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订婚女孩，陷入不能生育的谣言
“你姐离婚了。”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哽咽。
我在班车上，想说些什么，却张不开嘴。姐姐离婚好像是我早就清楚的结果，可真等这一天到来，还是如鲠在喉。姐姐结婚是被逼的，被我妈逼的，而我妈又是被舆论和我逼的，最终受害者是姐姐。
1979年，我出生在河南北部的一个村子，村民多以种地为生。
说起来，我与世界的见面有点艰难。那一年，计划生育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各地方展开。
在我上面，有一个大我四岁的哥哥、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父亲是煤矿工人，留下第三胎会影响他的工作，他一天一封夺命家书，母亲每天可劲儿在庄稼地里锄地，想着流就流了。只有奶奶接受大队里的批斗，她说：“我家人口不旺，不管男孩女孩，最后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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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计划生育夹缝中的产物，对姐姐的命运起到破坏性的一击。
可能是老小的缘故，我成了父母手中的香饽饽，而哥哥是爷爷（其实是我的外公）的心头肉。爷爷这辈子有三个女儿，只生下哥哥一个男孩，他在家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姐姐就是二节杠吃不上，爷爷不疼爸妈不爱。她从小爱哭，连慈祥的奶奶有时都烦她。
爷爷富有商业头脑，办的造纸厂红红火火。那时候，我家是村里首富，盖了村里第一栋两层楼，买了第一台电视机。
我搬着凳子去学前班时，被告知人数已满，是爷爷利用和校长的关系，把我直接放在上一年级的姐姐旁边，让我当旁听生，只要管着调皮的我就行了。
没想到我的成绩超过姐姐，还名列前茅。起初，妈妈逢人就夸我聪明，后来她竟然对我说，以后别人问成绩，尤其是当着姐姐面的时候打个马虎眼就行了。我不干，姐姐成绩不好，难道我不说，她就能变好？
直到姐姐初二那年，她实在学不进去，天天回去跟奶奶说让她回家吧，回家了可以帮忙做家务，还可以天天搓皮筋儿挣钱，还保证一天给我一毛钱作为生活费。那时，村里辍学的女孩很多，大多数都是在家搓皮筋儿，手快的话，一个月能挣到一百块钱。
就这样，姐姐辍学了。
在我中考前夕，爷爷得了脑溢血，导致轻微半身不遂，虽然治疗及时，依然落下病根，厂子是开不了了，自此家里每况愈下。
父亲是入赘的女婿，一直想通过成功办厂证明自己的实力，爷爷病前却像提防小偷一样地提防着父亲，生怕他有能力了之后带走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爷爷病后，父亲办了停薪留职，和朋友合伙办了新的造纸厂。他不清楚那时已到造纸厂的末路，环境污染严重，环保局三天两头检查。
那年，我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实验班，离开村子，到30里外的县城求学，每周只能回去一次，一次要骑行一个多小时，即便这样，全家也都替我高兴。这是当年家里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高中生活激烈残酷，我的成绩在初中一直名列前茅，到了高中实验班却沦为中下游。班主任按成绩选座位，前三十名可以自己挑座位，我从来都无缘自主选择，考试成了煎熬。
此外，巨大的城乡差异让我无所适从，宿舍里十个人，六个是城里人。她们谈论电影、城里发生的新闻，买一些叫得上牌子的东西。其实她们都是挺好的人，有时候好心给我巧克力，我却拒绝，生怕礼尚不能往来。那种无意中散发出的优越，让我紧绷自己。
奶奶经常凌晨三四点钟起来，一口气为我烙几十张饼子，作为我整周的早晚餐。我既感动，在室友面前又觉得窘迫。这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令我自卑，同时让我下定决心突出重围，考上大学。
不知不觉，姐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亲说媒的人络绎不绝。有个叫红星的退伍军人入了姐姐的法眼。红星一米七六，浓眉大眼，穿上军装，英姿飒爽。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教室门口。那天，他带姐姐去城里看电影，顺便去学校看我。他们走了之后，同学都说我准姐夫好帅，我心里跟吃了蜜一样甜。
当时我哥去四川当兵，红星每次到家里，不愿意走，住在我哥的房间，订婚之前就喊我父母爸爸、妈妈。
每周，我从城里回去，姐姐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比以前也爱说很多。我总是打趣她：“红星什么时候接你走啊？”姐姐笑着不说话，可是“我愿意”三个字都写在笑容里。
那时，姐姐的梳妆台抽屉里总会多些小物件，戒指就好几种，草编的、塑料的、面条做的，最贵重的是一个银的，仔细看，每枚戒指上都有红星和姐姐的名字。她彻底被红星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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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看到日思夜盼的高考成绩，我心里想撞墙。回到家，本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却发现屋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姐姐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妈妈坐在床边满脸怒气。谁也没有问我的高考成绩。
