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呼唤传媒经济学研究

媒体融合的本质是产业融合，因此需要传媒经济学的支撑。10年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开始兴起，但由于研究水平和学科传媒所限，一直未能对新闻传播学产生足够的影响。

我在2007年撰写了《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一文，对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进而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我认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进而指出“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最后我提出研究传媒经济的最佳进路。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然而，由于新闻传播学者大多缺乏经济学的训练，研究传媒经济学往往力不从心。去年我在参加传媒经济与管理年会时，还发现不少学者的研究仍未能在传媒经济范式中展开。这也是导致传媒经济研究乏力，尤其是基础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传媒严格来说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产业，这也给传媒经济研究增加了难度。

2010年，我在《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一文中提出意义经济理论。这是继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等学说之后，提出的传媒经济新理论：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意义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三大构成，其中意义服务影响整个传媒经济运行。意义服务的研究也有助我的新媒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构建媒介平台理论。

2011年，我在意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组织管理学理论，撰写了《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对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媒介平台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媒介平台的功能、构成和运行，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2013年，我又结合社会学理论，撰写了《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进而解构了社交媒体。最近我还写了一篇《新媒体经济是一种关系经济》，把意义经济发展到关系经济。

当今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不少新媒体研究者都把目光投射到技术层面，而忽略新技术背后的商业逻辑和资本影响。加上基础研究的欠缺，不少新媒体研究和媒体融合研究往往停留在表象分析和经验描述的层面，致使研究成果难以满足传媒业发展的需要，学界和业界对新兴媒体都有不少认知的误区和盲区。今年我出版的《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但愿能够弥补一点欠缺。我的其他传媒经济研究文章见于新浪谭天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