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一位改革家-----商鞅（潘长宏看历史）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秦朝的律法中的死刑有：绞刑,斩刑,腰斩,凌迟,车裂）
（就是五马分尸）
公元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难保。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这已是他心中定见。然而刚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却没有底。
《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谒见秦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孝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孝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当时秦国世族的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及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此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才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鼓励孝公当机立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打动，于六年（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出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编民为伍，彼此连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经》；罢黜守旧勋贵出京，整饬军备，沿自吴起；甚至变法之初，立木封金于都城南门，也是模仿吴起“南门偾表”。
首先“废井田，开阡陌”，改百步之田亩度量为240步，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鼓励垦荒，所以“开阡陌”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统一缴税，终极目的也是将土地度量与户籍徭役兵役管理“绑定”在一起。根据商鞅所撰《垦草令》，秦王还采纳了其建议，招徕三晋之人，给予田宅和国人身份待遇，一则削弱了三晋帝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能力，也使相当部分秦国男性青壮年可投军入伍，增强秦军的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另一核心举措，在于在秦国全境推行县制。以往秦、三晋与楚设县，多为边境偏僻地区，军事边防作用为先。商鞅变法后，将秦国全境统一划分为41县，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秩级从600石至1000石不等，职责相当庞杂琐屑，包括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粮仓、管理公府金钱、兴发徭役兵役、铸造兵器等。县令之下有县丞和县尉，合称为长吏，是县令的佐官，分别负责辅助管理政务，以及县内军事之职。县令与长吏之下，有厩啬夫、皂啬夫等职责明确的胥吏。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国家可以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赋税、兵役、徭役悉出于编户。 户籍编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驱民为战，对外扩张，而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则是军事组织动员的强心针。
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亦有《军爵律》两条，分别规定了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战场得敌人首级一，就能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可谓简单直接，通晓民心。军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促进了秦王国的社会转型，使得周代贵族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更加失去了意义。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互相促进性，使得万民在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协调行动。随着变法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推行，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东进拓疆，建立霸权成为孝公和商鞅关注的核心问题。东进，就必须彻底摧毁秦的宿敌魏国，也许在商鞅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而让魏国付出霸权旁落、疆域缩减、军力被毁的代价，则是最好的复仇。他游说秦王说：“秦与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公元前354年，趁着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东进，元里一站大获全胜，斩首7000，夺取了少梁，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外战大胜。两年后，商鞅晋升大良造，再次趁着魏国争霸中原，无暇西顾之势，率大军穿越河西，夺取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并进而攻陷魏国防秦重镇固阳。
曾经轻视商鞅的魏惠王，终于尝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宋卫邹鲁等国之间，试图建立联盟，集各国之力联盟伐秦。然而，这次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反秦联盟，却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轻松破解。他告诉孝公：独立抗击联军是下策；请齐楚等与魏国有隙的东方大国发兵来救，是中策；上策则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组织的反秦联盟，再设法令齐楚等国自行伐魏，这样秦国不仅自身无损，还可以再次趁魏国交困之际出兵收复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亲身涉险的商鞅游说下，吃下了秦国支持自己称帝这枚空心汤圆，计划联合燕国伐齐楚，兴冲冲地“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闭门过起了皇帝瘾，结果引发东方六国众怒，先是在桂陵之战中败给齐军，丧师10万，又被商鞅率秦军趁火打劫，大将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凯旋而回的商鞅，达到了其事业与威望的顶峰，秦孝公亲去东郊迎接凯旋之师，同时兑现了自己“有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然而，正在商鞅达到自己政治生涯与理想抱负巅峰之时，灭顶之灾也悄然降临。一位名叫赵良的官员曾拜访商鞅，当商鞅洋洋自得地让他比较自己与曾经的穆公贤相百里奚哪个功劳大时，赵良说，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而商鞅却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用刑罚惩处反对变法的太子师傅。一旦出巡，则前呼后拥，车马众多，卫士们弓上弦，刀出鞘，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赵良进而说，商鞅的权势表面上炙手可热，实则除了秦孝公的支持外别无依托，如同日光下的朝露。他进而劝告商鞅其将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以自保。对赵良的建议，商鞅自然嗤之以鼻——5个月后，公元前338年，45岁的秦孝公骤然去世，新君太子驷刚继位，嗅到了政治风险改变的朝廷诸臣马上就将矛头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开了序幕。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秦惠文王绝对不会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商鞅这样位高权重且有宿怨的前朝旧臣，曾因反对变法而受到文身等肉刑的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立刻劝告昔日的学生不要养虎遗患，于是商鞅被收缴了相印与兵权，逐回封地。不仅如此，惠文王又借口商鞅离行之仪礼形制太过奢靡，有越制非礼之罪，索性宣布其为罪臣叛党。穷途末路的商鞅在奔魏未果的情况下，只得暗自逃回封地起兵，作孤注一掷的抵抗。最终被惠文王所派大军击败，被执于郑国境内的渑池，惨遭车裂处死。商鞅虽死，但其变法却已在秦国牢牢生根，所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国已经如同一列呼啸的列车，完全在他设计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家政治轨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后，各国客卿依旧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统一六国、合并天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