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高更最后的遗嘱
当法国画家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Henri-Paul Gauguin，1848—1903）1891年从马赛启程，前往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社会群岛中的塔希提岛（Tahiti）时，他相信自己定能找到一个与大自然和古代神灵和谐共处的地上天堂。这一信念由来已久。
1886年，高更去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在阿旺桥（Pont-Aven）的一间小阁楼上住下。从阁楼的窗口望出去，是一脉温柔的青山和绵延的阿旺河，他的房子就隐没在山谷之中，这让他感到那么的温馨，和他的趣味那么地吻合，也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绘画素材。1887年，高更又去加勒比海东部的马提尼克。在这个绿草如茵、棕榈入云、风光明丽、空气清新的岛屿上，他发现了热带风景灿烂的色彩和动人的光，享受了原始社会大自然的妩媚景色，这使他可以通过绘画来寻求情感的解放；只因瘟疫流行，他才不得不离开。——他觉得，这些都证实了他的想象：远离文明的原始自然才是他的归宿。1890年，文森特·凡·高的自杀也深深地触动了高更。他认为，凡·高是因为想在一个厌恨艺术的世界做一个艺术家才至于此：在欧洲，对于一个寻求新路的艺术家来说，除了被看作是疯子，不会有别的结果。于是他提醒自己：高更，快远离这里的一切，远离文明，远离人群，否则你也会死。同年，在巴黎“殖民展览会”（ColonialExhibition）上早期旅行家展示的关于塔希提岛的情况，再加上同年出版的一册书中说到的情况，都让他对塔希提岛充满浪漫想象：岛上的人“只知道甜蜜的生活”，“在他们那里，生活就是歌唱和相爱”。这多么的合乎高更的心灵啊！他不止一次宣称：“文明使你痛苦，野蛮却使我返老还童。”“原始艺术从精神出发并利用大自然，而所谓精炼的艺术却从感觉出发并为大自然服务。大自然是前者的仆人和后者的女主人。”他醉心于“原始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容易被人理解的形象。
因此，1890年，高更决定将塔希提岛作为他下一个创作的目的地。1891年2月，他在巴黎杜鲁奥酒店（HôtelDrouot）成功拍卖了他的绘画作品，并参加了为筹集资金所必需的宴会和福利音乐会等活动，又最后一次去看望了在哥本哈根的妻子和孩子。高更于1891年4月1日动身，宣称要逃避他所厌弃的欧洲现代文明，远离“一切人造的和墨守成规的东西”。
但是到了目的地后，高更发现现实完全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这使他感到十分震惊。艾伦·赖丁写道：“在19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以及法国殖民统治者都在一步步地扼杀塔希提岛的传统文化。于是，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高更）就设法借助绘画、雕塑，在心中重建他失去的天堂——裸体少女和乡村景观的田园诗世界。”
高更在法属殖民地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帕皮提（Papeete）度过了最初的三个月，发现这里已经受到法国和欧洲文化的严重侵蚀，不能为他提供他所希求的生活方式。他的传记作者贝琳达·汤姆森（BelindaThomson）称，这时，他的原始田园诗幻想显然已经幻灭。因此，高更便去往离帕皮提大约45公里的马塔耶阿（Mataiea），建起他的工作室，将自己安顿在一个当地风格的竹棚里。在这里，他创作了诸如《海边》（BytheSea）、《你好，马丽娅》（AveMaria）等描绘塔希提生活的画作。艺术史家认为，高更许多最好的画都是从这个时候起步的。他的第一幅以塔希提岛人做模特儿的肖像画《女人与花》（WomanwithaFlower），因描绘出波利尼西亚的特色而著名，并于1892年夏在巴黎的“古皮画廊”（Goupil’sgallery）展出。艺术史家南希·莫尔·马修斯（Nancy Mowll Mathews）认为，这幅画表现了高更在塔希提岛与异国情调的遭遇，是他在那里逗留期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高更对塔希提岛上一些记述秘密宗教社团艾芮欧（Arioi或Areoi）及其神祇奥罗（Oro）的材料入了迷，只因这些材料没有插图，有关的立体形象也早已不再存在，于是他便据此发挥想象，创作了20幅绘画。其中表现奥罗人神两栖的妻子维拉劳玛蒂（Vairaumati）的第一幅画《艾芮欧的种子》（TheSeedoftheAreoi）现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
高更将他的九幅画作寄给了巴黎的友人，这些作品后来与已故的文森特·凡·高的画在哥本哈根联合展出，获得了好评，但实际上仅卖出两幅。此时他的资金差不多已经耗尽了，还被当地的医生诊断出患有心脏病——有史家认为可能是心血管梅毒的早期症状。于是，高更决定离开塔希提岛。
高更于1893年8月回到法国，继续创作《众神之日》（DayoftheGod）和《神圣的春天，甜蜜的梦》（SacredSpring, SweetDreams）等塔希提岛主题的画作。1895年6月28日，他再次前往塔希提岛，于1895年9月到达目的地，在随后的六年里，他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在帕皮提附近或帕皮提度过的。艾伦·赖丁指出：
他第二次在塔希提岛期间（创作的）顶峰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极其重视这幅画作，在1898年2月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他如何在完成这幅油画时试图吞砷自杀。他说：“在我死去之前，我希望画一幅我曾经想过的大幅油画。整整一个月里，我日日夜夜都在狂热地工作。”他还补充说：“我永远画不出比这幅更好的画了。”
高更甚至声称，这幅画是他的“艺术遗嘱”（artistictestament）。他如此看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WhereDoWe Come From? What Are We?WhereAreWeGoing?），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是哲学上的三个终极问题，也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上的各类哲学家，包括宗教哲学家。从11岁到16岁，高更在奥尔良郊外的圣梅斯敏小教堂神学院学习，他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天主教的“礼拜仪式”。这门课的老师，爱尔兰主教费利克斯·安东尼·菲利贝尔·杜庞卢（FélixAntoine Philibert Dupanloup，1802—1878）将他自己设计的“教理问答”牢固地植入到这些年轻学子的脑子里，引导他们对“生之本质”（natureoflife）进行真切的精神反思。这“教理问答”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人类从哪里来？”“它要去哪里？”“人类如何发展？”虽然高更在此后的生活中被认为是反教权主义的，但是杜庞卢教理问答中的这些问题，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哪里”也成为他在艺术创作中所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经历数十年的生活和创作之后，高更于1897年完成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幅他最后的艺术遗嘱。约翰·理查森对这幅画作了这样的解读：
高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是基于毛利人有关出生、生活和死亡的神话而进行的沉思。这封信还告诉我们：（画中）左右上方明亮的黄色斑块，意在暗示一幅壁画或者一条挂毯的角落，这些角落都已腐烂，露出下方金色的墙壁……右边是一个睡着的孩子和三个女人，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在互相吐露自己的隐私，旁边一个坐着的人……惊讶地凝视着这两个敢于质疑自己命运的人。画的中央，有人在采摘水果……一尊偶像，两手神秘地举起，似乎是要表达“超越”（beyond）之意。最后，一位濒临死亡的老妇人似乎接受了一切……她完成了这个故事！高更对女人很是着迷，也痴迷于这些异域女子，在几幅作品中描绘过她们。
高更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表达了他对生之本质的思考。虽然画的内容有些难解，但这恰恰说明高更到了晚年，已经不只是一个局限在艺术创作上的画家，而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了。只是对这永恒的难解之谜，高更似乎也只能像前人一样，停留在苦苦的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