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书法临摹的三种“语言”
书法临摹的三种“语言”
文｜薛元明 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
黄宾虹写生
对于不同的书家来说，都会说到临摹，其实各有各的临摹，因为各有各的体验。即便对同一个人而言，临摹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针对动态的实践，需要动态的理解。目前普遍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很多时候以孤立、静止的理解居多，各执一词，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动态”又变成了随意，从诠释到过度诠释。因为当下语境变化迅疾，类似高仿、模拟、复制等词汇，在一些场合出现了互相替换使用。然而，“临摹”一词在书法中无可替代。高仿是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的制作，着重以某种标准来仿制。模拟侧重于对真实事物的发展过程以虚拟场景来加以再现，并非单纯地指书法。两者的共同点是，人和物是分离的，而且过度依赖技术。临摹最终携带了书家的主观愿望和要求，也就是说，存在人性的主动参与和展示。借助当下不断发展的高科技，大量的绘画创作套用摄影照片的构图，书家利用电脑快速集字来拼凑书写内容，然而不管如何，书画意境始终是电脑制作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其中蕴含了“人”的因素。
王铎临米芾《公议帖》
临摹和复制的区别较难把握。就今人临摹今人而言，还不免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问题。临摹古人时，这一问题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临摹古人越像越好，越像今人则弊端越大。本质区别在于，古人的作品已经过时间检验，今人的作品远没有沉淀，是不确定的。再者，还有目的方面的区别。古人的临本或摹本，侧重于流传和保存，现在的目的主要是入展和造假，说白了，就是为了谋利。就临摹而言，一是忠实性临摹——实临，可能因为功力差异而难以达意，出现落差或差异，目的部分实现或未能实现；一是创造性临摹——意临，进行一定程度地发挥，“貌离神合”，二者的目的乃是书法本身。就复制而言，也有两类：一是功利性复制——参展，乃书法之外的目的；一是机械性复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因而对碑帖没有任何需求和反应。两者的特征相同，人和书是分离的。碑帖和书家之间必须存在一种互动，否则就仅仅是一种“复制”。或者说，此时的临摹已经变成了复制，盗用了临摹的名义而已。时下的各色培训班泛滥成灾，大多是把书法当作一种纯粹的技法来传授，没有上升到文化审美的高度，仅仅是“抄帖式”的，带有很强的工匠培训性、应用性和针对性。书法的技术性的确很强，历代留下的技法类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书法是文化，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或工艺。退一步而言，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理解，但归根结底以文化意识为统摄。
综合来看，临摹大致要借助两种“媒介”：一种是通过技法类书籍，一种是观摩书家的教学辅导。大多数书家以技法书籍为主要参考。自己摸索，很容易出现误打误撞。除了参考技法书籍外，还需观摩书家动手实践。当然，能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则最好。有的书家自己可以悟道，有的书家需要点拨才能感悟，即“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差别。临摹要少走弯路，不仅需要名师，更需要“明师”，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另一方面，尚需一点“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勇气，不能忽略自身的判断力。现在的书法培训班普遍以入展为目的，谈不上书法的传承，尤其是精神的传承。书法更需要培养。一个“养”字，正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包括学养、教养、修养、涵养等。培训短期内有效，培养靠得是濡染之功。
