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砖瓦匠到文字学家 | 张涌泉教授访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语用学种草

受 访 者：张涌泉教授

访 谈 者：张  宜[2]

地点：杭州杭大路10号渔悦龙宫酒店

时间：2017年3月24日，晚上9:00-10:30

张涌泉教授

张宜：今天是2017年3月24日，现在是晚上9点。此刻我是在春雨潇潇的杭州，在杭大路上的渔悦龙宫酒店。我今天要访谈的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张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和您一起共进晚餐，并访谈您。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过程。张老师，我觉得在与您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感觉您是一个特别谦和、特别有责任感、特别认真和严谨的一位学者。本来我今天是带着非常忐忑的心情来求教您，但是跟您一见面，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和轻松。张老师，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您为什么要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呢？

张涌泉教授：谢谢张宜老师。说实在的，刚才你给我介绍，你以前访谈过的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我想他们才是真正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像我这样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我想未必适合作为你的一个访谈对象。

张宜：张老师，您太谦虚了。

张涌泉教授：但是你几次联系，并且有好几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推荐你来访谈我，我想拒绝也不好。（对于）你刚才讲的问题，我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读的大学是杭州大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七七级。刚上学，每门课大家都很有兴趣。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祝鸿熹老师，一位是郭在贻老师。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学者，课都上得非常好。我们当时有141个同学，我当时是丑小鸭式的人物，默默无闻。什么干部也不是，连课代表、小组长都没当过。所以任课老师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同学们的求知欲望都很强，学习都非常努力刻苦。这是七七级同学共同的特点。郭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对我们同学有很大的吸引力。（张宜：有魅力。）最后这门课的结业考试，我竟然考了第一名。（张宜：崭露头角！）这很意外，郭老师他们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这个张涌泉何许人也，竟然考了全年级第一，141个人。（笑）老师很惊讶。郭老师特意见了我。后来郭老师就有意识地培养我。我也经常把我写的一些小文章，请郭老师看。郭老师看了以后，就鼓励我。正是由于郭老师的影响，加上我古汉语课成绩好，把我对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激发出来了。后来我就慢慢地就走上语言学的研究道路。

张宜：张老师，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您说起了，我之前看的一些资料也提到，您是浙江义乌农村的孩子，是从苏溪中学考出来的。我想问您，家庭和社会，当时给了您怎样的一种影响？您在农村长大，怎么能够激发起要读书、要出来、要考到省城的高校里面（的这种信念呢？），而且是（19）77年第一届。我知道（当年）有很多城市的、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参加高考，（他们这么做）为了摆脱农村（环境），那您当时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呢？父母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涌泉教授：我爸爸是一个中学（后来调到义乌师范学校）的老师。我妈妈是农村户口，所以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七个人，全都是农村户口。我高中毕业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回乡，回到家里劳动。

张宜：您是回乡青年。

张涌泉教授：是的。我是（19）74年春季的高中毕业生。当时也有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是要推荐的。像我这样的，我爸爸就是普通的老师，没什么（社会）关系，当然也就没有指望。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在生产队里面劳动，当时在农科队。大概劳动了一年多，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于是就到外面去打工。先是到安徽宁国县做砖瓦。（工作）很辛苦，那边也很荒凉，在山坳里面，常有野兽出没。经常半夜三更一个人在那里烧窑，有时不免有点害怕。烧窑做砖瓦是很累的，并且还很有点技术含量。比如说做砖头，有一个砖模，切一块十几斤重的泥巴，使劲往砖模里砸，姿势准确，力气也够了，泥巴才能在模具里分布得结结实实的。假如你力气不够的话，泥巴分布不均匀，那这块砖就废掉了。而我从小“小气伏力”（义乌方言，指身体单薄，力气小），次品不少。做砖瓦做了一年。那时我姐夫在江西南昌近郊的一个制药厂工作，于是他又让我去做搬运。（笑）就是把厂里做好的药运出去，然后把原料运进来。什么原料呢？就是白糖之类的，所以我差不多又做了一个搬运工。

张宜：是靠自己的力气，还是开着车呢？

张涌泉教授：主要靠力气，不是开车，是扛的。好在我姐夫在这个厂里工作，有些货物实在扛不动，我就不扛了，可以稍微偷点懒。

张宜：能比烧砖稍微轻松一点。

张涌泉教授：也差不多吧。所以（我）当过搬运工、做过砖瓦匠，在农村里面劳动过，经历过艰苦生活的锻炼。后来因为我爸爸在中学当老师，（我）得到机会又去当了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对我以后考大学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也算比较幸运，因为老爸是一个中学老师。我高中的时候就跟爸爸在他那个中学里面读书，潜移默化，我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比较仰慕的。

张宜：您父亲从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呢？

张涌泉教授：他以前是金华师专毕业的。我爷爷是农民，把我爸他们兄弟三个（抚养长大），让我老爸去读师专，很不容易。因为老爸是中学老师，我得以到高中去读书。当时上高中也要推荐的。后来又让我去当代课老师。假如没有考大学这个机会，我有可能就一直在农村里面当个中学老师了。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好好去读书，我们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农村劳动。但是我们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机会，有一批人上了大学，赶上了好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所以我爸爸的老师这个职业对我以后选择读书是有影响的。

