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国庆特刊 何多苓：忧伤孤独的隐者
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代表。1977年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学习，1979年入油画研究班，毕业后在四川成都画院从事油画创作，现居成都，作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上世纪80年代初即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连环画《雪雁》等作品轰动一时。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摩纳哥政府奖等。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现居成都。1992年，其作品《今夕何夕》颠覆其一贯恪守的焦点透视法则，首次使用双重空间的处理手法，作品风格更为趋近中国古典绘画风格。从《婴儿》系列到《家族》系列，多年来何多苓的当代艺术创作从未停滞过。他的画风20年来每个阶段都有明显的变化。如《春风已经苏醒》、《生命》、《向树走去》、《冬日男孩》、《红色天气的马》、《乌鸦与女人》、《后窗系列》、《偷走的孩子》、《迷楼系列》、《庭院方案系列》、《小蚊》、《凯文》、连环画《雪雁》与《带阁楼的房子》。每个时期的变化有着不同的主题与绘画性的探讨，惟一不变的是属于神秘忧郁的当代气质。
何多苓：忧伤孤独的隐者
一、灰
要探究一个艺术家的缘起和生成，地理因素是不能缺席的。在中国当代艺术史文化史上，何多苓这个显赫但低调的名字跟成都这个城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何多苓，自然是成都的一张名片，但成都对于何多苓来说是什么呢?故乡?是的。定居地?是的。创作和生活的基地?是的。还有什么?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对何多苓说要采访他。我以为我会问他很多问题，关于他与成都这个城市，应该有很多问题可以问的。我问他，成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咦，这个嘛，一下子说不清楚呢。我说，打个比方嘛。他想了想，说，避风港吧，就是避风港。
突然我发现没什么多的问题可以问了。
我太明白避风港这个词对于一个成都人的意义了。可以说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一切。
避风港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庇护这种功能。人生是需要被庇护的，艺术和灵魂是需要被庇护的。在这个朝阳且追求亮锋的时代，有的人，不需要那么多的阳光，不需要那么多的注视，需要的是偏居，甚至需要阴霾，需要一种远离喧嚣和喝彩的自在的呼吸方式。何多苓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庇护，所有灵魂中有着对孤独、清冷的需求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庇护的意义。此所谓阴翳之美。
《克里斯缇娜以后的世界》150x200cm 布面油画 2010年
2010年平安夜，在成都的“高地”艺术村落看画展，看到一幅名为《成都灰》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成都灰，一种高级灰，优雅、轻盈、温暖且忧伤;这种灰，往往是头天晚上的曲终人散和兴意阑珊之后，第二天拉开窗帘可以看到的;而头天晚上，聚之尽兴和散之落寞，那种滋味一路从酒杯洒向街头，然后带回家中，伴随着夜风，不冷，微凉，人生的分寸和幽微都在里面。
我一直认为，灰不是黑和白的混合，灰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色彩。就是灰，不是黑往后褪一点，也不是白往前进一步。灰，自成一体，自给自足。
很多人都说，何多苓画得越来越灰，越来越薄，越来越透明。灰是成都最常见的天色，也是成都这个城市的味道。在灰的味道中，人是不会胡乱飘起来的，总是伴随着生命本身的重量，也带着日子里细微的点点滴滴的欢愉。在何多苓的画里，那种透明的轻盈的灰本身就是避风港。避的是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避的是过分的欲望、高强度的打拼，避的是比较、计较、逞强。避的就是胜负心。
我问过何多苓，除了他长时间居住的成都之外，他曾经居住过的纽约，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意义?他说，纽约?纽约好啊。我问，好在那里?何多苓说，因为它很像成都，既然它很像成都，所以我就离开它回到成都。
那我们来找找成都的元素。
诗人杨子对我说，他认为成都的文化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外省气息的文化，完全自成一体并有聚焦效果。我理解杨子这里所谓的外省气息，是某种欲与首都或中心比肩后产生的某种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成都文化的确是自成一体的，它是偏居的，同时又是安于偏居并傲于偏居的。成都文化的根本是精致的颓废的个人主义，是享乐和冥想的混合物，是大悲观和日常乐观的结合体;在此基础上，它不可避免地会躲避凌空蹈虚和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状态和家常气息中。所以，成都文化让人非常放松，放松到跟本性一致的地步。究其根本，这个城市从两千多年的道教传统中导出了一股活水，引导着滋养着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们不自觉地追求着自在和放下的人生境界。
