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诗学及诗作之“宋意”辨析
内容提要：“宋意”，乃是与唐诗的“韵”相对的、宋诗特有的味道。张之洞在将“宋意”纳入自己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直面所处时代，以自我为主体，在吸收中做了选择，在传承中进行了创造。“宋意”在张之洞诗学及诗作中呈现出了具体而独特的审美风貌，染上了浓重的张之洞色彩。具体呈现为：执守雅正，崇尚真实，注重说理。究其背景和成因，大致离不开童年教育、社会身份、时代风云等因素。
关键词：张之洞 诗歌 宋意 雅正真实
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能诗者，其诗作及诗学在当时及民国广受关注，新中国成立后，虽一段时间遇冷，但近年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自晚清至今，以“宋意入唐格”来评张之洞的诗歌创作已是诗界、学界共识，然对其中“宋意”的追溯与阐释似有不足。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对张之洞具体诗作中的“宋意”与“唐格”进行机械的剥离，而是要对其诗学及诗歌创作中“宋意”的内涵、特征及背景成因一探究竟。以便于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张之洞的诗学及诗作，继而能给予其较为准确的定位，能有效地肯定张之洞诗歌的价值。
“宋意入唐格”本是张之洞对他人诗歌的赞美，语出其《四生哀·赠蕲水范昌棣》一诗，原诗句为“平生诗才犹殊绝，能将宋意入唐格”。我们现在已不知范昌棣诗风如何，但当时及后来的诗评家，如徐世昌、胡先骕、陈曾受、钱仲联等，多视其为张之洞的夫子自道。然对何谓“宋意”，从张之洞本人到论者并无具体阐释。钱仲联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钱仲联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4月版）所作的《导言》中言：“张氏明确提出了‘宋意入唐格’的主张，所以具有唐人的藻采和宋人的骨力，又能言之有物，从其身世遭际抒写真性情。”纵观宋代诗学，我们可以得知，“宋意”包含“宋人的骨力”，但又不仅限于此。至于王英志主编的《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中把张诗之“宋意”释为“平易晓畅而有思致诗风，是宋诗中健朗而不奥折的诗风”[①]，实是“宋意”在张诗中的表现形态，而非“宋意”之内涵。倒是庞坚以“宋诗的意趣”[②]概言之能切中肯綮，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接着讲”——如何理解“宋诗的意趣”？需要明确的是，宋诗所尚之“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诸如意思、意义之类，而是徐复观所言，“以想象为主的思中，加入了较多的理性成分”，“是把感情理性化”[③]，用诗句表现这样的“意”，宋诗的筋骨便随之而来，宋诗的“理趣”也油然而生，这样的宋诗也不可能绚丽华美。由此看来，“宋诗的意趣”大致是这两方面的融合：一是内容上的抒发经过理性的沉淀而更加内敛坚实的情感，“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语）；一是艺术形式上的“深折透辟”（缪钺语）、素朴典雅。二者相生相依而出的“宋意”，即是与唐诗的“韵”相对的、宋诗特有的味道。如果说这是“宋意”的原有之旨，那它们在张之洞诗歌中呈现出了具体而独特的审美风貌，染上了浓重的张之洞色彩。张之洞在将“宋意”纳入自己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直面所处时代，以自我为主体，在吸收中做了选择，在传承中进行了创造。
“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内涵的演绎和阐释，历代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宋代诗学的“雅”向人生的理念世界开掘，强调诗人人格的修为，特别是书卷精神的重要，将诗品与人品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的“雅”契合了张之洞的儒家正统思想意识和审美取向，于是，他认同和吸收了宋代诗学的崇雅意识，肯定“北宋清奇是雅音”，并进一步向“雅”的原旨回归，即，“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④]并对“雅正”进行了明确的注解：“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⑤]，这其中包含了对诗歌雍容典雅的体式、理端意深的诗意、中正平和的韵味等维度的要求。又在《輶轩语》中告诫天下书生“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做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入道。”