《敦煌俗字研究》

张宜：张老师，我想问您，在（19）77年参加高考，您填报志愿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杭大中文系呢？

张涌泉教授：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不是太懂。你能（考）出来，就算好了。当时怎么填的志愿我都已经忘记了，只要能上大学就好，后来稀里糊涂的就给录取了，考得如何，怎么填志愿，我们都不是太清楚。

张宜：您走进杭大中文系是命运使然，可以这么说吗？

张涌泉教授：可以这么说。不过个人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时代，我们可能就会永远在农村里面、在社会的最底层，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我们算是赶上了好的时代。

张宜：（和您的同龄人相比）张老师您赶上了好时候，杭州大学的中文系又是我们国家汉语言文学的一个前沿地带，有很多著名的学者。

张涌泉教授：杭州大学虽然是一个省属高校，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的杭州大学在全国高校里面的排名，可能大概是30名左右，它是全国地方高校的领头羊，差不多就是第一名。前几天看到苏州大学的排名，好像到了三四十名，实际上苏州大学当时是排在杭州大学后面的。所以杭州大学当时虽然是一个省属高校，但是在全国来说还是很有影响的，这里面有很多很著名的学者，包括对我影响一辈子的学者，刚才讲的郭在贻老师，比郭老师更年长的有蒋礼鸿先生、姜亮夫先生，都是一代名师。这里也有很多古代文学、古代文献方面的大师级学者，比如夏承焘先生和胡士莹、王驾吾、徐朔方先生等，都是有全国影响的大学者，所以说杭大中文系当时还是很厉害的。

张宜：张老师，为什么您没有像当时其他那些青年人一样，到了中文系就会想到去研究文学，当作家，您为什么会对古代语言文字产生兴趣了呢？

张涌泉教授：我刚才讲过，这主要跟我的古汉语考试考得特别好（有关），把我的兴趣激发起来了。是在本科阶段就把我的兴趣激发出来了。

张宜：张老师，古汉语您能学得那么好，和您的个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您的个性对您选择古汉语，选择近代文字研究，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张涌泉教授：跟我的个性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这人应该说喜欢读书，能坐得住，比较勤奋，肯吃苦。这个跟前面讲的艰苦生活的磨练是有关系的。（上大学）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父母的培养，对得起这么一个好的时代。

张宜：张老师，哪一个人、哪一本书、或者是哪一件事儿对您从事现在学术研究影响大呢？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决定从事文字研究和敦煌学的研究？

张涌泉教授：可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学开始，我（所遇到）的这些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我的小学老师是我们村校的一位老师，姓丁，叫丁成贤。这个老师对学生非常负责，上课条理很清晰，威信也很高的。后来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的高中老师叫程思维，他是老杭大中文系毕业的，他的课上得非常好。我高中的时候作文写得比较好，程老师也经常表扬我。我的高中同学，现在说起来都知道我的作文特别好。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碰到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宜：那个时候不是读书无用吗？）但是我也还是碰到了好老师。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张宜：所以底子还不错。）对对。上大学以后（遇到了）影响我一辈子的，影响我现在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名师。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郭老师，是郭老师直接把我引上语言文字研究这条道路上的。郭老师是我的任课老师，后来又是我的硕士生的导师。（张宜：任课老师就是他讲古汉语这门课吧？）对的，他讲古汉语这门课。我的毕业论文是蒋礼鸿先生指导的。（张宜：您写的是“《太平广记》引书考”。）对对，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跟三位同学一起合作写，由蒋先生指导。蒋先生也直接给我们开过课的。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是项楚先生。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裘锡圭先生。这些都是全国语言学界大师级的学者，碰上这么多好的老师，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张宜：您又一次提到了“幸运”这两个字。）人生难得，名师难遇啊！

你刚才问到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我想我现在走上这条搞敦煌学，搞近代汉字研究的道路，都跟一本书有很大关系，这本书就是 《敦煌变文集》[3]。

变文是一种文学体裁，跟变相有关。变相往往跟佛教有关，演绎佛经内容，把佛经通俗化，用一组组图画来表现佛教故事，叫做变相。“相”就是图画的意思。变化的图像，相当于我们的连环画、小人书有故事情节的一幅一幅的画，就是变相。“变文”就是变相的文字说明，就是一幅一幅画的文字说明。（张宜：就是解释画的内容的。）变文相当于连环画的脚本。所以变文是一种文学体裁，但宋代之后失传了。很幸运，现在我们在敦煌文献里面发现了一大批敦煌变文的作品，总数大概有三百多个卷子。变文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类通俗文学作品的直接源头。当时有六位很有影响的学者，王重民先生、周一良先生、向达先生等，他们把敦煌文献里的变文，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敦煌变文集》。我读大学的时候，郭老师写了很多字词校释文章也是跟变文有关的。刚才我讲的（我）本科时候的指导老师蒋礼鸿先生，他的一本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解释变文里的词语的，叫做《敦煌变文字义通释》[4]

张宜：后来您的《敦煌俗字研究》[5]被视为可以和蒋老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媲美了。

