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看戏和演戏
放眼当今的现实生活,仿佛很少有单纯在台上演戏而不肯在台下看戏的艺人,因为观摩他人的演出,肯定会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艺术品味。当然在观众当中,准备一辈子当外行的人很多,他们只在有闲时来台下看戏,看进去了或许以后还会再来,如果看不进去,则可能就永远和戏曲“拜拜”了。这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但是如果把现实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都视为“舞台”,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和尚和玉、李吉瑞一样——既看别人演戏,也演戏给别人看。
出场在刀刃儿上
京剧许多剧目里常有一些次要人物,出场晚,戏也不多,但是十分讨俏。比如大合作戏《甘露寺》,乔玄和孙尚香是当然的主角。但是时间移换到今天,一旦由袁世海扮演在“芦花荡”才出场的张飞,那么这只有十来分钟的戏,却能让戏迷们大过戏瘾。尽管前边那些中年著名演员各自都施展了才华,但等于都给袁先生“垫”了。
那么,像袁先生这样的出场,算不算是在刀刃儿上?既算,也不算。
听老先生们说,30年代以前的《甘露寺》,张飞在“芦花荡”之前还有一场“听琴”——当刘备在东吴招亲之后,孔明正在荆州那边悠然自得地抚琴,张飞一听,不禁勃然大怒,便因“听琴”而“闯帐”,最后领取将令去芦花荡接应大哥。当年,郝寿臣、侯喜瑞扮演张飞,都带“听琴”一折。
从表面看,能在大合作戏中多为架子花争得一席之地,当然不算坏事,但是“听琴”游离于情节主线,明显地把观众“支”到荆州那条并非一定要实写的副线上边,所以也就未必是好事。因为等“听琴”唱毕,张飞一会儿率领水军再出场时,观众就觉得不新鲜了。后来袁世海先生演出时就删去“听琴”那场戏,使观众的思绪顺着情节主线(刘备是否能够逃脱)向前推进。这么一来,当公主“别宫”和“跑车”的时候,观众就有点儿心不在焉——心里一直在惦记即将出场的张飞。故而这样处理,可以认作是出场在刀刃儿上。
当年,郝寿臣是扎靠上场,为的是增加气势;袁世海改换成渔父装,这在动作上可以摆脱“大将起霸”的俗套。早年昆曲“芦花荡”,张飞穿的就是渔父装,有着很优美、很繁复的舞蹈动作。袁世海从昆曲动作中加以提炼,在紧张、激扬的大气氛中,取其符合人物性格的一面,同时又简化了动作,因为剧情到这儿已然将近结束,张飞迎接大哥和新嫂嫂也没怎么费周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刀刃儿”又不能说很锋利。尤其当其他演员也照袁的路子去演时,就难免有小题大做之嫌。
今天,袁先生年纪大了,老观众觉得是“看一场少一场”了,所以,尽管只有最后的这十分钟的戏,也觉得畅快无比。当初可不是这样,当马先生挑班唱这出《甘露寺》时,尽管马先生也赞许删节“听琴”,但马先生又认为“不能让世海只来这么个小活儿啊”,于是通融的办法就变成要世海“一赶二”——“前孙权”再带上“后张飞”。这么一来,前边的孙权已然露了一面,后边的张飞也就不那么醒目了。因为那时袁在马先生那儿,只能算是位“有为青年”,观众主要还是“听”马先生的,遇事儿不能光从袁这边打算。
可见,一出司空见惯的传统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听”的角度。
“刀刃儿”
“刀刃儿”是剧情已然发展到戏的中段儿——若干人物扭结着、矛盾着,非要等待某人上场,采取一个很能显现性格的特殊行动,才解开了原来的死扣儿。这里的某人上场,便不妨呼之“刀刃儿”。
京剧有许多写得不错的“刀刃儿”。比如《铡美案》和《探阴山》中的包公出场,前边已经展现了许多矛盾,但谁也解不开,最后只有等他老包出来,使一个什么计,于是才水落石出,有了结果。但是,京剧也有对“刀刃儿”匆忙处置的失败例证。比如《群英会》演到“对火字”之后,演到周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时,下面的“借东风”如果“抻开”来写,不要那么顺风顺水,更不要迎刃而解,就会是一折刻画诸葛亮的好戏。可惜“借东风”仅让诸葛亮“卖”了一段成套唱腔,虽然唱得潇洒从容,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古绝唱”。
还有,《甘露寺》中部的赵云起霸,也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是他保刘备过的江,他原先向军师保证过安全返回。但刘备结亲后却乐不思蜀,因此赵云碰到了大尴尬。此时如果编剧抛开原著,换个写法——不拿出军师当初给予的秘计,而是自己想办法,后边又一波三折、险象环生,最后才把主公安全送回荆州,那也将会是“好刀刃儿”。京剧早就有“一题多做”的传统,如果您打算将剧中的“角儿”换成大武生,而且是由杨小楼那样的大武生主演,写作路子自然就得相应改变,何况赵云起霸正处在“中柚”位置上呢!