拉拉杂杂说了很长一段，旨在强调，真正的临摹传授必须包含口授、身行、启迪，换言之，即言传、身传、心传，三者密不可分，否则可能失之偏颇。言传是技法传承，身传是精神传承，心传是文化传承。米芾幼时学书法的故事，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米芾在私塾馆学书，三年无成。听说某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就去请教。秀才翻看了米芾临帖的一沓纸，就说：“想跟我学，得买我的纸。五两纹银一张。”米芾求学心切，便借来银子交给秀才。此后，米芾捧着字帖左看右看，不敢轻易下笔。不知不觉中，对每个字的笔锋和间架，琢磨了个遍，一旦下笔，感觉水平突飞猛进。秀才问：“为什么过去三年写不好，现在三天却能写好？”米芾小声回答：“因为纸太贵，怕浪费了，不敢像先前那样信笔，而是先用心把字琢磨透。”没有特别高深的道理和说教，却让米芾明白了临池要诀。米芾即使到了成年，盛名之下，仍不敢懈怠，“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并非是想象中简单地“一挥”而已。
米芾临王羲之《平安帖》
先看言传，属于口头语言。
口头交流主要是借助文字记述沟通，直接方便。今人和古人相比，还可以配备高清的书家影像和笔法图片，能够看到很多细节，补充口头表述时的不足。书法并不排斥最新的技术条件。但文字表述本身往往有局限性，势必出现一些“废话”，虚假矫饰、隔靴搔痒，甚至不同的人理解起来出现歧义，夸大扭曲、自相矛盾。网络时代的语言是最廉价的，所以，言不由衷的赞美比比皆是。如果说，完全沿袭古人的表述，可概括为“中国式语言”，主要通过打比方来描述，有时传神，也时也难免模糊玄虚，甚至极其神秘，不知所云。当今的技法表述存在“西化”倾向的问题，诸如形式、结构、线条等名词鱼贯而出。当然，现代人如果用老子的说话方式，无疑行不通，但一味地西化语言来改造和替换，尤其像书法这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形式，不仅存在隔膜，而且会出现许多误读，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当然，不排除在读帖和阅读技法类书籍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发现，比如觉察到截笔、偃笔等细节，推断出书家用笔的一些习惯。但并不是任何技法都能从字帖或论文中看到。书家本身也可能故弄玄虚，不说真话。也有可能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甚至是不传之秘，不轻易示人，所以左右相顾而言其他。很多书家不在公开场合写字，或者干脆“伪装”。包世臣说刘石庵对客写字时，执笔用“龙睛法”，笔管不动。然而在家里写字，不论大小，都是转管疾书，笔管随着指头前后左右，旋转飞动，仿佛狮子滚球那样，转动得快时，甚至笔管会从手里掉下来。
有鉴于此，理论和实践必须结合起来。就借鉴他人的技法而言，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判断分析真假，就个人而言，存在一个不断检验和调适的过程。如同使用新手机时，需要文字说明书，怎么“按键”，以此来实施不同的功能，不会的再看说明书，可能反复多次。一旦熟练了，说明书就用不上了，因为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甚至行为习惯的一部分。书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存在这样的关系。有的“理论”对临摹实践一点用都没有，其实这些“理论”本身就一无是处。甚至算不上理论，而是“灌水”。要学会辨别真伪高下。一篇文章，最核心的观点也就几句话。如果没有“核心观点”，“博士买驴，三纸无驴”，只能是废话一堆。从当下的评论便不难看出，吹捧不遗余力，大多是应付场面的客套话，鸡毛当令箭。
包世臣书法
笔法的精妙细微，任何语言大师都难以穷尽，所以临摹中存在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庄子·天道》有言：“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言传之不足者，必须借助身传。
身传属于“行动语言”。
重身传，是因为书法重“体悟”。言语表述不能尽意的部分，可以通过现场观摩老师的示范，将一些细节挖掘出来。就像学“鲤鱼打挺”，包含了一些诀窍。如果老是不得法，经过点拨和示范，掌握了关键之处，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身传和口传的主要区别在于，已经有“互动”因素。所以，老师的表达方式很重要，便于理解和接受，学生自身的悟性也很重要，能够理解和接受。
在这里之所以提“行动语言”，主要是为区别于“肢体语言”。二者有相近的部分，力戒混淆。肢体语言又称身体语言，以身体的各种动作来代替口头语言，藉以表情达意，却不免有做戏的成分在内，会让人联想到那些“江湖大侠”，以跑龙套的手法——借助大拖把似的毛笔，广场大的宣纸等道具来炒作。书法不是纯粹的肢体语言，不仅重视技法训练，而且强调书写动作的精确，更强调以身作则。行动语言旨在表明“言必信，行必果”，包含执着、虔诚的精神在内。