张涌泉教授：我的书当然不敢和蒋先生的书相提并论。但是周一良先生确实讲过，他说我的博士论文和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敦煌研究）双璧”。一个是讲词语的，一个是讲俗字的。（张宜：这是对您的一种肯定。）当时我读本科生的时候，还没有确定（将来）具体的要做什么，只是对古汉语感兴趣。有时候写一些小文章。后来读了硕士生以后（才找到方向）。（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有一次（我陪）她到上海看病，我就把两本《敦煌变文集》（上下册）带上了，带到上海去了。（张宜：陪妈妈看病，您就在那看书。）对，有空的时候就读上几篇。我看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些字句校勘方面存在问题。我就给圈出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若干条这方面的札记。后来又把变文校勘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给它们归类。（张宜：就应该是考证了。）对。我把一类一类的问题总结出来。后来我向郭老师汇报，郭老师就让我分条写成专文。（张宜：让它系统化。）《敦煌变文集》里面有些错误，比如说，不懂俗字造成的错误，不明白俗语词造成的错误，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给归类了。归类以后，我再向郭老师去汇报。郭老师非常肯定，他鼓励我好好地再去仔细研读，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敦煌变文集校议》

张宜：张老师，您本科毕业，回到义乌文化馆工作， 您为什么没有留在省城呢？

张涌泉教授：对，（我）本科毕业了，（就回义乌文化馆）工作了。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比较好的。没有留在省城完全也是一个偶然，为什么呢？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大学毕业生也是分配的，不像现在要（自己）找工作，（那时）是有分配指标的。当时的分配指标，金华地区有十几个（接收）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名额，就是我们中文系要分到金华地区的有十几个名额。但是我们只有五个金华地区考出来的毕业生，名额有十几个，那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金华地区的人必须全都回去，然后好几个其他地区的同学也被分配到金华去了。现在还有大学同学，不是金华地区的，照样在金华地区工作呢。否则金华地区的人不回去，其他地方的分到金华去，说不过去。当时分配的时候，还是考虑了地方因素的，哪个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到哪里去）。所以我当时虽然成绩比较好，包括郭老师，他也推荐我留校，但还是没能留下来。也怪我是个小人物。我的很多党员、学生干部同学都分到省机关里，我什么干部也不是，也没入党，所以就把我分到义乌文化馆去了。

张宜：义乌文化馆跟您今天从事的语言文献研究能有多大的关系呢？

张涌泉教授：文化馆主要是从事群众文艺工作，但是巧就巧在当时义乌文化馆和义乌图书馆还没有分开，（义乌图书馆）只是里面的一个图书组。就把我安排到图书组去了。义乌是有名的文化之邦，历史上也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骆宾王、宗泽、朱一新，近代以来的冯雪峰、吴晗等。当时义乌图书馆有5万多册古书。叫我去干什么呢？叫我去整理这些古书。所以这也算歪打正着，为我以后做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整理这些古书，丰富了我古书方面的知识。比如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知识，本来在学校里学得不够的，我通过（接触）这些古书，丰富了实践了这方面的知识。我现在搞文献整理，很大程度上和这些古籍整理工作是有关系的。两年以后，图书馆和文化馆分家，成立义乌图书馆，当时就让我当义乌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并且这个时候也要发展我入党。（张宜：要提拔您）因为我当馆长了，我们图书馆还有党支部的，馆长不是党员那可不行，所以马上叫我入党。（笑）我当了图书馆馆长，很快也入了党。（张宜：您怎么又去考郭老师的研究生了呢？）考研究生是因为我的兴趣还是在古汉语方面，我出差的时候去看郭老师。郭老师，包括母校的其他一些老师就鼓励我再考研究生。于是就考回来了，考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了两年研究生班，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郭老师。（张宜：考上古籍研究所，跟郭老师读了两年，这时候就开始系统研究古代语言文字了。）对，开始系统研究。郭老师给我们上文字学、训诂学这方面的课。当时我主要还是对文献学，包括训诂学方面感兴趣。后来搞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则跟裘老师、项老师也有很大关系。

张宜：您说当年陪母亲看病，您看了《敦煌变文集》，当时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您的硕士论文写了《敦煌变文校读释例》[6]。

张涌泉教授：对，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四万字左右，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发表了。前面我们谈到《敦煌变文集》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思路在郭老师指导下陆续修改完成的。当时郭老师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仍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郭老师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礅，郭老师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这篇文章写成后，郭老师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语，给予很高的评价，体现了郭老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热情扶持和殷切期望。在郭老师的大力举荐下，后来这篇长达四万字的论文分上下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来说，该是多大的鼓舞啊！（张宜：您硕士是哪年毕业的？）硕士是（19）84年9月入学，（19）86年毕业的。当时我们研究生读两年，是研究生班，我是班长。（笑）（张宜：这时开始当领导了。）（笑）我读大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是。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是班长呢？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党员、图书馆的馆长，有一定的身份了。（笑）跟我同寝室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任所长刘跃进，他现在是厅级干部了，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前两天我到北京去，我还跟他合影了呢。我还跟人家吹牛，说我是刘跃进的入党介绍人，（笑）人家现在都是大领导了。

