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和晁错，谁才是大汉的社稷之臣 袁盎和晁错，谁才是大汉的社稷之臣
袁盎和晁错都是西汉名臣，两人同一年出生，去世又仅相隔四年。在那个还没有罢黜百家的时代，二人还都尊儒术，是文景时期朝堂上影响力最大的重臣之二。两人的履历很是重叠，太史公干脆将两人并列在《袁盎晁错列传》中。
然而上辈子估计就是冤家的两人并不惺惺相惜，事实上两人是一生的政敌。袁盎和晁错几乎从不会出现在同一场合里，若袁盎在，晁错就走，反之亦然，这事还成为朝野间的顶级八卦。袁盎后来被罢官，就是晁错运作的，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就想给袁盎安一顶谋逆的帽子。而晁错的会死也离不开袁盎的推动，晁错最后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腰斩以抚慰叛乱的藩王，像极了后世的袁崇焕。
袁盎无疑是这场二人之争的最终胜利者，而且以名望和口碑而言，他也是表现更优的那一位。然而，党争的胜利者从来不一定就是忠臣或者社稷之臣。即使是间隔仅五十余年的太史公，在一切云雾消散后，也不敢对二人的忠奸盖棺定论，只是各打五十大板了账。袁盎曾对“社稷臣”的定义有过精彩的论述。
汉文帝刚即位时，对有拥立之功的丞相周勃尊崇有加。在朝会结束时，文帝经常亲自送他离开。当时仅是中郎的袁盎看不过去，他找机会向文帝进谏。先问文帝，周丞相属于什么类型的臣子？文帝答道，周勃是大汉的社稷之臣。袁盎则不以为然，他回道，周勃只算是功臣，称不上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应该与国君共进退，主在臣在，主亡臣亡。想当初吕后当政，荼害刘氏，周勃身为太尉，却听之任之。吕后死后，众臣蜂拥而上，彼时周勃是军队主官，自然评他功劳最多。所以，周勃的地位是形势使然，皇帝不需要对他另眼相看。
显然，在袁盎的世界观中，社稷之臣要忠君忠国，不畏奸佞，而且要表现出超出一般人的气魄和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定义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定然要结合时代背景。
现在就以这个定义为标准看看，袁盎和晁错，谁更符合社稷之臣的定义。
忠君忠国
袁盎和晁错的从政起点完全不同，袁盎出身并不好，乃父曾落草为寇；而晁错出自书香世家，文学底蕴深厚。袁盎先是投到吕禄门下，成为吕党的一员，后来走周勃的门路洗白了身份。晁错以文才知名，以东宫属吏为起点，逐步成为未来的景帝最信任的人。
在忠君这个问题上，二人明显有着不同的理解。
袁盎敢于直面指出皇帝的错误，不会曲意逢迎。
前面就提到，文帝高看周勃，身受周勃恩惠的袁盎却在皇帝面前贬低他。后来周勃被人状告谋反，文帝打算问罪与他，可袁盎又出来反对，力辩周勃无罪。还有一次，文帝去霸陵山游玩，袁盎随行。下山的时候，文帝玩心大起，下令车夫加快赶马，享受一下飞翔的感觉。袁盎立马站出来反对，劝谏文帝是国君之躯，不能玩悬的，文帝只得作罢。袁盎最刚的一次是直接撅了景帝和窦太后，窦太后想立爱子梁王为皇太弟，还说动了景帝。可袁盎坚持嫡长子制，不但在朝议上直言反对，还找上窦太后劈头盖脸教育了人家一顿。袁盎之刚，世所罕见。当然这里面的代价也很大，袁盎最后就是死在了梁王手上。
袁盎次次进谏都是在为国君着想，落下直臣的美誉。然而文帝明显并不喜欢这样“心向国君”的臣子，后来文帝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发到外地为官了。袁盎先是陇西都尉，后升迁到齐国当相国，后来可能觉得还是离得太近，文帝又派他到更远的吴国为相。
晁错的仕途要比袁盎单调得多，文帝时期出仕，后面几乎都呆在东宫。他是儒法双修，志在天下，琢磨的都是辅君治国之道。对于太子和皇帝的私事，远没有袁盎上心。晁错在东宫任职期间，就御边、削藩、兴农都上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奏疏。除了参谋国策，晁错的兴趣都在治学上，在汉初的文学领域，他是仅次于贾谊的存在。搁到现在，晁错就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文艺青年。