[⑥]其诗歌《哀六朝》更是直接地将有违雅正的六朝浮靡文风视为乱世亡国之兆，“神州陆沈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玉台陋语纨绔斗，造象别字石工雕。亡国哀思乱乖怒，真人既出归烟销。”并断言“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张之洞以史为鉴，将诗风与世风相联系，认为晚清种种弊端与“今人攘臂学六朝”有关，痛心疾首地呼吁诗歌创作回到儒家诗学的雅正道路上来。如果说宋代的“雅”主要是一种“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式的典雅，张之洞则立足晚清风雨飘摇的时局，将诗歌的“雅”与王朝兴替、人心教化联系在一起，倡导一种黄钟大吕式的、带有政治关怀的“雅正”之音。他本人也在创作中践行了这样的诗学主张。张之洞的登赏游览之作多有佳构，也颇能代表其诗风。如《重九日作》：“高台叶响夕风起，薄寒清瘦愁朱李”、“开口且从杜牧笑，枯颅谁诮参军颠”……全诗用典无痕，清雅之至，夏敬观在《学山诗话》中大赞：“纯为东坡，笔力矫健，百余年来，纱帽头诗，当首屈一指。”[⑦]再如其古体诗杰作《铜鼓歌》，长诗以平乱大捷后所铸记功之铜鼓为对象，状其形，摹其声，洋洋洒洒，一韵到底，笔墨激越跌宕，沉酣飞动，一股浩然正大之气贯穿始终。
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⑧]，“实”，是宋诗的重要组成。翁氏所谓实，并不仅指学问考据，也包括“事境”，即实际生活。翁方纲提倡的“质厚”、“实处”，其核心是叙事详切，议论痛快，备记时事。实，绝不是“腐木湿鼓之音”，更有别于俚浅直露之辞，而是强调诗要出于性情、时事而有余味，要在朴素、厚重中有气势、含清通。宋诗的“实”，在张之洞“宋意入唐格”的理念与格局中，正是用来医治唐诗之空泛的一剂良药。我们看到，不管论诗还是写诗，张之洞都对“实”推崇有加，并且还对其做了加持，即，“真”，此真不仅意味着存在，还指“有意义、不剿袭”（《輶轩语》）。崇尚真实，成为张之洞“宋意”的又一个体现。他在《輶轩语》中多处言及此观点：“诗至有味，乃臻极品”，而要做到有“味”，要“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并特别标注“有事一条，尤为切要，特为标出”；谈论古今体诗“十二忌”时特指出“忌虚造情事景物，将无作有”；“忌貌袭古而无意”；“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在他看来，诗要为事而作，诗味来源于真实的理、情、事，任何的无病呻吟、空穴来风都是要不得的。在诗歌创作中，他也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言不苟出”，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张之洞较少纯粹的直接抒情之作，大都是借写人、纪事、摹景、状物、咏史等来表情达意。诗歌内容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家国忧思溢于笔端。从一首首诗歌我们可看到这位士子、学官、儒臣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历程。《癸丑七月畿辅淫雨十日……》是其少时所作，写“绮绣周原变水乡”的灾情，写“泽鸿休怨无安所”的“匪（太平军）情”，依托景与事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怀抱。七绝《四月下旬过崇效寺访牡丹花已残损》：“一夜狂风国艳残，东皇应是护持难。不堪重读元舆赋，如咽如悲独自看。”此诗是其晚年佳作。表面写残花，实则隐喻晚清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时局，映射出一介朝廷重臣回天乏力的悲凉心境。贴切蕴藉，感人至深。张之洞用诗歌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历、所思、所感。林庚白在其《丽白楼诗话》中写道：“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惟二张能自道其艰苦与怀抱。二张者，之洞与謇也。之洞负盛名，领重镇，出将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语，处新旧变革之际，危疑绝续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见于诗，视謇犹真挚。”[⑨]是为的评。陈散原对此有“纱帽气”、“馆阁气”之讥，汪辟疆辩驳：“散原亦不喜广雅诗，尝云：‘张诗语语不离节镇，此纱帽气也。’衡情而论：诗贵有我，广雅久居督部，东来温峤，西上陶桓，以及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正是眼前自家语。”[⑩]写出“自家语”，抒发真性情、真怀抱，正是张之洞诗歌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与唐诗的主情不同，宋诗以志、以意为主，因主志、意，便多有议论、说理。这一特征正适合发挥张之洞作为儒者、重臣的“名论特识”，便被他顺理成章地纳入“宋意”之中。张之洞诗基本走的是宋诗以意炼象、即物究理的路径，接纳了宋诗凝练沉潜的精神法式。但具体的意、理又与宋诗多有不同。