张宜：也是一段佳话啊！刚才您讲的这些就是对您从事敦煌学研究、古代文字研究有影响的人和事儿。您说到（19）89年的时候，郭先生就去世了。

张涌泉教授：对，郭老师是1989年初去世的。在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曾把《敦煌变文集》中的一些疑点与敦煌变文的写本原卷（缩微胶卷）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该书的疏误大多与编者的误录有关；而当时发表的大量校勘、词语考释的论著大都依据《敦煌变文集》的录文，没能核对写本原卷，以致郢书燕说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这些论文散在报刊，读者查检不便，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如果能汇辑各家校说，并核对敦煌写本原卷，编辑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校本，那该有多好啊！我和郭老师谈了我的想法，郭老师表示赞许。由于这一项目规模很大，正好当时我师弟黄征也在郭老师的指导下从事王梵志诗校勘方面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献，于是郭老师便决定由我们三个人合作，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后来郭老师又和我们一起讨论，提出编著《敦煌变文集校议》[7]和《敦煌吐鲁番俗字典》[8]二书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郭老师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

“三书”的设想和写作步骤大致是这样的：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通过核对敦煌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的失误逐篇写出补校论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加以修改并系统化，形成《敦煌变文集校议》一书；在《敦煌变文集》的基础上，增补其所未备，汇辑各家校说，并以己意加以按断，形成集大成的《敦煌变文汇校》一书；广泛调查搜集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俗字，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印证，上讨其源，下穷其变，勾勒出每个俗字的渊源流变，形成《敦煌吐鲁番俗字典》一书。

1987年春夏之交，“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的撰著工作正式启动。我们首先复印了所有当时能搜集到的敦煌变文研究方面的论著，并把与校勘有关的部分按《敦煌变文集》的页码逐篇逐句逐字顺序剪贴汇辑在一起；然后我和黄征冒着酷暑，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借助阅读器把《敦煌变文集》所收变文与写本缩微胶卷核对一过，并做了详细记录。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开始逐篇撰写补校论文。我们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黄征负责《敦煌变文集》上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我负责下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初稿完成后，互相交换校阅一过，再呈交郭老师审阅，最后由执笔人写定。

在郭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988年初，就有多篇论文寄交各刊物发表。1988年5月20日，郭老师在写给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的信中说：“弟与张、黄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其中《敦煌变文集校议》一稿将于年底蒇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1989年初，正当《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敬爱的导师就匆匆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郭老师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写道：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有件事拜托你们：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完成郭老师的遗愿，是我们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许多郭老师生前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把郭老师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学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年底定稿以后，第二年11月即由岳麓书社出版。这本书后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汉语俗字研究》

张宜：张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浙江远离敦煌，为什么在我们杭州大学里能够有这么一大批的学者研究敦煌学呢？

张涌泉教授：杭州跟甘肃相距很远，但是浙江跟敦煌有不解之缘。很多敦煌学的开拓者都是浙江人。早期敦煌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罗振玉，还有一个是王国维，他俩是敦煌学的奠基者，都是浙江人。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常书鸿，他也是浙江人。刚刚退下来的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叫樊锦诗，她也是杭州人。所以说浙江虽然跟甘肃相距遥远，但是浙江人与敦煌有不解之缘，很多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包括我，包括项楚老师，也是浙江人。项老师也是很有影响的敦煌学家。

张宜：对您的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师郭在贻先生去世以后，您又是在怎样一个机缘里面和项楚老师联系上的呢？

张涌泉教授：当时郭老师雄心勃勃地要带领我们做“敦煌学三书”。可惜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50岁生日还差一天。（张宜：太年轻了！）郭老师是当时语言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在全国影响非常大。后来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老师，跟郭老师关系非常好；还有中国社科院江蓝生老师，郭老师比她年长，对郭老师也很敬重。前辈学者像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他们对郭老师都是很器重的。他才华横溢，又年轻，有很多研究计划，如果他能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肯定会大得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抱负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就去世了。我本来可以跟郭老师再进一步深造，但是郭老师去世了，对我的打击也很大。郭老师出道比项老师还要早，这个时候项老师也开始崭露头角，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郭老师曾经评价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项楚是第一人。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互相之间有很多通讯联系。因为我们（我和黄征）是郭老师的学生，所以郭老师去世以后，他的很多朋友也很关心支持我们。在郭老师的引领下，我跟黄征与郭老师合作，在郭老师生前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所以像项老师、裘老师都知道我们这两个年轻人。郭老师去世以后，很多前辈学者关心我们、提携我们，（张宜：给你们创造机会。）包括项老师、裘老师，甚至包括季羡林先生，都是非常提携我们的。当时我在杭大不太顺，在各方面特别是晋职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季先生亲自跟我们杭州大学的沈善洪校长讲，他说杭州大学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好几个年轻人，当时列举了包括卢向前、我、黄征，（他说）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很厉害的，要沈校长关注他们。后来我的很多事情，包括像评职称之类的，沈校长就直接干预。（张宜：您是破格教授。）破格的，在当时很特殊的。我在北大做博士后，当时我所有的关系都转到了北大，我博士后还没出站，杭州大学直接给我评了教授。（张宜：他们是想留人，怕您跑了。）按照政策人事关系不在学校的话，是不能评教授的，但当时沈校长不管这些，他敢于打破一切不必要的条条框框，让人感佩和怀念。

