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散文｜江少宾:尘埃里的花朵
尘埃里的花朵
■江少宾
一
第一次听说林花病重的消息，我迟迟不愿意相信。她才二十三岁，和我的侄女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在合肥上了一家电脑学校之后，便独自外出谋生。电脑学校的门槛其实非常低，许多乡下女孩眼巴巴地跑了来，以为掌握了一门技术，藉此安身立命。到了毕业的时候她们才茫然地发现，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不值一提，那封轻飘飘的《就业推荐信》，其实没有任何作用。毕业之后的林花带着那封自欺欺人的《就业推荐信》跑了两个月的人才市场，市场里到处都是机会，但林花却没有胜任的资本。林花一次又一次碰壁，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地醒悟了过来，所谓的“就业”，不过就是找一只自己能端稳的“泥饭碗”，而不是找一份体面而合适的工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从小村牌楼走出来的花季少女，将自尊一寸一寸地逼进尘埃里。她先后做过保姆、营业员、超市导购、酒店里的前台迎宾，最后才在亲戚的引荐下，进了南京的一家缝纫厂。缝纫厂，顾名思义，可她能做什么呢？在家里，她是最小的女儿，受宠惯了，甚至没有拿过缝衣针。
在小村牌楼，许多少女都和林花一样走了这条路，她们几乎没有栽过一棵秧，就冲出了父辈们留守的小村。在对小村长久地疏离里，许多出走的少女我都没有见过面，劈面碰上的女子都觉着面熟，正待仔细分辨，身后忽然追上来一个胖小子……字正腔圆的孩子欢天喜地，吵着要去看牛，水牯牛，像奥特曼一样长着两根长长的大弯角。我有些好奇，哪里还有水牯牛呢？任劳任怨的水牯牛，已经从田野里消失了。母亲非常茫然，却又不想失信于孩子，她左右为难，见到我这个生人，忽然就有了借口。看见没？水牯牛，都被这个叔叔买走了。她在自己的谎言里笑了，我却笑不出来，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居然连水牯牛都见不到了！
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都已经离开了牌楼，不少人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病中的林花是唯一的例外。去年六月，林花开始急剧消瘦，双腿无缘无故地浮肿，更明显的表现是，小便量持续减少，食欲不振。缝纫厂附近有一家小诊所，但坐诊的医生几乎没有检查，就开了两盒肾炎方面的口服药。既然两盒口服药就可以对付，年轻的林花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她既没有回诊所复查，也没有去正规的医院再看看。那时候的林花已经升到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初级管理岗位，虽然依旧需要“三班倒”，但每个月可以休息四天，每个月还有两百块钱的岗位补贴。林花珍惜这样的机遇，如果能够再升一级，她就是正儿八经的“干部”了，既不再需要“三班倒”，工资也会拿得更高。这是无数打工者梦寐以求的一级，这一级意味着脱胎换骨，这一级意味着从蓝领到白领。拼命表现、努力工作、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的林花哪里会想到，就在自己的青春终于有了一线亮色的时候，命运竟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拖到去年年底，林花终于撑不下去了，到南京一检查，哪是什么肾炎啊，是尿毒症！
尿毒症，林花其实并不陌生。二零一一年元旦，在和尿毒症斗争了三年多之后，我的母亲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离开了人世。久病成良医的牌楼人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竟还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病症——浑身浮肿，小便排不出来，一吃就吐，闻到油晕味就犯恶心……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终生透析，一条是换肾，但两条路都不平坦，两条路都有可能通向死胡同。拿到诊断单的那一刻，林花的世界瞬间塌了下来，周遭都是黑色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她不得不按照医生的安排，先住院，再透析，将来准备换肾。林花谋生的那家缝纫厂，长期病假是不被允许的，和“林花们”对应的，只是流水线上一个个固定的工种。一个萝卜对应着一个坑。林花既没有保险，也没有合同，在那座密不透风的大车间里，林花只是一根不允许生锈的螺丝钉。一群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病魔，是她们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无奈的林花只好主动辞职，带着凶险的疾病和未卜的命运，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小村。实际上，也只有小村还能接纳林花，她像母亲一样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地接纳着每一个曾经背叛过她的儿女，她荒凉的胸膛，依旧能够温暖那些受伤的灵魂。