小角色与“好刀刃儿”
主要角色出场在“好刀刃儿”上并不稀奇,难就难在小角色出场在“好刀刃儿”上。当然,小角色在“刀刃儿”上小试锋芒,就应见好就收。否则,轻会影响了主要人物,重就把整个戏的节奏弄乱了。
早在1937年的天津,袁世海在与李少春刚刚开始合作的《打金砖》中,就尝到了删繁就简的甜头。《打金砖》是少春父亲从梆子中移植过来的,前后情节不够统一,开头《草桥关》说是太湖石压死太师,中间《上天台》又说是剑劈太师。袁世海扮演的马武要在一开头的《草桥关》上场,但仅仅是收缴帅印而已,没戏。后来再演《打金砖》,就重新调整了剧本,删去了《草桥关》的情节,先正面描写姚期父子得胜还朝,如何被奸臣所害,最后绑赴刑场;大臣邓禹保本不准,在此危急关头,邓禹大声疾呼:“我要去搬请那马王爷——”每演至此处,必然招来满场掌声。等到下面马武上场,观众等待的心情已然十分急切,连少春父亲李桂春(艺名“小达子”)见到世海,都赞不绝口:“你这是出场在刀刃儿上呀!”
再比如50年代后期,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合演《秦香莲》,按照“活儿”的轻重来说,最轻的要数马先生演的退休丞相王延龄。但是只靠“琵琶词”那一场戏,通过场上谭(扮演陈世美)、张(扮演秦香莲)的烘托,结果“最合适的”倒成了马先生。记得最后谢幕时,开头几回还是四人合着,到了最后一回,反倒变成早已卸装的马先生单人儿。当然,这里边有个资历问题,但是从王延龄那个人物给观众的回味来说——在幽雅中战胜强敌——应该说比包公的那种左右掂量与毅然决断还要更有味道。
“刃儿”和“背儿”
前边说了不少好的“刀刃儿”,作为演员,当然都愿意自己一登台,就出场在类似袁先生在《甘露寺·芦花荡》那样的“好刀刃儿”上。可是,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好事——你一个年轻演员刚到戏班,哪儿就会有“好刀刃儿”在等你?再说,戏班人的眼睛里都不揉沙子,遇到有“好刀刃儿”的出场谁不抢啊?怎么就轮得到你呢?所以说,要想争取出场在“好刀刃儿”的机会,就要先一步踏踏实实演好“刀背儿”上的戏。一般说“刀背儿”是不出戏的,但禁不住你仔细去“抠”,如果真让你“抠”出了戏,那么把你再放到“刀刃儿”上岂不是如鱼得水?等到有了主演一出大戏的经验和资历——整出都在“刀刃儿”上大开大阇,那么再想来点儿既讨俏、又省力的“小活儿”(也就是扮演“出场在刀刃儿”上的小角色)也就顺手拈来了。
还以马先生为例吧。他最初入科“富连成”时,并不是一上来就演主角的。一次排《状元谱》,没让他演头号人物陈伯愚,只让他扮演陈家的一名老仆陈志。演出时,当演到陈伯愚教训侄子陈大官(这是此戏的主线,是着力刻画的)时,不料这两个演员表现平平,而马先生的这名老仆却见缝插针,一会儿阻止陈大官向叔叔禀报自己沦落到要饭的境地,一会儿又哀告主人不要用家法惩治陈大官……结果,马先生在这“刀背儿”上凭空做出许多戏,不断赢得观众的掌声。当时在科班担任总教习的萧长华先生,见到这刀背儿也能出戏的情景,很欣赏马的表演才能,于是以后便量才施教,终使马先生脱颖而出。后来,马先生一出科便独力“挑班儿”,这时可以自选那些“刀刃儿”锋利的戏来演,但哪出都得从头到尾,累得很。这一过程延续了许多年,等到自己在老生行当中的地位确立了(最早期的四大须生中就有马,当时是最后一名,到了第二、第三期的四大须生时,马都是处在领衔地位),再有大合作戏时,马就有了挑拣“出场在刀刃儿上”的角色的权利,并且也有了把这种角色演好的本事。等到50年代合演《秦香莲》时,马肯在其中扮演王延龄,应该说就是很给属于晚辈的裘、张一个“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