郭老师去世后，就在我迷惘困顿之际，项楚先生伸出了救援之手，使我重又燃起了求学的火焰。项老师是研究古典文学出身（他是“文革”前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但他深厚的小学根基和广博的古典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学养同样令人惊叹。他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等著作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从而当之无愧地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作为一个正处在迷途中的敦煌学爱好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到项老师的身边学习更幸运的呢！1992年春，在项老师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荣幸地被录取了。1993年初，在一个阴冷的春日，年近40的我挥别杭州，踏上了“难于上青天”的巴蜀之路。我当时的心境，套用一句古话，真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彩。

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但我那郁积多年的心却豁然开朗了。在川大，我感受到的是到处都是温暖的阳光，我也渴望着用“灿烂”来回报。我用屈原《橘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名言来勉励自己，而不敢稍有懈怠。1993年10月，我在《汉语俗字研究》[9]的后记中把自己所住的学生宿舍称为“自乐斋”，虽出于一时戏言，却也表明了自己献身于祖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厚的回报。在川大不到两年的读书时间里，除撰写了一些单篇论文外，我还完成了30万字的《汉语俗字研究》以及近70万字的《敦煌俗字研究》[10]的初稿。当然，这两部书的写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资料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阅读敦煌卷子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体字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俗体字的研究是我国文字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敦煌俗字的研究更是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前人在校录敦煌文献时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当时我便把研阅的重点放到了俗体字的上面。后来我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11]、《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12]、《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13]等一系列与俗字相关的学术论文。当时郭老师还对我说，俗字的研究是一个前人不曾留意却又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值得下大力气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将来这方面的材料积累多了，可以考虑写一部概论性的著作。《汉语俗字研究》的写作，就是遵从郭老师的遗嘱从1992年初开始着手进行的。该书作为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1辑中的唯一的一种语言文字学著作，1995年4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后，《中国语文》、《中国图书评论》、《古汉语研究》、《语文建设》、《汉学研究》（台湾）、《大公报》（香港）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称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许嘉璐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85-86页），“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大公报》1997年6月24日）。1995年，该书获北京大学第六届王力语言学奖；2013年，该书又荣获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写一部敦煌俗字研究著作的设想，是在考虑写《汉语俗字研究》的同时产生的。唐五代是汉语俗字流行的一个高峰，而数以万计的敦煌写卷就是这一高峰的实物见证。我试图通过《汉语俗字研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汉语俗字发生、演变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大笔的勾勒；而写《敦煌俗字研究》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唐五代这样一个俗字流行高峰期的微观分析，对汉语俗字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流传、演变的面貌作出更具体的描述，同时更直接地为敦煌文献的校勘整理服务。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组织国内外学者编写“敦煌学导论丛书”，项楚老师曾推荐让我来写“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正与我的研究计划不谋而合。但当时郭老师刚刚去世不久，我还沉浸在失去恩师的巨大悲痛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写作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到了川大以后，在项楚老师的鼓励下，我才正式把它当作博士学位论文着手进行写作。从那以后，我在“自乐斋”里和敦煌俗字为伴，度过了几百个“快乐”的日日夜夜。论文的写作，倾注了项师的许多心血，从论文框架的构建到最后的写定，项老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帮我避免了不少疏误。1994年10月，论文提前完成进行答辩。由蒋绍愚、江蓝生、杨明照、张永言、赵振铎、项楚六位博士生导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以及论文评议人都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认为论文“是今后读敦煌写本的重要参考，功德无量，与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裘锡圭教授认为论文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季羡林教授认为论文是作者把四川大学和杭州大学这两个敦煌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异的成果”。1996年12月，《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书评称该书“是一部规模宏大、新意迭出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在《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是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1998年，《敦煌俗字研究》评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当然，我深知这些评论和荣誉只是前辈学者对后学的提携和鼓励，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论文所达到的水平，我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为此而沾沾自喜。但得知这些评价之后，我自信我近两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一种高度紧张之后的欣慰、轻松之感洋溢在我的心间。

《汉语俗字丛考》

张宜：那现在我想请您说下面这个话题，当时的杭大，后来的浙大，它们的环境在哪些方面有利于您从事学术研究，您又是怎样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的？