成都人何多苓生于兹长于兹扎根于兹。成都文化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在何多苓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那就是源于充分自信的有意识的躲避潮流，有意识地与流行保持距离。按何多苓自己的话说，“本能使我对潮流和时尚有天生的免疫力。”
《梦夏》200x150cm布面油画 2012年
通观何多苓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差不多30年的作品，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但画面主体的孤独感和画家本人的专注且深情的凝视感一如既往。何多苓说，“我的作品表现个体而非群体的人”，“我的画上几乎不会出现(或保留住)一人以上的形体。”是的，他的画，很少出现两个人以上，几乎总是独自一人，或在一个建筑空间里，或在某个自然场景里。人物的面部表情或者肢体语言总是忧伤的。在我的印象里，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何多苓画过笑容。而且，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女人，孤单一人的女人，从婴儿(中性)到性别特征显著的成年女性，一概的神态寂寞，与这个世界有着相当强烈的疏离感。近年来，在我看到的何多苓的作品中，让我相当感动的是他画他母亲的一幅画。这幅画挂在他在蓝顶艺术村的画室里。画中，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忧伤同时也是泰然地坐在椅子上，椅子的前面是一棵桃花。何多苓说，这是他母亲去世前他画的。从这副画回溯过去，何多苓通过这么多关于女性的作品，完成了对生命由始至终由盛到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这中间的滋味，在我看来是安静且泰然自若的，是宿命的，也是自由的，神性的。
哀伤的，凝练的，敏感的，去意识形态化，去时尚，大宇宙观，神性的，浓厚的文学色彩。这一点，何多苓跟安德鲁·怀斯如出一辙。这一点，也跟成都文化最精华的那一部分重叠。早年何多苓的作品跟怀斯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明显的。作为中国当代表现主义大师，何多苓作品早期的抒情现实主义和乡土情怀十分厚重。2008年，何多苓以其《重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幅作品，向怀斯庄重地鞠了一躬。
世界与内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世界就是内心，内心就是世界。逐渐的，何多苓开始离开以高超技巧作底子的精细笔触，他在依旧写实的基础上逐渐有了自己写意的风格，但究其根底，他还是写实的，他写内心，写由他自己的视线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与他无关。这中间，他作品的神性和文学性从未离开过。
像我这样的艺术爱好者，都知道何多苓画得好，但其实说不出他怎么就画得那么好。内行说，在中国当代，像何多苓这样的有着高超技艺的画家很少了。我看过一个采访，记者问何多苓用不用枪手?他说，我怎么会用枪手?画画最愉快就在于那一笔又一笔的过程，我怎么舍得让别人去享受这个过程?!欧阳江河在他的文章里说，“对何多苓来讲，技艺就是思想。他的创造力，他的自我挑战，他的刺激和快乐，全都来自他精湛的绘画技艺。……当代艺术潮流断然认定，画得好本身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全世界的画家们都忙着将自己的手艺抵押出去，免得它影响作品的当代性、观念性、大众性。所以，现在全世界数十万个在世艺术家中，真正称得上怀有一身技艺的画家已是屈指可数，我能数得出来的不超过二十人。活在这二十人当中，何多苓身怀幽灵般的绝技，像一个传说中的大师那样作画，愉快而镇定，言谈举止中带点老顽童的自嘲和忽悠，带点外星来客的超然，我想，他才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把他列入当代艺术的行列呐。”这段出自何多苓老朋友的文字，很到位很传神。像工匠一样执着精细，像隐士一样冷静旁观，像哲人一样高超散淡。这就是何多苓，出自成都的何多苓。
二、紫
跟灰的独立一样，紫也是独立的。在我的城市色谱里，成都灰和成都紫是并存的，前者是白天，后者是夜晚。关于成都紫，我曾经这样写过，“成都是什么颜色的?成都是蜀锦的故乡，所以有‘锦城’、‘锦官城’的别称，如果抓住这个“锦”的概念来说，那就是繁复和艳丽的，但这种繁复和艳丽的色度并不高，它不是原色的呈现，而是一种间色，它混合了儒与道、暖与冷、明亮和暗淡、乐观和颓废、入世和出世、感性和智性。而且，它具有明显的阴柔气息。这种颜色，就说它是紫色吧。在光谱中，色相的排序是这样的：红、橙红、黄橙、黄、黄绿、绿、绿蓝、蓝绿、蓝、蓝紫、紫。从暖色入手，一点点掺，一点点兑，最后有了紫。这很像成都。”
在画面上几乎从不呈现笑容的何多苓，总是笑嘻嘻地跟朋友在一起。
跟何多苓认识快20年了。他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话真没错。从最初有点怯怯地叫他“何老师”，到后来跟所有的朋友一样叫他“何多”。如果说，何多苓是成都灰，那么何多就是成都紫。
关于跟何多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一直有点记不清楚两个场景的前后次序。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
《杂花写生》No.2020-6 100x50cm oil on canvas 2020
