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髡残：虽极恣肆而无不在规矩之中（上）
髡残号石溪，是清初著名的画僧，与弘仁、八大山人、石涛并称为“四大画僧”。最初提出这个概念者，乃是晚清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叶德辉，他在《游艺卮言》中称：“国初遗老托画逃名，尤以四僧为冠。石溪之生辣，石涛之雄奇，药地之古微，渐江之淡逸，大抵两朝间气之所接续，不得以衣冠之士相比论。”
在这里，叶德辉将髡残与石涛、方以智、渐江并称为“四僧”，大约六年后，在民国六年，他又对“四僧”的入选者作了如下调整，他在《观画百咏》中写道：“甲申鼎革，胜国殷顽、周黎皆遁入空门，寓哀离黍，偶然作画，无非写其心史之悲，其画不必求工，而自无不工者。如残道者石溪、渐江弘仁、大涤子石涛、八大山人雪个，或以遗民寄其悲悯，或以宗室痛其流离。”
这次调整的主要变化是去掉了方以智，而后加上了八大山人。为何作出这样的调整，吴雪杉在《“四僧”名目考》中认为：“叶德辉用八大山人来替换方以智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八大山人的宗室身份。‘或以遗民寄其悲悯，或以宗室痛其流离’，遗民对应石溪与弘仁，而宗室指的是石涛和八大，这一点是方以智无法比拟的，以皇室身份出家为僧，其政治效力自然远远超过其他人，方以智纵然名声显赫，在血统上终究不如八大更有来历。”
髡残《苍翠凌天图轴》南京博物馆藏
吴雪杉所说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就艺术成就而言，八大山人超过了方以智。叶德辉的这个调整受到了后世的肯定，故此后绘画界始终将这四位大画家并称为“清初四僧”。其实“四僧”之外，在民国年间更为流行“三高僧”之说，比如黄宾虹在《古画微》中说：“三高僧者，曰渐江、石溪、石涛，皆道行坚卓，以画名于世。明季忠臣义士，韬迹缁流，独参画禅，引为玄悟，濡毫吮笔，实繁有徒，然结艺精通，无以逾此三僧者。”郑昶所撰《中国美术史》中也是持这种说法：“明季之乱，士大夫的高洁者，常多迹佛氏，以期免害，而其中工画事者，尤称‘三高僧’。即渐江、石涛、石溪；渐江开新安一派，石溪开金陵一派，石涛开扬州一派，画禅宗法，传布大江南北，成鼎足而三之势，后人多奉为圭臬。”
为什么黄宾虹、郑昶等都未将八大山人列入三高僧中？吕晓在其专著《髡残绘画研究》中猜测说：“他们当时都未将八大山人列入，可能是以画科分类，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八大更主要是花鸟画家。”
在髡残当世，他主要是与程正揆并称，程正揆号青溪，而髡残号石溪，故时人有“二溪”之目。当时的另一位大画家龚贤与程正揆同师董其昌，龚贤在给周亮工的《集名家山水册》题画，写下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跋语：
今日画家以江南最盛，江南十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然名流复有二派，有三品：曰能品、曰神品、曰逸品。能品为上，余无论焉。神品者，能品中之莫可测识者也。神品在能品之上，而逸品又在神品之上，逸品殆不可言语形容矣。……金陵画家，能品最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青溪画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笔，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
髡残《苍山结茅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龚贤的这段话概括了当时的画坛，认为中国绘画以江南最为兴盛，而江南以金陵最盛，那时的金陵画家人数不下千人，佼佼者则有几十人之多。龚贤按这些画家的绘画成就，给他们分出了三六九等，其中逸品为最高品，而逸品中以髡残和程正揆水平最高，同时他又点出了石溪和青溪在绘画风格上的差异。以此推论起来，龚贤将“二溪”视为当时天下绘画成就最高的画家。
从“二溪”的交往情况看，程正揆可谓是髡残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在经济上青溪给石溪以很大的帮助，在绘画上两人也有很多的切磋，两人甚至经常合作搞绘画创作。从髡残的绘画面目看，他得力于王蒙最多，髡残临摹过多幅王蒙的作品，而有些作品原件就是程正揆提供的。比如他们共同绘制的《双溪怡照图轴》上前面有程正揆所书跋语：