宋诗往往或知性地思省人生的意义，或理性地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怀才不遇自怜自艾，即使感时伤世也常和自身的荣辱沉浮相联系。张之洞则不然。一方面，身为朝廷柱石，内忧外患，重任在肩，疲于应对，使其难以有“究天人之际”那样超越性的思考；同时，天理、玄思也不符合他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所以，张之洞的议论说理大都是落于实处的“人道”，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关怀。如《铜鼓歌》，此诗本是仿苏轼《石鼓歌》而来，但二者结尾相异。张诗结尾“藏之宗拓无忘在营事，亦知乃祖乃父于国宣勤劳”,“圣人有道四夷服，何用大食日本歌金刀”；而苏诗以“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来做结。张诗结尾以家国为念，不同于苏轼的人生思考。另外，《连珠诗》亦可为力证。三十三首《连珠诗》是张之洞一生立身处世治学为政之心得。“连珠诗”在形式上都是先以一句谚语领起，然后以典故铺排来说理，最后以“吾闻”二字引出结论。如第二十六首：“乞火不如取燧，寄汲不如凿井。求已胜仰人，劳暂逸乃永。婴儿在人掌，待乳存徼幸。贫士衣中珠，未索自不省。世人志在偷，不好精进猛。齐景但出涕，赵孟惟顾景。亦如士为学，剽窃非修绠。谋国计久长，岂得饰清净。国与天地立，众醉须独醒。吾闻周易象，自强为要领。” 诗歌脉络清晰，逻辑分明，运用譬喻进行类推，说理生动有力，强调了自强对于一人、一国的重要性。在外强入侵，国力衰弱，民生凋敝之际，这样的诗篇可谓是肺腑之言、切时之需。胡先骕评价《连珠诗》“不为学究之迂腐，亦异才士之浮词”[11]，此语可普遍适用于张之洞诗中的议论说理。
张之洞的“宋意”不是固守一隅、抱守残缺的复古，而是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学古。他在继承和吸收的同时不乏选择和创造，他的“宋意”，实乃“张意”与“宋意”的融合，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宋意”。他对苏轼和黄庭坚的态度可为窥豹之一斑。苏、黄是宋诗的两座山峰，甚至黄庭坚的诗作堪称更为典型的宋诗。但张之洞对二人的态度大相径庭：对苏轼推崇备至，对黄庭坚屡加贬斥。“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如佩玉琼据，舍车行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坦荡殊雕饰。枉受党人祸，无通但有塞。差幸身后昌，德寿摹妙墨。”（《摩围阁》）究其原因，无非是黄诗有违他平易晓畅的诗学观，于是，便被摒弃于“宋意”之外。张之洞的文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是密切相联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的影响和制约，也表现在哲学思想、方法论意义上的同一性。他对待“宋意”的态度，便与其“中体西用”的政治思想、汉宋兼重的学术思想一脉相通：即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实用主义哲学是它们共同的底色；通权达变、为我所用是它们共同的方法。张之洞的“宋意”是他打破朝代之畛域，从自我心性出发面向时代的一种取法，具有鲜明而浓郁的主体色彩和时代精神。
追溯张之洞“宋意”的形成背景，除与生俱来的先天个性外，大致离不开童年教育、社会身份、时代风云等因素。张之洞四岁开蒙，从小受到的是最传统的儒家教育，授业师皆一时饱学大儒。其父张瑛也注重在儒学根坻上培养他。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瑛“训子以‘俭约知礼’为宗，过庭授学，多乾嘉老辈绪言。”[12]这一切为张之洞的一生涂上了底色，打下了基调。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童年（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从出生到成熟称为“儿童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是人个体发展的宿因，童年期形成的先在意向结构会影响人的一生。张之洞童年期所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影响了他的事功，也影响了他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他的执守雅正、崇尚真实、切近现实皆以儒家经旨正统为底流，也是对儒家“文以载道”“诗言志”的文学传统的承继。而这一选择也与其朝廷重臣的身份相符。依照身份理论看来，在人的各种身份中有一种是中心，是主要的，会影响其他身份。张之洞有几种身份：诗人、学者、大臣，而大臣是他的主要身份，其余身份皆围绕这一中心行事。对于一位乱世中的封疆大吏来说，认同儒家“载道”、“言志”的诗学是水到渠成之事，“尽扫淫哇归雅正”也是其责任所在，而绮靡虚浮则与其身份格格不入。曾克耑言：“其身既无所容，而亡国破家之变交乘于前，曾无术以拯之，其悲悯世道，感伤太息，岂韦布之士所可望者邪？