文帝对晁错很是欣赏，但也止步于欣赏。他的策论很多都激进超前，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晁错建议以“以蛮夷攻蛮夷”，即招纳擅长骑射的胡人士兵，建设步骑协同的复合军队。想法不错，可这需要以雄厚的国力为支撑，可此时的汉帝国还没有汉武时的强盛气象，难以施行。晁错还主张尽快削藩，减少诸侯国的土地和人口。这自然也是于社稷有利，可过于轻视诸侯国的力量，强制削藩会带来国家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文帝觉得晁错将来会是个能臣，但现在还不是。他尚需打磨，留给下一任皇帝正经不错。所以，在文帝一朝，和到处奔波的袁盎完全相反，晁错几乎就在长安没有动过窝。
袁盎关注细节，晁错着眼天下，都可以说是忠君忠国。袁盎可能觉得晁错好高骛远，晁错也会认为袁盎矫揉造作，或许这是他们彼此敌视的深层原因。
细细品味袁晁二人的作为，就会有一种感觉，袁盎更像先秦时期的家臣，而晁错更像后世的儒臣。袁盎做事的着眼点始终是皇帝，忠的是君；而晁错看重的是皇帝统治的天下，忠的是国。
不畏奸佞
袁盎在给周勃下定义时，提到了一点，周勃面对跋扈的吕氏，没有为皇室挺身而出。这样软弱的见风使舵者，称不上社稷之臣。在这方面，袁盎很有发言权。
袁盎喜欢怼上级，甚至连皇帝都可以怼，自然更不会怵那些权臣和佞臣。文帝身边有一个叫赵同的宦官很得宠，他和袁盎不对付，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袁盎的坏话。这时的宦官虽然没有后世的威势，可作为皇帝的身边人，能量也是不小。袁盎可没想着怎么去缓和关系，而是要在皇帝面前公开矛盾，逼文帝做出选择。有一次文帝坐车出行，将赵同也带在车上。袁盎借题发挥，立刻上前拦住车鸾说，和皇帝同坐一车的都是天下豪杰，虽说现在大汉没什么英雄，可也不至于跟一个“刀锯余人”坐在一起吧。所谓的刀锯余人，想必大家都懂啥意思。文帝当时也有些尴尬，哈哈一笑，命赵同下了车。
还有一个可以佐证袁盎不畏权势的例子，当时文帝宠爱慎夫人，有一次带着她和窦皇后出行。负责安排座位的袁盎坚持尊卑有序，特意将慎夫人的座位往后面拉了下，使之落于皇后之后。慎夫人当时很生气，不肯就坐，文帝也很是不悦，一场游玩不欢而散。事后袁盎抓着此事不放，劝诫文帝以吕后为戒，若让慎夫人和皇后生下嫌隙，文帝百年后，窦皇后恐怕就会加害于慎夫人。文帝觉得他说的也在理，还让慎夫人感谢袁盎。
这两件事为袁盎赢得了直臣的美誉，但他前后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统一。首先，袁盎是以吕党身份入仕的，在要阿不阿附吕党这一点上，他还不如周勃。其次，在他出任吴国相国时，虽然他早就听闻吴王有造反计划，但他害怕吴王报复，从不敢向朝廷告发，还私自收受吴王的贿赂。这两件事是袁盎从政生涯的两大政治污点，也是他也没那么刚硬的佐证。
回头再看上面说的两件事，袁盎埋汰赵同，更多是为了报私仇。另外他在慎夫人事件中，虽然得罪了慎夫人中，但也讨好了窦皇后，后来还主动同慎夫人缓和了关系，其用心并不纯粹。归根究底，袁盎还是在求名。
袁盎从吴相的位子上辞职，在回长安的路上偶遇丞相申屠嘉的车队，袁盎下车执礼，申屠嘉却只是在车上答话。袁盎觉得很丢人，事后思来想去咽不下这口气，非要上门找申屠嘉说理，最后好说歹说让申屠嘉认了错。袁盎做事，事事从自己名声着想，这样的刚硬着实刻意了些。
至于晁错，一他对袁盎关注的这些“小事”向来不在意。最能体现他“不畏奸佞”的，便是他对削藩的执著。
削藩是晁错最大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藩国政治是对汉朝长久统治的最大威胁，必须严格限制藩国的土地和人口。削藩在历朝历代都是敏感问题，诸藩王可不是能随意拿捏的，文景时期汉朝有一百多个郡，但直属中央的只有二十多个，大部分郡县都归属于诸王，尤其是在旧六国占据的关东，几乎全是藩国领地。这些藩王天高皇帝远，还有钱有兵，脾气都大的出奇，几乎无人敢惹。袁盎正是惧怕吴王杀他，才不敢披露他的反迹。在这一点上，晁错要比袁盎更勇敢，他不但预料到吴王会反，还要更进一步帮皇帝和天下消除这个威胁。
晁错曾给文帝上过关于削藩的奏疏，不出所料招来亲藩王派和持重派的反对，文帝也不想破坏国内的安定局面，就没再搭理。可晁错没有气馁，而是把希望放在了太子身上。景帝上台后，晁错先是任内史，不久又升为御史大夫，不到三年就位列三公。景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晁错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晁错适时再次推出了他的削藩策，誓要在景帝一朝消除藩国威胁。
削藩会得罪藩王，不但自己可能会死，连家族都有灭族的危险。晁错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父亲也明白，便劝他不要这么激进，然而晁错不为所动。老父见说不动儿子，竟就此服毒自杀了。即使如此，晁错仍然不改初心。太史公写到这里也很动容，最后忍不住给晁错加了句评语——“家危国泰”。