一个场景是我去他在抚琴小区的家里采访他。那时我是一个在新闻界刚出道不久的文化记者，对新闻抱有强烈的热情，有点小机灵，但总得来说是懵里懵懂的。在何多的家里，进门坐下之后，身着白色短袖T恤的翟永明给我端来一杯茶，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她就闪身不见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当时他家的样子了，印象中只有惊鸿一瞥的翟姐给我留下的十分惊艳的印象。我清晰地记得她的白衣和美丽的脸。
第二个场景是我和当时供职四川日报副刊部的同行朋友、后来成为我先生的李中茂到钟鸣家去玩，何多和翟姐也来了。中午我们五个人去吃了火锅。那天，何多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席间只听得钟鸣的滔滔不绝。那天，翟姐梳着一条很粗很长的独辫子，微笑着，偶尔在钟鸣的长篇大论里插一句。
第一个场景是夏天。第二个场景是冬天。我一直认为我跟他们认识是先夏天而冬天，但翟姐和何多都说，是在钟鸣那里认识我的。
后来我对何多说过，早年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有点怕他。他问为什么?我说很严肃傲慢。他说不是严肃傲慢，一是见生人有点不自然，二是那时可能有点刻(成都话，音kei，装范儿的意思)。我说，那时，领子都是竖起来的。他说，啊?真的啊?那就刻翻山了哦。
其实，我从来没觉得何多曾经有刻的时候。所谓领子竖起来的话是我逗他的。这么多年来，在成都文化圈里，何多苓顶着一头自然卷永远穿休闲装出入着。2010年年底在成都举行的首届新星星艺术节，我作为主办方“艺术场”的朋友，专门提醒她们不要在颁奖晚宴的请柬上印上“请着正装出席”，在成都文化艺术圈，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艺术家和诗人作家会专门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并不认为这个习惯这个特色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其实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责备一下：实在是有点随意散漫了。但这就是成都文化，没有办法改变的;在成都人看来，日常舒适的着装状态就是最好的。
何多就是这样，他一直保持着日常舒适的状态。他从他的画室出来，火锅、餐厅、茶馆、酒吧，他跟其他的成都人一样，享受着成都的一切。泡吧时，给他点啤酒就行了，他爱喝;请他吃火锅的时候，记得多点黄喉就是了，其他菜都可以省了;周围写作的朋友都知道，出版了小说要送何多一本，他喜欢看，而且一定是很认真地看;和他聊天时，讨论科学问题他最高兴了，因为他是科学爱好者;和他聊音乐一定要小心，不能开黄腔，因为他的音乐素养很高，他还能自己作曲呢;他不用电脑，手机短信就是他的信箱，但他居然会用复杂的作曲软件;他在三圣乡画室里有一个“小型影院”，有很棒的影音系统，他喜欢和朋友们在那里一起看电影;这么多年来，每每“白夜”酒吧到了夜深人少的时候，何多就喜欢和老友们一起翩翩起舞……中年以后的何多，随和好玩，他早年那种带有俄国贵族范儿的酷和清冷的味道已经褪去，他放松、自在，与自己的本性和这个城市彻底地融合在一起。夏天时何多的衣着最有意思。他有不少他的学生们送他的T恤，那些80后90后的孩子送他的T恤，上面都有很有趣甚至很卡通的LOGO，他喜滋滋地穿着这些T恤，脚上踏着一双按他的话说是“舒服惨了”的凉鞋，配上他那头越来越卷的头发和哈哈大笑，太招人喜欢了。我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只能用一个过于烂熟的比喻了——他就像老顽童周伯通，武功盖世，但始终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何多背后的那个何多苓。他依然潇洒修长，他始终是清高的，内心有一种固执的骄傲，永远携带着一种忧伤孤独的气息。这种气息，在“白夜”酒吧夜深一点的时候他举起酒杯跟朋友轻碰一下时会渗出来，在瞥见他独自一人出现在街角时可以遇到，也在他的作品里面一直伴随着。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先生李中茂，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在何多的画室喝茶聊天之后，晚饭去附近的一个鱼庄吃了一顿美味的鱼餐。回画室的路上，我们一行人绕着三圣乡的荷塘三三两两的走着。我们要回他的画室去看电影。何多说，有一部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新片，他演一个无奈的老爸爸。这片子挺不错，他已经看过了，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次。那晚的月亮很大很亮，天光和水光交错着，荷花的香味若隐若现。那个时候，何多沉默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拂开路边垂下来的柳枝。我看着他的背影。我们大家经常跟何多在一起玩，也时不时到他的画室去玩。但那个晚上，何多的背影看上去特别奇妙。我不是第一次意识到，但那个晚上是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师!一个注定留名青史、被以后一代一代的人仰慕的艺术家!而现在，我们和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们和他共同热爱着这个城市，我们和他在一起度过那么多愉快的时光，我们和他是相亲相爱的朋友。这让我们都觉得非常幸运！
（文/洁尘）
何多苓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