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年轻人结婚欲望下降，所谓“不合适”背后是年轻人的理性决策
关于职场人士的话题很多，而其中有一个话题经常被父母侧面、或直接的提起，但许多职场年轻人却选择遮遮掩掩的不愿面对。
这个话题便是婚姻，许多年轻人在步入职场后，似乎便开始有意的无视、躲避这个话题，曾经对婚姻的向往，随着踏入职场逐渐被隐藏。
不管是父母，或是不愿面对这个话题的我们，都将婚姻欲望下降的原因，归咎于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年轻人婚姻欲望下降的原因，从来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是有着更为深层、隐蔽的原因。
而只有知道这些深层、隐蔽的原因，才能使我们愿意直面话题，并最终收获长久的幸福。
成家
立业
踏入职场后，存在着交友渠道减少、接触人群相对固化的问题，这确实使许多人无法结识到“适合”的结婚对象，从数据上来看，部分行业年轻人单身比例甚至达到了50%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职场青年感情状态调查报告
虽然勤劳的父母与善良的朋友并不会坐视不理，相亲便是拓宽渠道的方式，但许多职场职场年轻人却并不希望相亲。
并非相亲这种形式本身存在着缺陷，而是所谓的交友渠道减少，本身便不是造成婚姻欲望下降的原因，相亲并无法提升他们的婚姻欲望，无论如何相亲、无论见到多少人，最终都会以“不合适”结尾。
原因在于，年轻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
01 先成家后立业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很多父母喜欢用先成家后立业的“古话”来引导子女，希望他们先获得稳固的家庭，再去追求事业，但现如今，这种观念正在不断地面临挑战。
先成家后立业是对成家立业这句话的解读，成家立业最早出自于《梦梁录·恤贫济老》，指的是建立了家庭、创立了事业，在古文中只是进行了描述，并没有对两者的顺序进行定义。
而传统文化逐步演变成先成家后立业的原因，在于古时婚配年龄较低，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的规定。
在17岁与20岁的年纪，想要立业显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其次是那时由于女性的生产机会较少，在立业前结婚，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有助于家庭的生产力提升。
比如结婚后女性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的处理，从而使男性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生产，也就形成了1+1>2的协同效应，女性获得了生产机会，男性可以产出更多的生产力，从而两人皆可在婚姻关系中获得更好的价值。
02 先立业后成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男女之间的生产机会趋于平等，并且具备相同的社会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的协作生产模式在得到改变，现如今的许多婚姻结合，并无法带来协同效应。
并且，在现有社会评价体系之中，男性在结婚时不得不考虑婚恋关系中存在着的压力，比如房子、车子与存款等条件。
而这些压力，并非完全的来自于男性自愿的付出，而是社会中对婚姻先决条件形成的“共识”，男性在考虑这些条件时，往往要含着泪表示：“我是被自愿的”。
虽然现如今男女双方的爱情，可以使女方不注重这些条件，但即使是双方的爱情，也很难抵抗来自于家庭的压力，更别说许多男性还具有不甘人后、希望为对方创造更好条件的责任感。
数据来源：中国职场青年感情状态调查报告
从数据上来看，随着月薪的提升，产生强烈结婚欲望的比例也在相应的提升，由此虽然许多人并不认同婚姻的先决条件，但仍被其所影响。
于是先立业后成家，成为了年轻人的新观念。
观念
改变
年轻人的观念改变，其实不只是来自于单纯的条件限制，即使是月薪3万以上的“成功人士”中，具有强烈结婚意愿的比例，也不过33%而已。
如果说社会评价中的条件限制，是造成年轻人结婚欲望降低的外部原因，那么来自于年轻人自身的思想因素，则成为了年轻人结婚欲望降低的内部原因。
也正是这部分因素，导致了年轻人打心底里还不想结婚，即使是父母不断地催促，年轻人也会说出那句借口：“不急，没遇到合适的”。
01 机会成本
都说年轻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代，确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体会到“生存”的艰辛。
但互联网的发展，使年轻人见识到广阔世界的同时，也使他们得以见到那些富裕、充足生活的样子，因此他们必然体会过“欲望”的痛苦。
年轻人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着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于是他们在先成家或后成家之间进行着理性思考。
不同地区的葡萄所酿造出的葡萄酒具有不同的风味，法国波尔多、勃艮第产区的葡萄酒闻名世界，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栽种了最为适合他们生态的优良葡萄品种。
