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的你》这首歌曲，其实暗含了中国一项最古老的礼仪
其中有句：“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集唯美、伤感、回忆、遗憾于一身。
这恐怕才是青春的味道——酸甜苦辣，都是营养。
其实，这首词里包含着中国一个古老的礼仪，即为什么女孩子把头发扎起来，就意味着要出嫁？
01中国传统礼仪中的“五礼”当代，我们经常能听到“成人礼”这个词，度过这一天，你的青春即将翻开新的篇章，你必须靠自己，给生命的画板涂上属于自己的色彩。
古人其实也有“成人礼”，男孩子的叫做“冠礼”，女孩子的叫做“笄礼”。
“冠礼”的仪式是由受礼者在宗庙中将头发盘起来，戴上礼帽，还要由父亲或其他长辈、宾客在本名之外另起一个“字”，只有“冠而字”的男子，才具备日后择偶成婚的资格。
女子笄礼，也叫加笄，在15岁时举行，就是由女孩的家长替她把头发盘结起来，加上一根簪子；改变发式表示从此结束少女时代，可以嫁人了。
所以说，“长发盘起”，下一步就是嫁为人妇。
而这种礼仪不过是中国传统礼仪中的沧海一粟。
中国传统的礼仪，包含在儒家思想中，既包括典章制度，比如夏礼、周礼等；又有人们的行为规范、礼节。
儒家思想将礼仪概括为五种：吉、凶、嘉、宾、军。
吉礼是五礼之首。古人祭礼为求吉祥，故称吉礼，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
凶礼，是用于吊慰的礼仪活动，除了对死者表示哀痛与哀悼之情，还有瘟疫、旱涝、灾荒的祈祷，还有当别的共同体遭遇天灾人祸时候的慰问；
宾礼，具体来讲，是诸侯朝见天子及诸侯间相互拜访时的礼仪；
军礼，是指军队操练征伐之礼，与战事相关；
嘉礼，是指和谐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
成人礼和婚嫁就属于嘉礼。
还有我们现在的庙会，选出宗族村社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完毕后由他分发祭品给乡亲，也是嘉礼的一部分。
02礼从贵族流入民间别看我们当代社会，处处需要礼仪。
婚恋嫁娶、老人驾鹤西去，我们有礼数；
在职场中，与同事、客户、上司打交道，也要注意仪容仪表，还要注意言谈举止；
如果我们步入军营，通过各种强制性的纪律，“礼”渗透到军营中的每个层面。
可以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是实至名归的，“礼”贯穿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最初的时代，礼仪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之间，下级士人或者庶民其实是没有机会多少机会体验到这些礼仪的。
所以在过去有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说法。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说中国古代就一直没有平等的价值观，对庶民有歧视吗？
其实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那么多的礼数，要想周全，需要的可是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
寻常百姓还是保证温饱比较重要，这句话其实展示的是对普通百姓温情脉脉的保护，意味着百姓享受权利少，承担义务自然也少。
而真正让这种局面发生改变，让那些过去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礼仪，打破阶层的坚壁，流入下层氏族乃至于整个庶民阶层，则要追溯到赵宋时代。
这种转变，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赵宋王朝时代，虽然士大夫们通过与皇帝的结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常现实的难题。
宋代的士大夫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但是世袭制的因素进一步减弱，过去可以传承数世的官品，被限定为一代。
而另一方面在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殆尽之际，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礼学传承早已丧失。
公卿婚嫁根据陋巷里的媒婆子张罗指点，丧葬仪式多请和尚念经，道士作法，所谓“礼之不行，无甚于此”。
过去依赖于官阶品级而成立的礼仪制度，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士大夫们的现实需求。
不过诸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程颐、张载、范祖禹等士人也已经意识到完全承袭古礼经典、复行旧仪将会遭遇现实社会的阻碍。
因此接近现实生活、顺应世情民俗、参以时宜，接近庶民百姓生活的“礼”就呼之欲出了。
如韩琦在编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时，所遵循的原则便是“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即采用前人家祭礼中仍可行之于今时的仪制，并吸纳世俗祭礼中难以轻易废除的内容。
而司马光则在编撰《书仪》，明确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家族礼仪规范的体系时。
其所遵循的原则也是遵从世俗人情，考虑“贫家”财力负担，诸礼多务节俭。
这些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洞悉社会变革之后，士民社会礼文仪制缺失，而朝廷礼文规定不备的现状，从而关注家族礼仪规范，修撰和遵行家礼的努力，成为一时风尚。
而继承这些修撰家礼的成果，并将之发扬光大的，则是朱熹的《家礼》。
03朱熹《家礼》，东亚社会的共同财富朱熹家礼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基础上，对家礼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使之更便于为下层士人甚至一般庶民所接受。
他特别强调、明确宣扬的量力而行礼的主张，有力则如仪，无力则量力，礼贵诚心爱敬而非执著于礼器祭品。
然后，《家礼》通过对“冠婚丧祭”诸礼到日常居家生活的明确而细致的规制，构建起一套更为完善的家族礼仪规范体系。
而且，朱熹直接表明《家礼》是面向社会层面的“士庶通礼”。
朱熹比韩琦、司马光更大的格局在于，他意识到，家礼并不仅仅是维系士人集团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教化万民这一儒家核心政治诉求上，也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朱熹的努力，儒家的家礼终于由流行于贵族士大夫这一小规模精英阶层的礼仪，开始转化为士庶共有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在朱子学官学化之后，朱熹的家礼更作为朝廷所推行的礼仪标准，被推向社会各阶层。
这种“国家威信”为背景广泛传布于各个阶层，在实践意义上真正演变成为士庶社会的通行之礼。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家礼》的影响并未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
比如早在12世纪左右，朱熹的著作就开始通过禅僧传入日本社会。
在15世纪中期，甚至出现到关于家礼的讲义活动。
到了江户时代，更是通过日本儒者的努力，对日本的丧葬仪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就这个意义而言，在赵宋士人共同努力之下所产生的《家礼》已经不仅仅限于中华民族，而是成为了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共同精神财富。
俗话说：“不学礼，无以立”，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讲究“礼”，宋代的礼学是迄今为止对我们影响最直观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