张涌泉教授：我认为，一个学校要爱惜人才，要有好的团队，要有名师，要有领军人物。郭老师去世以后，相当于领军的人没有了。当时蒋礼鸿先生、姜亮夫先生年纪都比较大了，郭老师当时就是领军的。当时还有一些人事方面的影响，像郭老师他当时各方面都很突出，年轻教师里面他是最厉害的。但郭老师去世以后，反倒对我们不利了。当年我的成果也不少，但是我评副教授好几年评不上，直到（19）93年才勉强评上。尽管我当时已有一些小名气了，《光明日报》讲到杭州大学的敦煌学的时候，还特别提到我，但是我当时连副教授也评不上。说实话，当时心情不太好。我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冲，说话也容易得罪人，我当时跟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大责任。所以这时我就打算调离杭州大学，开始想到南京师范大学，他们的商调函都发过来了。但我们的沈善洪校长就不放，因为他知道我和黄征很不错，而且季羡林先生也跟他讲过了。（所以）他就是不放。（张宜：沈校长是爱才，很了不起。）对，校长爱才，他很了不起，也很有胆略，重视年轻人才的提拔，当时影响很大。（张宜：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所以当时我走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去读博士吧。但沈校长只同意我在职读博士，不放我的档案。但是我们部门的领导却希望我走，并专门给四川大学研究生部发公函要对方把我的关系转走。项老师就跟我说，既然杭州大学都发来了公函，那你就把关系转过来，以后就留在川大吧。当时我的女儿还小，家庭压力比较大，川大研究生部祝主任听项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同意我第一年在杭州大学学外语和政治，人可以不去，这是很破例的。并且更破例的地方是我在杭州大学学外语和政治，四川大学出这两门课的学习经费。相当于（四川大学）给杭州大学培养人，却由四川大学汇付培养经费（外校学生借读学分，按规定是要支付培养费的），很照顾我。（张宜：已经把您当成川大人了。）这恐怕是破天荒的。所以我对川大是非常感恩的，后来我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汉语俗字研究》荣获华东师范大学的“思勉原创奖”[14]，这是很有影响的民间学术大奖，我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与我一起获奖的，是李泽厚、罗宗强等，以前项老师、裘老师也得过。我是（当时获奖里）最年轻的一个，是裘老师在我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的。在获奖感言里，我说自己一路走来，有幸碰到了很多好的老师，我获得这个奖，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老师培养的结果。我还说我要把这十万元的奖金捐给我的母校四川大学。《汉语俗字研究》这本书是郭老师在世的时候鼓励我写的，在川大读书时，在项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又在项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敦煌俗字研究》。所以我说我取得的成绩是老师培养的结果，荣誉要归功于老师，归功于母校。我想借此寄托我对老师、对母校的一份感恩之心。

张宜：张老师您在川大两年，等于是提前毕业，两年里您写了两部有影响的著作。

张涌泉教授：对啊，我是提前毕业。《汉语俗字研究》得了“思勉原创奖”，《敦煌俗字研究》获得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张宜：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就在琢磨这两本书的写作时间。）我先写的《汉语俗字研究》，它是（19）95年出版的，《敦煌俗字研究》在我毕业的时候还没全部完成，上编完成了，下编没有完成。下编是后来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全书）大概是七八十万字。（张宜：难怪，您那两年等于是夜以继日啊！）是啊，当时我非常努力、非常勤奋。我给我的研究生宿舍起名叫 “自乐斋”，自得其乐。（张宜：太了不起了！）我在北大做博士后的时候又写了一本书，一百多万字的《汉语俗字丛考》[15]。（张宜：天啊！我说的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啊。）差不多，当年我是非常努力的。

张宜：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您能完成那么多东西，太了不起了。所以刚才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只是问了您杭大和浙大的环境，实际上您又说了很多关于川大的（人文环境），我觉得这几个学校都有包括像您提到的沈校长、项老师等一批高瞻远瞩、爱才惜才、留才的（人）。

张涌泉教授：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也有好的领导。川大项老师和系主任要我留下来，后来北大裘老师和郭锡良、蒋绍愚老师也曾动员我留在北大工作。但说来惭愧，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和厚爱。还有个插曲就是当时我在川大读博士，沈校长又把我夫人从杭师大调到杭大，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有人希望我走人，但我们校长却把我夫人从杭师大调到杭大，可以说是真正的以情留人。我做的一些大的工程，（比如）我做《敦煌文献合集》，都跟沈校长的鼓励有关系。（张宜：我觉得一个好的环境非常重要。）好的环境、好的领导、好的老师对于成就一个人的学术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张宜：张老师您真的挺幸福的，不光是幸运。）有好的老师、好的领导，这是人生最大的幸事啊！

博士毕业后，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北大期间，在合作导师裘锡圭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博士后课题《汉语俗字丛考》，这是我在出版《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两部俗字研究理论著作后，在具体疑难俗字考释方面所做的尝试，意图对《康熙字典》以后的大型字典在俗字方面的缺失进行一次总的清算。裘锡圭老师评价其“立论审慎，创获极多”，“其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人”。能得到裘老师这样学界公认的严师名师的褒赏，是作为一个学生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荣耀。