晁错这么执着地削藩，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要说求名，他因坚持削藩得罪了一大票人，甚至害了父亲；要说求功，就凭他和景帝的关系，封侯拜相只是时间的问题。晁错的坚毅，确实值得敬佩。
胆魄才干
袁晁二人可以说都是干吏，要不然也不会成为朝廷大员。要是做个比较，用现代的标准来说，袁盎情商更高，晁错智商更高。
袁盎虽然屡屡跟上司抬杠，但其实情商并不低，做事始终留有余地。对周勃就是很好的例子，先是贬低，后来又出来说好话，攒足了人心。吴王强横，他就夹起尾巴做人，申屠嘉心软，他就以理服人。遍观袁盎的传记，说的都是他为人处世的言行，好似一部《论语》。然而要说他出仕干了些什么实事，记载却少的出奇。
提到他做官能力的有两件事，一是在任陇西都尉时，甚得人心，离开陇西的时候百姓都不舍相送。二是七国之乱爆发后，袁盎联合众大臣力主杀晁错以求叛军止战。晁错被杀后，袁盎赴叛军求和，结果叛军根本没有停战的意思，还将他扣留了。好在叛军中有旧部施援，袁盎得以逃回长安。这两件事都能说明袁盎善于拉拢人心，可要说才干，也显不出什么。
景帝对袁盎的能力也不是很信任，七国之乱平息后，袁盎出任楚相，他曾就国事上过几个奏疏，景帝基本都没搭理。景帝对他不满是其一，奏疏没什么亮点是其二。
晁错的情商相比袁盎差得很多，要不然也不会得罪那么多人。他是景帝最宠信的臣子，却也是朝野上最被孤立的人。晁错在还只是不入九卿的内史时，就对所有的国家大事都要发表意见，丝毫不顾及其他人的面子。这样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令众臣无不侧目。
还有一件事，晁错可以说了犯了众怒，最后把一位丞相都搭了进去。他的住所跟皇宫隔着太庙，为了往返方便，晁错就在太庙开了个门。大臣们很是不忿，时任丞相的申屠嘉听说后，是又怒又喜，怒的是晁错竟然擅自破坏太庙，喜的是晁错终于有把柄落在自己手上了。申屠嘉于是决定找景帝告状，就算治不了死罪也得让他掉层皮。好在晁错提前获知消息，提前找景帝禀明了此事。申屠嘉再来告状时，景帝不以为意，还帮晁错把这事掩过去了，说他毁的只是普通墙壁，和太庙没什么关系。申屠嘉羞愤难当，只能谢罪而去，不久就活活气死了。晁错但凡肯就人情方面多想一点，也不会为了自己方便而去太庙墙上开洞，只能说他把自己的能力值全放在智商上了。
除了著名的削藩策，晁错还提出过很多治国方略。比如移民实边，鼓励内陆民众开垦边疆，并积极吸纳胡族参军，以匈奴制匈奴。还比如重农贵粟，重视农业生产，必要时候还要减租降赋，同时抑制商业，维持物价稳定，保障各地粮食供应。如此种种，如果七国之乱不发生，相信晁错会成为一代名相。
晁错最受诟病的地方，自然是削藩太过急功近利，逼反了七国，弄得汉朝一度岌岌可危。晁错其实对这个局面早有预料，他早就对景帝说过，削不削藩，藩王们都会造反，尽早削藩，还能掌握主动权，危害自然就小一些。可晁错没有料到的是，景帝的决心没有那么大，也没预料到叛军实力这么强，而且借口竟然是“诛晁错，清君侧”，而他就是那个“君侧”。
就是因为没料到这两点，晁错败了。
晁错，就个人而言，他是失败的，但他的事业最后是成功的。袁盎在个人方面则是成功的，事业则谈不上失败或成功，因为他没有事业。晁错是个标准的文人，可行事却像个莽夫，认准了目标就不管会得罪多少人，也不管自己会付出什么代价。袁盎出身草莽，做事却极有法度，内柔外刚，尽管经常怼天怼地，这样的一个人口碑却极佳，真是奇哉怪哉。
这两种不同的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社稷之臣?放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后记
历代统治者不怕臣子人缘差，也不担心臣子的人缘过于好，他们最担心的是臣子结党，把自己架空。袁盎和晁错却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纵观他们的一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两人是一个类型，都是孤臣，只是晁错更纯粹一些罢了。不管是袁盎被外放雪藏时，还是晁错要被诛杀时，都不见有人为他们说情。这揭露了汉初官场上的一个真相：袁盎和晁错并不能完全融入西汉朝堂的圈子。以丞相申屠嘉为代表的军功集团垄断了官场，汉初历任丞相都是刘邦的那帮老伙计及其子嗣，封侯拜将也是出不了这个圈子。无论是借重景帝的晁错，还是对这些勋老似拒实迎的袁盎，都是外人，都被他们看不起。声名远播的袁盎止步于藩相，晁错刚位列三公就被诛。这是景帝要改变的局面，可惜他也改变不了什么，一切还是要靠他的儿子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