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南林氏五修谱】林氏源流网序：谱牒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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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南林氏五修宗族谱 第132-135页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过：“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他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认识到家谱资料的作用，从而提升了家谱在史学中的地位。家乘谱牒，又被称作家谱、族谱、宗谱等，如今有人将其上升到与方志、国史并称的“史学三大支柱”之一。一本编修严谨的家谱，既可起到传统的明宗支、正本源、敦宗睦族的目的，也会为社会留下不少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由于修谱者水平参差不齐，民间修谱也大量存在攀附、杜撰等现象，从而为历代学者所诟病。就此而言，家谱资料也许是史学中最弱的一个支柱。但家谱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仍然拥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及数据，隐藏着丰富的价值信息，对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仍具有很大价值。而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开展新时代家族谱的修纂，对于增强家族自我教育、培养优良家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仍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明朝苏伯衡在《平阳岭门林氏族谱序》中说：“君子重乎谱者，非以夸门第也，所以慎同异、别亲疏也。故无所据而强加之，是谓诬其祖；可据而反遗之，是谓忽其先。诬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可参见链接：【明】苏伯衡《林氏族谱序》温州平阳）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封建文化时代有见地人士对家谱修纂的初衷和基本原则。对于祖宗“无所据而强加之”和“有所据而遗之”都是大不孝，祖宗如何认，讲求的是“证据”。民国时期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观点更直接，他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将纸上的文献与地下的遗物互相印证，求其可信，补其脱遗，而缺其不可知者，以待后来的学者赓续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呈现，新的纸质印刷品不断出版，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多媒体共享时代来临，给予专业谱牒研究者和民间修谱人员更多的资料互相印证的机会，也为新时代科学修谱奠定了技术和资料基础。
王国维于1920年代提出“二重证据法”
1994年，江西龙南林氏启动了第四次联修族谱，在新旧资料对比时发现了关于祖源上接中的一些问题。如第一次联合修谱（1849年）前的资料中龙南开基祖“太五公”之上世系本为空白，一修时新增了“太五公”之上的“槐应-九牧长房苇公世系”。然而，通过比对林敬兴主编的《林氏藩衍迁徙渊源谱》（1993年版）一书相关内容后发现，莆田九牧长房苇公派下“槐应公”并无儿子名曰“太五”。无奈那时并无更多可靠的佐证资料，出于谨慎，只能先延续旧说。
长城金紫林氏族谱
1995年的四修结束以后，编委会仍有族人将“槐应位下无太五”当作求解的问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1995-2002）跨世纪寻根之旅。1999年1月，原四修理事会理事聚会议事，商定重新启动四修理事会两套工作机构的工作，继续开展寻根活动。2000年8月，在莆田林金发等宗长的帮助下，在《长城金紫林氏谱》中找到同名先人“太五”，并结合乾隆版《兴化府莆田县志》等资料，归纳总结了《龙南林氏谱》与《长城金紫林氏谱》中两位“太五”的六个共同点（即“六个相合”）。本着正本清源的使命感，2002年龙南林氏启动四修谱增修活动，编委会力排异议退出一修错接的“九牧-槐应-太五”世系，并归宗金紫英田伯显公世系，实在难能可贵。即便如此，此次归宗认祖的方法还是基于传统的定性辨析范畴。
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3日第504期 作者：张瑞龙
1995年前后，互联网在国内外快速兴起，历史学（包括谱牒学）面临着全新的，势头猛烈的科学巨浪的冲击。2006年，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教授在《两头蛇》一书中首次提出了“e考据”这一概念，强调治史者在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上强化利用数字资源梳理和专研史料的能力，才能无愧于科技发展对史学工作者带来的特殊条件。然而，以人为研究主体的人文学科遭遇了数据如何搜集及有效分析的问题。恰恰就在同一年，江西龙南有一位林家琪老人，苦闷于仅靠定性比对资料无法解决谱牒研究中的一些定量问题，于是尝试着用数学函数二分法理论建立量化模型，推算家谱中先人的生年及代距。
大数据时代到来
2012年前后，历史车轮进一步推进到了大数据时代，人类文明开始以全新的面貌书写、呈现，人类从数据的“池塘”走向了数据的“海洋”。人们在收集材料方面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物质条件，很多过去不易见到的珍贵资料变得触手可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面对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材料和新问题，敝帚自珍、闭门造车的行为已不可取，唯有不断借鉴新材料，不断交流，才能让祖源问题更接近真实。
数学函数二分法模型建立的《排行法测算生年》
然而，文献资料大量涌现，若缺乏有效的分析方法，反而会让人更迷茫。因此，文献数据该如何挖掘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数学进入某个学科，才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成熟。”（《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71页）家琪宗长通过收集资料、建立模型，之后不断地占有和扩大研究资料，再孜孜不倦地修正，提炼而成《用排行法测算生年》（下称《排行法》）。《排行法》问世后应用于山东栖霞林氏、湖北黄冈林氏及龙南县吴氏、曾氏、叶氏等祖源测算问题，测算结果被验证与实践相符。2017年，龙南林氏启动第五次修谱，通过《排行法》测算，对一修谱时基于大统谱思维下误收的九子（千一-千九）果断采取退出机制，这是科学分析世系资料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科学手段在谱牒世系研究中的重要性，突显了龙南林氏家族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勇于纠正族谱中的历史讹误的非凡勇气，实在是值得我林氏其他支系宗亲借鉴和学习。
《排行法测算生年》作者 林家琪先生
龙南林氏25年来的修谱之路跨越了传统纸媒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同时也见证了家琪先生的《排行法》从萌芽到建模、发展、完善，再被应用到实践的全过程，是适应时代潮流获得崭新生命之举。这是理事会、编委会全体成员不忘尊宗敬祖初心，牢记正本清源使命，坚持求真务实精神的重要成果，可敬可佩！
值得一提的是，《排行法》在打开研究新局面、开创研究新领域、提出研究新思维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大量分析、计算，得出更加真实、客观、可信的历史规律，进而为谱牒中代距和先人生年的量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看，《排行法》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其问世推动谱牒研究从定性时代走向定量时代。当然，《排行法》仅仅只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谱牒量化研究的一个起点，仅仅只是庞大的谱牒研究体系中的一条线而已。
此外，《排行法》测算只有在人物世系的起始点和终点相对确定且人物传承关系相对可信的前提下才具意义，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排行法》的推广应用还有一系列综合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方向、领域、思维等方面的尝试和突破，谱牒研究能够获得过去人类因自身认识局限所无法认识到的问题，也能够启发研究者开拓更多的研究空间。
在此，谨遵家琪先生命，聊叙数语，为龙南林氏族谱五修完成表示祝贺，并为之序。
林氏源流网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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