现如今，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侧重不同，不同的地区侧重不同的经济形态，这便是产业的区域化，正如拥有良好生态的产区才能产出最好的葡萄一般，而酿造类相关业态，也会向相应的倾斜于聚集。
对于年轻人来说，过早的成家有着非常高的机会成本，成家后可能由于家庭的限制，无法轻易的更换自己的生活区域，从而无法跟随产业进行转移、无法前往相关区域从事工作。
比如互联网公司正在逐步表现出向二线城市转移的态势，小米便在武汉和南京设立了第二总部，并且鼓励员工进行搬迁。
这对已经在北京置业、成家的人来说，不得不放弃新总部中存在的机会，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也就形成了较高的机会成本，而如果互联网公司的产业区域全面转向二线城市，则机会成本将不断提升。
因此，年轻人选择先立业后成家，也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理性思考所导致的。
02 边界
许多年轻人是出自于独生子女家庭，从独生子女的生长环境来看，独生子女更注重“我”的体验，童年、少年时期没有与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体验，使得独生子女有着更强的边界感。
比如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很难接受别人对自己物品的“暂时借用”，也很难接受聚会时的“共用餐具”，这都是来自于共同生活体验的缺失。
当然，这并非是一件坏事，独生子女并非不愿意分享，而是不愿意出于“仪式”、“人情”等强制性的情况下进行分享。
而婚姻则意味着有另一个人，将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之中，这使得年轻人不得不面临边界的失手，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是否会有强制性分享的情况。
“比如社会中经常出现女方管钱的观点，这对一些具有强烈边界感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而边界遭到“入侵”，是否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也是不可预测的，毕竟婚姻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也意味着年轻人不得不处理与对方家庭的关系，但年轻人却很难看到这其中的好处，或者说认为这是一种弊大于利的情况。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在鲜明的利益损失之前，没有足够的利益支撑，年轻人很难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
但好在“不合适”这个借口，还可以再撑几年。
不合适与
合适
但“不合适”这个借口，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连自己都“骗”不了，年轻人早晚会到达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父母此时或许可以松一口气，但这却正是父母与孩子最应该屏住呼吸的时候，年轻人在“不得不”面对时，很容易产生“随便找个顺眼的结婚算了”这种思想。
他们告诉自己，反正社会上、甚至是自己的父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但这不正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随便结婚，便是对悲剧的重复。
01 扭转观念
从结婚欲望下降到想要随便结婚，中间是年轻人的年龄增长所产生的紧迫感，也是来自于父母逐渐增加的压力。
但不管是年轻人自己还是父母，都需要扭转一个想法，那就是婚姻并无法解决什么，这世界并不存在“结完婚就好了”这种情况。
“结婚前便花天酒地的男人，结婚后大多会依然如此；结婚前便虚荣贪玩的女人，结婚后大多也会保持原样。”
结婚并无法解决什么，反而会随着两者关系的逐步捆绑，而更加的放肆与大胆，因此越是到达适婚年龄的“末期”，我们越应该保持谨慎。
互联网是一个放大镜，放大了人类的悲喜，那些爱情的美好与痛苦，一并的展示在人类眼前，但我们却并未一视同仁的接收。
损失厌恶，使我们更加关注于那些可能造成我们利益损失的事物，同样两篇内容放在我们的眼前，相较于美好爱情的描述，我们更愿意点开那些失败的爱情，从中汲取教训。
但那些失败的爱情，之所以被展示出来，便是在于他们的特例性，如果它不是新奇的、极致的、痛彻心扉的显然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不过年轻人或许看了太多的分离、看了太多的财产纠葛、看了太多关于婚姻的负面消息，从而使我们打心底不认为婚姻是一种有助于生产力提升的协作方式。
于是年轻人便可以接受那些“差不多”的人，年轻人可以接受草草的结婚，毕竟年轻人还没有那些内容中那么惨。
但那些内容，真的是真实的，真的是普遍的吗？显然不是，每个人身边有着大把幸福生活的例子。
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疑现实而信虚幻？
02 家庭经济