那时候，林花的父亲还在张家港打工，这个腰身过早佝偻的中年汉子，无法接受这猝然的命运。在小女儿的叹息声里，他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落了一千根。他原本没有什么烟瘾，但现在，他一天要抽两包烟，三块五一包，“红三环”，十年前流行过一阵子，但现如今，就连留守在家的老人也很少再抽了。然而他嘴里的烟雾一直在升腾，他递给我，我不好拒绝，劣质的烟草味像一把火，瞬间冲上我的喉咙。我强忍住咳嗽，悄悄站起身，在后院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掐灭了“吱吱”作响的烟头。回到小村的那天中午，他们刚刚从安庆赶回来，为了给林花做透析，老两口每周得带着女儿跑两次安庆。“老两口”其实刚到五十岁，在我的小村，五十岁还没有资格享福，五十岁的牌楼人还是年轻的后生。但林花的父母确实已经很老了，那么苍凉的老态，我无法形容。
我看到了病中的林花，久违的林花，记忆里的林花，还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胖乎乎的小姑娘。二十三岁的林花居然还没有谈过恋爱，侄女说，她的接触面太窄了，没有条件谈恋爱，她也害怕谈恋爱，害怕拥抱和接吻，更害怕腆着十个月的大肚子，粗壮的腰围，几乎无法见人。现在，她终于不必再害怕了，病中的林花，已经失去了恋爱的机会和可能，她萎顿的青春，覆盖着死亡的阴影。靠在小村和暖的春光里，林花的病容令人心疼，她太瘦削了，衣服套在身上，整个地大了一号，看不出轮廓，也看不出腰身。她原本是爱美的，和侄女一样爱美，和侄女一样喜欢“美图秀秀”，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羞涩着收获小小的赞美，满足着小小的虚荣。我没有看过她的“美图”，但每周两次的透析，已经撕裂了她的人生，她的青春和老屋一样黯淡，她的笑容和小村一样荒凉。我陪着她的父亲说话，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对于她来说，我其实只是邻居家的一个陌生人。事实上，对于她来说，一切都已经陌生化了，她主动将自己低到尘埃里，不轻易开口，也不愿意见人。即便是面对自己的“发小”，她也不愿意再敞开自己的心扉，她对我侄女说，你好忙吧？谢谢你来看一个等死的人……她才二十三岁，但她已经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余生——“等死”——没人能平静地接受这残酷的命运。但她看上去是平静的，站在门外，胶着双手，眼眉低垂，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甚至浮起一丝笑容。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但她的笑容令我浑身发冷。屋后就是巢山，清明祭扫的鞭炮声起起落落，山腰上聚拢着一团一团湖蓝色的烟雾。这人间的烟火景象我睽违已久，置身其间，我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二
为了给女儿治病，林花的父母都回到了小村。但两个月治下来，父母就扛不住了，他们终于信了医生的话，透析是个无底洞，如果继续治疗，只有尽快换肾。林花的父亲在安庆、合肥和南京三地来回奔走，几十家医院都没有合适的肾源，几十家医院的费用都很惊人。最少的也要八十万元，在合肥，八十万元只能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小村牌楼，八十万元，是一个摸不到边的天文数字。但老两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决定捐出自己的肾。腰身提前佝偻的父亲显然已经不合适了，母亲于是主动承接了过来，她甚至没有和林花商量，就带着女儿去了南京。这一次检查，让老两口的心再次凉了下来，林花的病情依旧在恶化，毒素已经攻陷了她的双肾。而母亲的身体条件也并不允许，在长久的乡下劳作里，这个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已经染上了一大堆基础病。那你得抓紧看啊，我说，不能拖……林花的母亲几乎跳了起来，那有什么看头哦！没名堂的，医院就是搞你的钱，知道啵？我苦笑着，心里有些吃惊。记忆里，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农村妇女，开朗而爱笑，爱唱黄梅戏，还做得一手好女红——村里新生儿的虎头鞋，基本上都是她做的，讲究一些的老人还会请她做一双新布鞋，留着给自己将来“上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书，想来是读过一些的，大女儿出嫁的时候，她给女儿绣过一幅“观音送子”，右下角还绣着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我尴尬地看着林花的父亲，然而此刻他竟一言不发。我瞬间醒悟了过来，我离开小村已经二十年了，但牌楼还是那个牌楼，有一些传统已经消失了，但另一些传统却留了下来，她已经渗透进牌楼人的骨血里，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记。基础病有什么呢？在牌楼人的生存法则里，基础病根本就不值一提，也不能提，谁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背后会被人骂死的。“现世报，搞什么鬼名堂哦，偷懒呢！”——这个评价严重了，一个庄稼人怎么可以偷懒呢？不务正业了，和游手好闲是一个意思！身体是“小道”，名声是“大道”，没人背得起这个骂名，于是都沉默了。沉默的小村，扛着一身难以启齿的病。