“怎么啦？”我问。姐姐还是一言不发，妈妈看了看姐姐，叹了口气，没有说话。这时电话响了，姐姐把头蒙了起来，妈妈示意我不要接电话。
不一会儿，妈妈走出房间低声跟我说，红星的父亲不知道听谁说你姐不能生育，要退婚。不能生育，不可能吧，我脱口而出。当然不可能了，不知道谁造的遥，要是让我知道是谁，非找他算账，妈妈咬牙切齿地说。
“红星什么意思？”我此刻更想知道这个男人的想法。刚才电话就是红星打的，他不同意退婚，但是他希望姐姐去医院检查，他也给自己检查。姐姐不愿意，婚前体检本来没问题，可这种情况下，检查令她觉得丢人。
“姐，证明自己一点也不丢人。倒是让那些说三道四的人知道知道他们的坏心肠。”我说服姐姐。于是，她跟着红星去做检查。
三天后，检查结果出来。姐姐和红星都没有问题，能正常生育。
< 图源《地久天长》>
本以为这个坎儿过去了，等待姐姐和红星的就是结婚，可是红星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说检查结果也有不准的，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说别人不能生，肯定是我姐有问题，必须退婚。
红星继续来找姐姐，让她多给一些时间。我妈说，如果没有说服他爸，还是暂时别来了，省得别人说闲话。红星表示，如果说服不了他爸，就断绝父子关系，反正一定要娶我姐。
媒婆邻居婶婶来我家，说红星父亲的发小是村支书，有钱有势，要是红星娶他的女儿，就答应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
我们家早已从村里首富变为债台高筑，哪里可能给姐姐在城里买套房子，连哥哥订婚的钱都是东拼西凑的。再说，我们也不可能去迎合这样一个势利眼的父亲。母亲气愤地说：“爱结不结，我女儿不是非他家不嫁，提亲的多得是，还愁嫁不出去，呸。”
我妈同意退婚，继续让媒人说亲。刚开始提亲的人还挺多，姐姐心里记挂着红星，不愿相见。好几次，我从城里回家过周末，姐姐总是无所事事地坐在梳妆柜前，玩着红星给她的小物件。
后来，提亲的人越来越少，妈妈越来越担心。直到有一天，她去镇上办事碰到二婶，事情才真相大白。二婶让她尽快给姐姐订婚，外面风言风语，说因为姐姐不会生孩子，人家才退婚的。
在农村，女人无法生育是天大的事儿。即使体检正常，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还是以讹传讹，加在姐姐身上了。
姐姐根本不在乎，偶尔有相亲，她要么不愿见要么应付了事。她的心还在红星身上，而红星也是重情义的男人。自母亲同意退婚，姐姐就不愿意见红星了，可是他每天都来，姐姐不见，他就在我们后院外的大堤上喊姐姐的名字。
那时候，因生病已经不太灵光的爷爷半夜出去上厕所，经常听见姐姐的名字，于是吓唬红星，再喊就叫警察了。
或许姐姐一直有所期待，她希望红星单枪匹马来抢她，更希望红星明媒正娶来迎她。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姐姐不会生育的谣言愈演愈烈，几乎没有人来提亲了。妈妈急得到处找人给姐姐说媒。姐姐依然无动于衷，我苦于复读，也没空劝她。
有一次，我从城里回来过周末，妈妈悄悄把我拉到她的卧室，让我劝劝姐姐，晚一点会有一个相亲，男方只要过得去，就同意了吧，红星没有指望了，听说女方的父亲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很快就结婚了。
“婚姻大事，肯定要尊重姐姐的意愿，我可不能去劝姐姐。”
“你也知道婚姻是大事，你姐再这样拖下去，只能说二婚的了。都是你奶奶教堂的人说闲话，现在我们有嘴说不清，还能一家家去告诉人家？妈实在没辙了，你赶紧去劝劝你姐吧。”妈妈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也跟着流泪。
我陪姐姐一起去见那个相亲对象，和红星的相貌没法比，不过还算看得过去。按照妈妈的意思，我违心地说了很多那人的好话，也劝姐姐往前看，过去的就过去吧。
< 图源《海街日记》>
姐姐终于同意了，妈妈乐开了花。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第二次备战高考。
1998年的暑假，全家都沉浸在我考上大学的喜悦里。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轮番上演祝贺和别离大戏，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正打算跟姐姐讲从同学那里听来的趣事，却意外看见姐姐正对着那些戒指流眼泪。那些从梳妆台抽屉里不翼而飞的物件，一一摆在姐姐面前，那是她对红星为数不多的念想。
开学前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跟妈妈说，姐的婚事还是退了吧。
妈妈眼圈红了，强忍着眼泪，“退不了了，你读大学的学费，就是你姐的彩礼。”
那天晚上，我把分散在皮箱里、背包里、内裤里、衣兜里的五千块钱全部堆在一起，数了一遍又一遍，把录取通知书放在钱的旁边，看了又看。那不是一张纸，是改变我命运的重要物件，而那一堆钱是实现我命运转变的途径。
我反扣上通知书，只盯着那一堆钱，心里明白，它也是改变姐姐命运的重要物件。