大约1996年初，我从北京回杭州过节，因住处相邻，我曾和杭州大学沈校长有过几次接触。当时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发扬杭州大学敦煌学的传统优势，推出一些有影响的标志性的成果。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了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对此，沈校长极为赞同，并让我通知黄征、卢向前、王勇等人，在他家里一起讨论了项目的可行性，并决定尽快上马。为此，沈校长通过他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提供了启动经费，同时又请王勇教授出面争取日本等海外经费的资助。1996年底，在裘老师的关心下，《敦煌文献合集》获评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1997年初，我博士后出站，面对母校的召唤，我辞别北京的老师和朋友，重新回到了杭州大学任教。从此，《敦煌文献合集》项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为保证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杭州大学专门成立了《敦煌文献合集》工作委员会，沈校长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沈校长的直接主持下，工作委员会曾先后五次召开有关会议，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敦煌文献合集》项目工作会议纪要”，解决了编纂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校图书馆斥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国内外业已出版的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方面的出版物，并特辟敦煌学资料中心，由《敦煌文献合集》课题组负责管理。所有这些，作为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来说，也都称得上是破天荒之举，从而为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2003年，在《姜亮夫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作为《姜亮夫全集》的主编，沈校长在发言中把《敦煌文献合集》和《姜亮夫全集》的编纂当作他校长离任时未了的两大心愿，其情殷殷，让人动容，也催人奋发。

正是在沈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尽管难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但《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仍不断向前推进。2008年8月，合集的第一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共11册600万字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认为“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可以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先后评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1949年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进《敦煌史部文献合集》和《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张宜：张老师，您是怎么样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的？

张涌泉教授：教学和科研是互相促进的。你当一个老师，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照本宣科，没有你的思想，没有你创新的一些东西，就没有吸引力。为什么郭老师当年给我们上课很吸引人？因为他课堂里讲的内容，很多是与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有关的，书里面是看不到的。他不是照本宣科，书里面的内容，读一遍解释一遍就完了，一些书里讲错的东西他都给指出来，同时也包含许多有他自己创见的内容。（张宜：特别有自己的教学风格。）所以教学需要科研来支撑，科研搞得好的人，往往会把科研里创新的东西融入到教学里，这样会提升教学的效果，同时教学也会促进科研。我的好几本书，都是直接跟教学有关的，比如我的《校勘学概论》[16]是直接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材。我前两年出的一本书叫《敦煌写本文献学》[17]，这是我很多年来给硕士、博士上课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张宜：我看学界有评价说这是开创性的。）对，开创了一个学科，写本文献学是门新学问，这本书也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我现在正在做的课题叫做“敦煌残卷缀合研究”，这个项目和我的教学、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我的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甚至于本科生，都参加了这个课题。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做课题，通过参加这个课题的研究，完成他们自己的学位论文。我的好几个学生，包括我的两个学生的博士论文都入选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张小艳[18]和韩小荆[19]，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整个浙江大学的文科总共也只有五六篇，但是我的学生就有两篇。张小艳的博士论文（就是得益于）直接参加了我的课题（研究），我指定她去做“（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就是跟我的课题结合起来的。（张宜：就是您给了她一个课题。）对，等于说我给她指定了一个课题，并且她做得很好，然后成就了她的博士论文，最后拿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韩小荆的题目，实际上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题目。（张宜：《〈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对，我在写《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的时候，发现《可洪音义》里有很多俗字，这里面是一个宝藏。韩小荆入校时的基础非常差，可以说当时她连文章都不大会写，但后来在她自己的努力和我的严格要求下，最终她的毕业论文也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所以教学和科研互相之间有促进，不能完全分割的，这个促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张小艳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韩小荆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宜：她也等于成材了啊。）那当然成材了，拿了全国优博是了不起的事情，每个学校都很重视，很多学校是直接给评教授的。

张宜：所以张老师在您的工作和治学里面曾经最令您高兴和最使您沮丧的事情，您是不是也特别容易的就能够想到啊？

张涌泉教授：最令我高兴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我做学问经常有所发现。读书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个词的意思人家搞不清楚，我把它搞清楚了。有个字人家不认识，我认识了。（张宜：或者是人家弄错了，您把它修正过来。）对，我把它修正了。所以读书做学问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个当然是最快乐的事情。用郭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语的破释、一个字的破解，就相当于发现了一颗新星。有发现当然是最快乐的事情。另一个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培养的学生很优秀。我培养了不少学生，有一批学生是很优秀的。当然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据说学生都很怕我，大概跟我要求严格有关。像张小艳、韩小荆她们为什么能获优博论文？除了她们自己努力，我想跟我对她们要求很严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她们论文有个好的基础，然后我就要求她们毕业论文必须万无一失，没有任何错误，不能出现任何错字，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有错，所以也是不容易的。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对学生最大的关爱。作为一个老师来说，其实没有比自己的学生能够成材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张宜：张老师，什么是使您沮丧的事呢？

张涌泉教授：让人沮丧的，像高校里面复杂的人事关系。我硕士毕业以后，在郭老师的引领下，出了不少成绩，但是我评副教授老是评不上。所以当时也是感到很郁闷的，觉得自己在原单位好像呆不下去了。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碰到了像沈校长这样的好校长。我这人也有毛病，有点倔，脾气不是太好。所以有的时候会顶撞领导，让领导不高兴。我认为一个小单位，一定要有好的氛围，领导要有能用容人的雅量，这个也非常重要。

