二月上旬寄稿子给他，几天之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了。他回信内容如下：

涂石同志：

信及文稿都收到。

文稿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觉得很不错。只其中对我有过誉之处，实不敢当。只有藉以勉励自己而已。

现在，国内搞民间文学理论的人颇不少，也有些比较秀颖之才。但总的看来，似有一些共同缺点，首先是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其次，是基本知识不足。希望您今后在这些方面多用工夫，三年五年，一定可以做出较高的成绩来。杜甫诗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其实这正是我们祖国人民之共同希望也。愿勉之！

我的《女娲考》，今生恐怕完成不了。但像我《论集》序言所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满园的春色，一枝红杏是否出墙来，是无足轻重的。

草草，祝编安。

敬文

83.2.19

从钟先生给我的回信中，我深深感觉到他的平易近人、谦逊朴实、扶植后辈的古道热肠，以及他那虚怀若谷的宽阔胸襟。1984年这篇评论在《民间文艺集刊》发表后，钟先生又将它推荐给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一书。这让我又一次认识到钟先生对我的爱护和帮助。

钟敬文作为中国民俗学的知名教授和学者，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朋友，都是语重心长，谆谆诱导，真诚挚爱。为造就大批中国民俗学新一代生力军，他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远远超过一般大学教师的职责，可以说达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课堂上为学生授业，更多地表现在将开启知识宝藏的钥匙交给年轻一代上——他教他们如何积累资料，如何确立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如何踏踏实实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毕生从事的研究课题、学术资料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生，让学生去做他未及做好、和他自己完全未曾研究过的课题。比如将自己半辈子搜集积累起来的《女娲考》学术资料交给他弟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多年来，同钟敬文先生的密切来往，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洞察他从日常生活、读书、著作、教学及其与人交际中流露出来的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具备的一些高尚的品德和宝贵的精神，以及他本人的一些特有优秀品格。只要稍微多与钟先生打过交道的人，就不难发现，钟先生的家对所有的中外师生、朋友敞开着，那儿是他的寓所、书房、学堂、会客室，又是民俗学界的学术论坛。平日除他为学生上课、午休以及下午四点钟半小时校园散步外，其他时间，来访者上门，来者不拒，主客之间无拘无束，无论是初次或是已是老相识。钟先生的寓所、学府是不设防的，钟先生自己也总是，起始，他总是静静地、细心地倾听着别人说话，遇有话题能引发出深意的或有必要深入探讨的，就会很有礼貌地插话，然后兴趣盎然地谈起自己的看法，师生或朋友之间的交流——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就这样自然而然展开了。因而钟敬文虽然身处北京师范大学，却对外部世界、对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而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活动，及至趣闻轶事、奇人奇事等等也同样熟悉不生。他曾对我说：“在与别人交流中，我的思想、思维方式、知识、创造力也得到锻炼、提高、丰富、完善与激发，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脑体都不停地运动，生活有了活力，生命才得以持续。”生命在于运动这句哲理性的格言，在钟敬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钟敬文是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早在“五四”时代他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不仅能写一手优美的散文，而且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从他硕果累累的文学创作成果中，人们不难发现钟敬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是卓越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位早已知名的作家、诗人，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做诗人和作家，而80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献身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这样一个至今还未登上学术大雅之堂的冷门学科呢？他为什么要如此执著于自己这一终生选择呢？只要我们认真阅读一下他1995年为《中华民族故事大系》所写的前言，就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前现实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加以搜集、整理和选择、发扬，使它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大量地存在于民间的文学、艺术，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时代的回音。我们要使这些优秀的东西更广泛地流传。使之成为全民教养的一部分的工作，并能够供他们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增加爱乡土、爱祖国的精神，特别是增强他们抵抗腐朽的外来文化的侵蚀作用。”

读了这些见解深远的文字，我们不是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钟敬文那样热爱自己终生选择的事业，找到了他的生命之树之所以能百年常青的源泉所在嘛！

值得我欣慰的是，由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第二版），仍聘我为此书特约编辑。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钟先生生前，在我同他见面时，他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同仁和学生们说:“在我们的教材图书出版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图书出版中，涂石是尽心尽力尽责的，是有功劳的。”近日《钟敬文全集》被北京市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时，钟敬文先生入门弟子董晓萍教授又告诉我，这其间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在内。钟敬文先生是中国当代民俗学之父，董晓萍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他们能自始至终地将我这个默默无闻为他人作嫁衣的图书出版编辑之劳绩牢记在心中，这令我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一项继承中国民族化、创造民族文化积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哺育、滋养当代文艺创作民族化的很有意义的事业!因而，也使我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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