石溪师息余斋，偶展玩叔明《具区林屋》画，余遂用其意作此幅，未及成，忘置之，师得于座壁间，乃为结构，竟是点铁，大奇大奇。因题其图于端，并识之。青溪道人。
程正揆说髡残住在他家，某天他们一起品评王蒙的《具区林屋图》，程仿其意境另画了一幅，未及完成而放在了一边，然后就忘了此事，后来髡残看到，于是就将这幅画补完，又写下了如下跋语：
青溪翁住石头，余住牛头之幽栖。多病，尝出山就医，翁设容膝，俟余挂搭。户庭邃寂，宴坐终日，不闻车马声。或箕踞桐石间，鉴古人书画，意有所及，梦亦同趣。因观黄鹤山樵翁，兴至作是图，未竟，余为合成，命名曰“双溪怡照图”，当纪岁月，以见吾两人膏肓泉石，潦倒至此。系以诗曰：云山叠叠水茫茫，放脚何曾问故乡。几处卖来还自买，为因泉石在膏肓。癸卯十月，石溪残道人。
髡残《绿树听鹂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石头是金陵的代称，髡残说程正揆住在金陵，而他住在牛头山的幽栖寺，因为自己多病，时常要到金陵去就医，每次都住在程正揆家中，两人很是投机。按髡残的话来说，有时他们做的梦都一样，可见“二溪”情好日密到何等程度。而程正揆的《青溪遗稿》卷三十八的《奇梦录》中竟然载有如下一梦：“康熙六年丁未七月初一，在弘乐，梦祖堂石溪禅师赤身伏予身，卧良久。予问曰：汝病若何？石不答。复问曰：汝死耶。曰：然。又问：汝从何处去？无语。予曰：奚不入吾之体。遂吮予臂，予亦吮其臂。复大呸之，推倒床下而灭。予觉四肢五内如蒸焉。”
这个梦读来实在暧昧，程正揆竟然梦到髡残光着身子爬在他身上，然而两人的对话却是生死大事，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人互相亲吻对方的手臂。因此后世有人认为“二溪”有同性恋倾向，但髡残毕竟是僧人，所以这种情形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关于髡残出家为僧一事，钱澄之在《髡残石溪小传》中写道：
师武陵刘氏子，母梦僧入室而生师。稍长，自知前身是僧，出就外傅，窃喜读佛书，里有半庵，儒而禅者，特奇爱师。一日闻诵怡山愿文，正心出家。童贞学道，即痛哭请诸父母，求出家，不许。有来议婚者，师大骂绝之。崇祯戊寅，师年廿七矣，自念居家难以脱离。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长跪父床前，谢不孝罪。父知其志坚，且业已剃，遂听从之。龙先生闻之，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不可小就。教令看话头，有省。益令游江南参学。
髡残《寒林寺待客图轴》吉林省博物馆藏
髡残俗姓刘，是湖南武陵人，他的母亲曾梦见僧人进入家中，之后就怀孕生下了他，因此髡残长大之后认定自己前世就是僧人，并且喜欢读佛经，向父母提出要出家，父母不答应，他也只好作罢。某天，有人来商量他的婚事，这一下惹急了髡残，大骂而回绝。在他27岁那年，他竟然拿刀自剔其头，而后长跪在父亲面前，表示自己一定要出家，父亲看他志向坚定只好答应了。
钱澄之与髡残出生于同一年，因此钱的所记应当较为准确。在这段小传中，钱澄之只提到髡残跪在父亲面前，没有提到母亲，以此推测，其母此时已经去世。对于他的这段经历，周亮工在《石溪小传》中同样有载：
石溪和尚名髡残，一字介邱，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为置毡巾御寒，公取戴于首，览镜数四，忽举剪碎之，并剪其发，出门迳去，投龙三三家庵中。旋历诸方，参访得悟。
关于髡残出家的原因，当代学者更愿意将其解释为乃是明清易代，因为髡残参加了抗清斗争，最后看事不可为，为此而出家。比如郑锡珍在1962年出版的《弘仁 髡残》一书中，就以顾炎武的一首诗为佐证：“那时髡残年已三十余岁。他是血性汉子，有爱国的热诚，就参加了抗清的斗争。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我们从顾炎武《同楚二沙门小坐栅洪桥下》诗里，可以窥见其中的情况。”顾的这首五言长诗中有如下诗句：
上坐老沙门，旧曰名省郎。曾折帝廷槛，几死丹陛旁。
天子自明圣，毕竟诛安昌。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
复有一少者，沉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
髡残《水阁山亭图》轴