扛着扛着，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在我的记忆里，牌楼最早的逝者应该是朱本生，三十几岁，一个虎背熊腰的庄稼人，在睡梦中猝死；其次是三娘，起夜，黑灯瞎火的，一个踉跄，从此不省人事；再往后是五叔，小村牌楼第一个糖尿病人，扛到尿血的地步终于扛不住了，那个端午节的前夜，六十岁的五叔在输液中去了安详的天国……接踵而至的是一批癌症患者，贤文，食道癌，卒于六十四岁；治国，胃癌，卒于七十四岁。还有一些逝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病因。尚健在的癌症患者有东成大哥，春明大婶，还有四位患者，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
二零一一年，东成大哥忽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只是早期，手术也异常顺利。谁能想到呢？东成大哥病愈才两年，老妻又病倒了。到合肥一检查，医生直摇头，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上山祭扫的时候，路过东成大哥家的后屋，我看见死里逃生的东成大哥坐在稻场上，端着海碗。人高马多的小媳妇靠在门框上，端着海碗。我没有看见东成的老妻，据说她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只能趴在床上，屋子里弥漫着朽木的气息和浓烈的尿骚味。两个媳妇轮流给她擦洗身体，都戴着口罩，一走出婆婆的房门，就跑到远处一阵狂吐。奇怪的是，东成大哥居然毫无反应，他从来没有戴过口罩，也没有吐。没有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但她就要死了，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确定（注：写作此文时，东成的老妻已经含恨离世。愿她在天堂里安息）。我默然地听着，胸口堵着揪心的疼痛——我苦难深重的小村其实也已经病了，但没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其实她已经病入膏肓，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在小村健在的患者当中，林花并不是最不幸的人，但她是最年轻的一个，这或许是她最大的不幸。偏偏她又读过几年书，见过外面的世界，这也使得她并不甘心于认命。认命，是牌楼人的另一个生存法则——医生看不好要死的病。黄泉路上无老少，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林花的母亲痛心疾首地絮叨着，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哦，小丫头怎么就得了这号的病！关键的是“这号的病”还可以医，正在医着，而等着他们的，是绝望的空空的无底洞。为了给女儿换肾，林花的母亲给远在长春打工的儿子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儿子一直没有好声气，“换肾，换肾，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换肾！”母亲无可奈何，陪着小心，“不换肾怎搞呢？你忍心看着你妹妹等死啊？”儿子沉默着，电话很快就挂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林花的母亲忽然面有愧色，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情。我诧异地看向林花的父亲，林花的父亲苦笑着，忽然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怪也不能怪哦，在外面也吃苦，他还想再养一个……我久久无法接话，巢山上的鞭炮声冲天而起，灌木丛中的硝烟，漫过层层叠叠的马尾松。“他”是谁？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前年春节我偶然见过他一面（如果还能算见面的话）——七八个年轻人聚在院子里“推牌九”，他们挥舞着百元大钞，嘴里叼着香烟。有几个年轻人我已经对不上号了，但还能认得出他，我外出求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初中生，面部轮廓酷似他的父亲。我好奇地看着这群衣锦还乡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穿着光鲜的皮草，赌资下得很大，一百元起步，赢的眉开眼笑，输的也能谈笑风生。没有人和我打招呼，也没有人给我让座，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牌局里，一面比手气，一面比实力。“妈的个臭X”，他最后一个亮出自己的底牌，忽然爆出了粗口。我吃惊地看着他，两道浓密的八字须，其中有一些胡须，竟已是白色的。
时光荏苒，又一代牌楼人成长了起来。像稻田里那些营养不良的稼禾，有心播种，无力施肥，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倒伏的稼禾却又任其自生自灭。留守的牌楼人已经不再在意具体的收成了，儿女们都在外打工，有的连孩子都接走了，一年到头，多多少少的，总会补贴老人一些零用钱。还能指望什么呢？没什么可指望的了。披麻戴孝的身后事，儿女们总归是要做的，这是牌楼人的道德底线，没有人敢轻易逾越。