……故其发为声诗也，寄感伤于芳恻，寓隐微于诙诡。卓然有以自树立，非嘲弄风月者所得而比。”[13]这段论述似为张之洞诗量身打造。造就张之洞“宋意”面目的，外因亦不容忽视。诗和诗人都生活在他们的时代里。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古老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张之洞《遗折》）。面对如此坚硬的现实，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自然难浅吟低唱书写轻绮艳美的诗句，一位常怀忠君爱民之思的儒臣亦难有名士风流高蹈远尘之想。这样的时代气候，为张之洞那与社稷民生、兴衰治乱息息相通的“宋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从以上对张之洞的“宋意”辨析中可以看出，其诗学和诗作仍在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情感表现模式之下，折射出的是儒家传统的审美心态。晚清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颠覆其业已形成的观念形态和深层的心理结构，只是迫使他在诗歌创作中依照所秉承的“中庸”之道，来寻求个人的文化精神，或具言之诗学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整合。而“宋意”即是这一整合的结晶。我们应该把“宋意”放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起思想的和美学的背景，充分体察历史本身的丰富与复杂，从而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宋意”在诗歌发展和诗歌批评中的地位和价值。对于张之洞的诗歌创作而言，“宋意”是其内核，凝结着诗人的志趣学养和审美取向。“宋意”在给他的诗歌带来典雅厚重、宽博宏肆的同时，也带来了惹人非议的“馆阁气”。但，诗歌创作本就“各师其心，其异如面”，清流健将、封疆大吏、洋务殿军的张之洞只能写出属于自己的诗作。况“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李东阳《麓堂诗话》）张之洞的诗虽无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格调不俗，笔力雅健，“诗中有人在（陈衍语）”，已属难得。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中国诗歌史也应有这类诗歌的安放之地。
[①]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651页。
[②]庞坚《张之洞诗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6页。
[③]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6月，第399页。
[④]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 15 页。
[⑤]张之洞《輶轩语﹒时文》,赵德馨等《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12月，第十二册,第208页。
[⑥]同⑤，第198页。
[⑦]同注②，第25页。
[⑧]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赵执信、翁方纲《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87页。
[⑨]林庚白《丽白楼诗话》，转引自张修龄、马卫中《近代诗论丛·新旧交替中的复古诗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第 60 页。
[⑩]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1页。
[11]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81页。
[12]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页。
[13]曾克耑《爰居阁诗序》，曾克耑《颂橘庐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一册，第二卷，第7页。
作者简介：付红妹，河北省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毕业，后曾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两年。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北京大学学报》、《文艺争鸣》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艺术评论三十余篇。出版有个人文集《艺文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