先成家后立业、先立业后成家，两者之间真的是鲜明对立，无法相容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成家与立业可以共同进行。
但这对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无法继续使用“不合适”去拒绝一切人，我们也不能凭借模糊的标准，心中的感觉或是家庭、社会压力去草草结婚。
所幸，早在很久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便给出了答案，我们需要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去寻找自己的配偶。
贝克尔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确实，结婚后的家庭社会行为中产生的分歧，很容易消磨约会阶段建立起的感情，两者必须足够相信双方组成家庭后的成本与收益前景。
家庭中的双方，都有着成本上的付出，比如边界被侵犯、支出的增加、交际圈的改变；也有着收益的获得，比如互相之间的慰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互相之间的支持。
而家庭能否得到和睦的关键因素，则在于两者组成家庭后的收益能否大于支出，实现协同效应，使双方获得更好的生活、情感质量。
03 消费方式契合
在考虑收益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便是尽可能的减少成本，这既包含家庭的财产支出，也包含财产支出分歧时损耗的情感。
减少成本的方式，便是从消费方式的契合入手，这要求双方有着共同的爱好、兴趣与消费理念。
“比如，双方都喜欢玩同一款游戏，那么在游戏购买与设备的支出上，双方可以共同获利减少成本；相应的如果一方喜欢玩游戏，一方喜欢羽毛球，则意味着双方不得不支出两份成本”。
双方不同的爱好兴趣，在低支出状态下尚可忍受，但如果一方喜欢名牌包，一方喜欢电子产品，则很难得到协调，从而产生了更高的消费支出，或是双方互相的争取满足自身消费，导致了双方支出分歧。
同样，消费理念则从侧面降低了未来的分歧，如果双方均为“实用派”，只考虑用品功能而不去考虑品牌，则不仅降低了支出数额，也减少了选择时的分歧。
相应的，如果一个人追求极致的性价比，一个人追求品牌，那么两者之间便会出现支出分歧。
按照重要性排序，消费理念＞爱好＞兴趣，双方的理念、爱好、兴趣越为相近，则越不容易出现分歧，也节省了家庭的支出数额。
一份支出的双份享受，则形成了相应的协同效应，也形成了生活的正向匹配。
04 生产力提升
现如今男女平等，有着相同的生产机会与产出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便无法进行分工。
在贝克尔看来，只要配偶之间的专业技能存在差异性，两者之间便有着分工的可能，也有着在与社会交互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机会。
婚姻想要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则需要年轻人在选择配偶时，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与匹配，确保潜在收益。
相对优势
如果家庭中的一方，具有较强的社会生产优势，比如优秀的专业背景与工作能力，可以获取到比另一方更好的收益与前景。
那么则可以找具有家庭生产优势的配偶，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家庭分工，使社会优势的进行更好的社会生产，使家庭优势的进行更好的家庭生产，两者无需在自己不具备优势的生产领域工作，从而达到较高的家庭总体产出。
协作优势
除此之外，年轻人还可以找到能补齐自己短板、或者是能提升自己优势的配偶组成家庭，比如擅长于市场营销的，找寻擅长于企业管理的配偶，从而在未来比如创业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协作能力。
即使是不进行创业，两者之间的思想碰撞、优势互补也可以提升各自岗位的竞争力，从而带动两者家庭收益的上升。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生产的负向搭配。
年轻人的结婚欲望下降，与其说是他们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如说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明智、理性的生活方式。
来自父母的压力，并无法使孩子得到正面效益，反而可能成为孩子失败婚姻的悲剧“推手”。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不应对婚姻失去信心，认为婚姻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从而选择一味逃避。
其实，婚姻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总结出的经济组织形式，有助于生产力的提升，而孩子的结婚欲望能否提升，则取决于是否理解了这种本质、并是否愿意根据这种方向，去寻找自己的爱人。
在说“不合适”的同时，他们需要清晰的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适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