顾炎武在诗中的小注中写有“释名髡残”，故郑锡珍以此作为立论依据。而朱万章在《髡残交游研究补证》一文中反驳说：“此诗从诗题看，与髡残并无明显瓜葛，唯一可看出与髡残有关系的是‘复有一少者，沉毅尤非常’句后的作者自注‘释名髡残’。就是这一句，其实大有可疑。按顾氏诗中之语气，顾氏当为一长者，髡残为‘一少者’，这与二人年龄是不相吻合的。此时髡残已经45岁，而且比顾炎武还大一岁，顾氏此言是极不合情理的。此外，下文之‘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句与史实不符。当时髡残已经蜚声金陵之佛教界、艺术界，作为广交文友的顾炎武，对这样一位义僧不可能不‘知行藏’和‘姓名’。在今人谢正光所辑之《顾亭林交游表》中，广列顾氏友好达二百三十五人，几乎囊括了顾氏交游中所有见诸史乘者，唯独不见髡残之名。”
那如何解释这句诗注呢？朱万章在文中又称：“这实非偶然。因此只能有这样一种结论，如非顾炎武自注之笔误，则此髡残决非石溪髡残，而是另有其人，且与顾炎武为忘年交。”
然而吕晓在其专著中并不完全认同朱先生的观点，经过一番推论，她认为顾炎武提到的“少者”的确是石溪髡残。但吕晓也认为：“他与顾炎武有着同样的反清复明思想。不过，出于慎重，我们尚不能将顾炎武此诗作为髡残参加抗清斗争的直接证据。”
从其他资料来看，髡残的确有遗民精神，清严元照在《蕙榜杂记》中载有如下一段事：“熊公（开元）国变为僧，聚徒拥众，开堂说法。尝至南京，一日携侣游钟山，有楚僧石溪者，隐者也，独不往。及熊归，石溪问曰：若辈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礼？熊愣然，漫应曰：吾何须行礼？石溪大怒，叱骂不已。明日，熊谒石溪谢过，溪又骂曰：汝不须向我拜，还向孝陵磕几个忏悔去。吁！石溪诚卓然矣，熊公似不宜如此也。”
对于这段记载，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评价说：“向经历了那样惨毒者要求无怨，不过证明了时论的不情而已。熊开元性情刚烈，其不拜毋宁说正是本色，倒是那责骂他的僧人，比遗民更遗民。当时的人们所能接受的，正是‘遗民僧’，所谓的‘忠孝和尚’。”
髡残《松巖楼阁图》南京博物馆藏
髡残曾在《山水册六页》的题记中写道：“把名利看大了，便忘却生死，把生死看大了，便忘却名利。张拙偈云：‘随顺业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华。’莫不是名也。随他利也，随他佛道也，随他生死也，随他恁么不恁么也，随他果然如是，则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虽然有着这样的通达，但髡残性格仍然十分刚烈，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写道：“性直硬如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又善病。居幽栖山绝顶，闭关掩窦，一铛一几，偃仰寂然，动经岁月，即会众罕见其面。”
髡残既不愿意交朋友，也不爱跟他人说话，因为多病，所以长年居住在幽栖山顶上的僧舍内，有时闭关很长时间，故少有人能见到他，唯有程正揆前来看他的时候，他却欢欣不已，两人会躺在一张床上整夜兴奋的谈论问题，想来他们的话题中很多都会涉及到画理：“惟余至则排闼人，乃瞪目大笑，共榻连霄，畅言不倦。曾为余破关拉至浴堂洗澡竟日。又曳杖菜畦山篱间，巡觅野蔬，作茗粥，供寮务，数百众皆大惊骇，得未曾有。牛首双峰，竟成虎溪三笑矣。”
看来髡残除了能够接受程正揆，对其他的人大多不理，程正揆的一些观念也的确对髡残有影响，比如程在《题石公画卷》中写道：
此石公在修藏社中所作。时予告之曰：画不难为繁，难于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非以境减，减以笔，所谓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者也。石公遂作此图示予，复笑曰：诚少少许，奈不中律何？予应曰：博浪一锥为千古绝伎，金人十二，何啻天壤视之，君宁有幸心耶？记此语已二十年，往儿覃收藏，复装潢，请题于后，因记之。
程正揆跟髡残说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他劝髡残在绘画上要多用减笔，于是髡残按程正揆所言，绘出一幅画作让程品评，但这种画法显然非其所长。由此可证，两人的确在画理上作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