林花的父亲最终打破了沉默，他前言不搭后语地絮叨了半天，最后我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希望我所在的媒体能帮林花募集一些费用，不换肾怎么办呢？他看着别处，她这么年轻，不忍心哎……我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是可以报销一部分吗？报是能报，他显然有些失望，但报不了多少，架不住搞啊！接着他又给我算了一笔账，翻来覆去的，又怕我不相信，于是让林花出面佐证。自始至终，林花一直靠在门框上，神态安详，面容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情。这个病中的少女大约已经习惯了父母的絮叨，在对未来的无助和绝望里，她的父母亲，已经变成了“祥林嫂”。
临别的时候，老两口轮流捉着我的手，“小老爷，林花的事，还要麻烦你哎！”我别无选择，只好一个劲地点头。但到单位上班之后，我却迟迟没有落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落实。这些年，我所在的媒体几乎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求助，确实有一些患者在我们的报道之后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但更多的报道则石沉大海，无声无息，热心的观众们没有一丝反映。观众和我们其实都已经麻木了，像大街上的那些乞讨者，没人能够确定，这一次遇到的，是不是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即便他真的需要帮助，我们也不得不这样想：在庞大的乡土中国，还有无数个需要资助的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究竟该如何支配有限的爱心？实际上，类似的求助我们已经不允许报道了，除非“特别典型”。然而，同样都是患者，又有多少“特别典型”的呢？每一个患者，其实都特别典型，他们的世界已经坍塌了。每一个坍塌的患者背后，都有一个随之坍塌的家庭。
但这些话，我无法说给老两口，即便是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我是个作家，又主编着省台一档很有影响力的民生新闻栏目，这样的“小事”，我应该一句话就能决定。然而，这真的不是小事——虽然对于单独的生命个体来说，他们都是唯一的，是百分之百，但在庞大的乡土中国，有无数的“林花”正等着救命。仅以器官移植为例，我国每年的器官衰竭病例约在三十万左右，但最终获得器官移植机会的，还不到一万人。许多患者砸锅卖铁，终于筹够了足够的资金，但供与需之间的巨大差距，注定会有一大批患者，将在漫长的等待中走完余生。
三
清明前后，小村忽然多了些微妙的生气，所有的树都绿了，水洗过一样，树枝哗哗哗的，摇晃着绿色的阳光的瀑布。仲谋家的房子已经空了，大门上的链条铁锁爬满了绿锈（像一条死蛇），门槛石上的灰尘，少说也有一尺厚。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仲谋，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儿时的其他小伙伴。属于小村的岁月已经老了。在小村里行走，我感觉自己也已经老了。每一个角落都生满葳蕤的杂草，每一棵树都成了野树，没有狗吠，也没有鸡叫或猫叫……荒凉的小村像临终前的母亲，她最后一刻的安宁，时常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回合肥的路上，我莫名地涌起一丝悲伤。我刚刚离开，却又开始了怀念——我想起了那些骤然消失的脸，曾经那么金黄的连片的油菜花，曾经那么清澈那么丰腴的江家大塘……在岁月深处，曾经的牌楼小村已经消失了，如今的牌楼小村正沦陷在自己的疼痛里。我深切地知道，和我的小村一样，大地上有无数座疼痛的村庄，我痛着她们的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家立业之后，我基本上一年只回一两次小村，除了在田间村头拍一些照片，我几乎不打扰任何人。其实我是不敢打扰，面对那些挣扎的乡亲，我不忍拒绝他们的请求，而我的“言而无信”，也一度使年迈的老父亲背负着不堪的骂名。和年轻的一代牌楼人一样，我也是一个背叛故乡的游子，故乡，我们都回不去了。卧在疾驰的汽车里，我在手机里写了一首《空空荡荡》——
出门的人再也无法回来
就像一张张突然消失的熟悉的脸
还有谁，愿意看守一座荒凉的村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就像那只失踪的年迈的水牯？
……
是的，每一次回到故乡，我满怀期待的心，总会变得空空荡荡。
作者简介：江少宾，1970年代生于安徽枞阳。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天涯》《散文》等刊，并多次入选各种年度文学选本。先后获得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以及《红豆》2015年度散文奖。著有散文集《打开的疼痛》《爱着你的苦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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