半夜，我辗转难眠。我没有勇气去唤醒熟睡中的妈妈，告诉她大学我可以不上。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村里我们那一届，我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那是他们多么大的骄傲。
我收起眼泪，心变得坚硬起来。说不定姐姐可以和他和谐相处，而我一旦放弃，或许再也没有转身的机会。我又把五千块钱各安其所，以后我会拿五万、五十万去偿还姐姐的。
姐姐从小爱哭。奶奶以前没少给她擦眼泪，对姐姐做过的最残酷的事情，就是往她哇哇直哭的嘴巴里撒盐。可是，我却为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在她受伤的心口上撒上盐巴。
我大一的寒假，姐姐嫁给了姐夫，母亲并没有陪任何嫁妆，为此拉开姐姐和她婆婆十几年的战争。而我也因婚礼上红包的事情跟她的两个小姑子发生了争执，这更增加了姐姐的苦难。
婚后没多久，家里人都去姐姐家里赶集，一年一次的老集会，为了让母亲他们坐下，姐姐自己搬了一个桌子往房间里走，我听见她婆婆在后面小声抱怨：“结婚的时候没陪嫁就不要坐。”
姐姐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她结婚的时候，是我们家里最艰难的时刻。我上着大学，哥哥刚结了婚，爸爸做生意亏着本，不仅陪不了姐姐嫁妆，还花掉姐姐的彩礼钱，惹得她婆婆不满。
好在结婚不久，姐姐怀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四处飞翔。我们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终于可以向大家证明了：姐姐是可以生孩子的。这是一件太难得的事，以至于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的消息都没有盖过怀孕本身。
< 图源《大江大河》>
2002年大学毕业，我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慢慢稳定下来。这时母亲才敢慢慢跟我说出父亲的债务。起初是三万，后面又不断地涌现，陆续算下来竟然高达十万。
哥哥当兵回来之后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托人在粮食系统当临时工，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可能偿还父亲的债务。家里只有我读了大学，十万块像是一座大山全部压在我身上。
那些年，姐姐和姐夫将就地过着，感情不和，还有儿子牵着。他们结婚之后，姐夫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那时候，附近村子的男孩辍学之后会去学开卡车，其次就是跟着包工头干一些化工类的活计。姐夫属于后者。包工头们喜欢他的手艺，但是受不了他的臭脾气，他总是嫌人家这个干不好、那个干不好，常常使脸色，导致自己经常无活可干。
没活干的时候，姐夫就坐在搓皮筋儿的女人堆里，偶尔帮女人们搓搓皮筋儿。姐姐看不惯，但她最受不了的还是姐夫的抠和霸道。
姐夫自己很少添加新衣服，对姐姐也做这样的要求。后来，姐姐买件新衣服都藏起来，避免和他发生争吵。日子好一些的时候，他依然不改，姐姐给他买件好点的衣服都好像要了他的命，嚷嚷着要退货。
而他看不惯的人，也不允许姐姐相处，否则就说些极其刺耳的难听话。姐姐经常跟我诉苦：“有几个人是他看得惯的呢？”
< 图源 《床上关系》>
后来我也结婚了，2007年顺利产下一女，母亲几乎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二十八年，我的心终于放下了。”我丈二和尚摸不著头，母亲则讲出隐藏在心里二十多年的秘密。
我生下来后，家人发现我得了一种罕见病，只有尿道没有阴道。那时候几个姑奶在西安，她们带我去西安的医院。医生说，等大一些了动手术。这件事给全家投下了极大的阴影。
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妈妈骑车载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调皮地乱动，一下子碰到屁股沟，连连喊疼。结果，缠绕家里好几年的“难言之隐”自然痊愈了。
奶奶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把我的痊愈归结为上帝显灵。于是，她在奉献箱里捐了钞票，还当着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信徒做了见证，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事情就坏在这个见证上面，奶奶对兄弟姐妹信徒的赤诚，换来的不止是祝福，还连带出对姐姐张冠李戴的伤害。十几年后，一个信徒还记得这个事情，她错把我当成姐姐，竟然对男方家说我姐不会生育。
挂掉妈妈的电话，看着床上熟睡着的孩子，我嚎啕大哭。母爱不止伟大，也很煎熬。
在深圳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光鲜。
我换过几份工作，大多是从事采购这行，最长一份工作是在一个500强大厂干了将近六年，工资的好大一部分都是加班加出来的辛苦钱。
我的一部诺基亚白屏手机用了很多年，回去见到老同学，他们都忍不住说，你可是在深圳工作呀。哪个年轻女人不爱逛街啊，可是我只喜欢地摊，那里的衣服便宜，偶尔也会逛逛商场，看看折扣促销足够低的衣服。
就这样，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我独自还清了父亲的债务，这可能是我唯一对家里的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