书法属“六艺”之内。其实不独书法，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身教胜于言教乃基本常理。“教”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将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指导如何做人。中西方古代教育不约而同地致力于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教育核心，也是最高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老师自身的示范作用十分重要。老师的为人及人品，甚至包括具体的言谈举止，无疑胜过空洞的理论说教。现今有很多书家，说的好却做不到，公开场合是一套，关起门来又是一套。若一个老师的言行不一致，嘴上所说的和实际奉行的宗旨风马牛不相及，个人信仰就一文不值。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信仰。“言易行难”，讲理论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以行动来感化人，才能起到榜样和表率作用。佛陀未成佛之前，惯以行、住、坐、卧来养成“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注重以身传来感化万千弟子。书法临摹强调持之以恒，无疑包含了一种精神传承。当下的现实是，知识的分化和琐碎无疑是学科发展中的一大变化。现代教育中的智育与德育完全分离，积弊甚深。要知道，言与行、思想与生活、真理与生命，在信仰中不可分割，合一为诚，分裂为伪。只有在教育过程中确立精神信仰和文化信仰，才能发挥最终的作用。对比来看，旧式教育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新式教育则仅仅是一种宣传方式。
刘墉临摹作品
书法是一种文化信仰。如果站在文化的高度来理解，更注重心传。心传最为重要，属于心灵语言。
中国文化有重心传的传统。宋儒为宣扬道统，极力渲染圣人常以心性精义相传，谓《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为尧舜禹次递相传授之心法，称“十六字心传”。“儒”字从“人”、从“需”，寓意为“人所需也”。需者，源于内心之需要，强调一切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其实不独儒家重心传，禅宗尤其注重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悟解契合，递相授受。达摩曾言：“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所以禅宗中常常出现特殊的场景，提示一句“吃茶去”来顿悟，或仅以拈花微笑便可示意。此时即便有“理论”，往往也是很简短的几个字，实质上已不是理论，而是思想。注重的并不是解决具体的技法问题，而是改变书家的思路，这便是“心传”。
不单单是传统文化中有诸多注重心传的例子，生活中也有“心传”。在一起生活很久的夫妻，两人不用太多的言语交流，甚至不需要眼神或动作，仅仅一个心理暗示，就能了解对方，“心有灵犀一点通”，会心不远。
一本碑帖，书家写了多年没感觉，入不了，更出不了。有时出不了，恰恰是因为还没有入。一般说来，笔法中的要领通常有三个层面，即“法、术、势”。法是法度，术是技术，势是笔势。法和术可看、可言，势则隐含其中，可感而不可言。所以笔法不仅需要了解轨迹和脉络，更要了解缘由，梳理出思路，临摹才能很准确到位。法可以言传，技需要身传，势更依赖心传。技法初具后，要有一些个人理念，“法本无法”，合乎规矩而又要出乎规矩。在内心能悟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董其昌临米芾《方圆庵记》
临摹经典碑帖，获取自己所需的技法，需要言传身教，更强调用心来体悟。
身传重于言传、胜于言传，无疑是基本原则。言传、身传的部分，很多可以参照学习，唯心传不可死学。书法不惟身传，更重心传。“心传”要因人而异，因势利导。不仅有师生之间的心传，也有“古人”和“今人”之间的心传，一代又一代书家彼此之间的“心传”。也有书家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心传，怀素练习书法时观察夏云变幻，忽密忽疏，忽远忽近，或奔放，或婉约，亦如战斗激烈，亦如古井不波，变化无穷。韩愈所言“张长史观孤蓬惊沙之外，见公孙大娘剑器舞，始得低昂回翔之状”，阐述的是同一个道理。书家师法自然造化，时常叩问自己的心灵，忽然能够悟到，冥冥中不正是心传吗？
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