《校勘学概论》

张宜：我想请您谈一谈，您认为一位语言学家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学术修养？

张涌泉教授：我想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要有比较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知识要比较全面，不能太偏，因为要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要有对学术的热情，做学问要有激情和热情，有兴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还要坐得下，要甘于坐冷板凳。我把我的博士研究生宿舍称作“自乐斋”，我家院子里建的亭子叫“乐亭”，既要志在书中，也要自得其乐，乐在书中。（笑）

张宜：张老师，您的学术成果里面有没有受到过批评，您又是怎样看待学术批评的呢？

张涌泉教授：正常的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一个必备条件，实际上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像郭老师、项老师他们都是顶尖的学者，但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鼓励学生挑他们论文里的毛病，所以我以前不管是项老师还是郭老师，我都写过文章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提出反驳意见。项老师有一本书，叫做《王梵志诗校注》[20]，这是他很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得过教育部一等奖的。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21]，就是跟这本书商榷的。（张宜：项老师在跟我谈的时候，提过这事。）项老师鼓励我们提不同意见。郭老师也是这样的，他书中有些解释不太可靠，我们有些怀疑，他就鼓励我们写成文章，还推荐我们的商榷文章去发表。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传统。亚里士多德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对促进学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也鼓励我的学生，我也跟他们讲我从郭老师、项老师身上学的优秀传统。所以我的学生来了以后，我经常把我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学》当作他们入门前的第一次作业。指定他们看，看完以后要写读书笔记，并且你要指出来哪些是有问题的，有没有错误。（张宜：这个难度太大了！）当然他们不一定指得出来，但要是确实发现了问题，可以跟老师提出商榷。也许他们有些讲得是不对的，但你要继续去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能人云亦云。老是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老师讲的什么样就是什么，那你永远是超不过老师的，永远是没有出息的，要敢于超越老师。所以学术批评还是很重要的。

张宜：张老师，我访谈的50后学者并不是很多，我觉得随着国家的学术氛围的推进和时代的进步，越年轻的学者，对待学术批评，反而能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另外，我觉得中国学术传统里面讲究师承，因为师承，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局限在某个圈子里，党同伐异。对此，您怎么看？

张涌泉教授：学术界有时分这个派那个派的，我认为没有必要，我哪一派都不是。我远离那些圈子，我不大去管的，比较超脱一点。现在一个重要的纷争就是对国外学者，或者说针对外来学术的方法、态度的问题。我做我自己的学问，我一般不去介入这些事情。（笑）（张宜：您是逍遥派。）郭在贻老师本身就是逍遥派，郭老师在文革的时候也不去介入这派那派。四川有一位老一辈学者叫徐仁甫，曾经给郭老师写了一首诗，后面两句是: “坏事居然成好事，逍遥派里出人多。”郭老师就是逍遥派，他在文革的时候也都是关门做他自己的学问，“逍遥派里出人多”。我对前辈学者都很尊重，（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老师，但学术纷争我尽量不去介入。

张宜：在近代汉字研究，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您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您的主要贡献又有哪些？

张涌泉教授：学术贵在创新，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炒冷饭，炒来炒去，没有自己创新的东西，这个是没意思的，所以我做的东西很多都是有创新的。我想我的主要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俗字研究，近代汉字研究。俗字研究，我们老一辈的学者朱德熙先生、蒋礼鸿先生、郭老师他们，也倡导俗字的研究，他们也写过一些零散的文章。但是我的几本书出来以后，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学科，就是汉语俗字研究，包括近代汉字的研究。我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22]，有理论，有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这三本书我想就是我汉语俗字研究和近代汉字研究的代表作，影响都比较大。我刚才讲了，《汉语俗字研究》得了“思勉原创奖”，《敦煌俗字研究》荣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等奖，《汉语俗字丛考》荣获社科院的青年语言学家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这些都是原创性的、都是创新的，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学科。

第二个方面是写本文献学。我们以前做的学问，都是根据刻本来的，我们的古书传下来的，都是刻本系统。我们的版本学、目录学都是根据刻本来讲的。那刻本以前是什么呢？刻本以前就是写本。我们的古书从先秦传到宋代，都要经过手写手抄、代代相传的过程。宋代以后，才是刻本流行。所以宋代以前，唐代前后是写本。刻本流行以后，写本就失传了，基本上看不到了。我们的前辈学者、比如清代学者很少看到写本，他们看到一个《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就觉得不得了，所以清代学者基本看不到（写本的）。上个世纪初以来，大批的写本文献（被）发现，虽然最早的写本文献（当然是）简牍帛书，也是写本，但是现在一般把它们叫做简帛文献。而只把后来手写手抄的写在纸上的文献叫做写本文献。写本文献在上个世纪初以来大发现，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这些都是写本文献。写本文献很多方面跟刻本不一样，所以很有必要搞一门新的学问——写本文献学。我这本《敦煌写本文献学》就是写本文献学方面的开创性、奠基性的一部著作，学术界有较高的评价。这是我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

第三个方面就是敦煌文献的整理。浙大（老杭大）学术研究有个特色，就是敦煌文献的整理，还有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全世界都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在老一辈的引领、影响下，浙大在敦煌文献整理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好。以我为主编的一套非常重要的书，《敦煌文献合集》，要把所有的敦煌文献全部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已经出版的代表作就是刚才提到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这套书出版以后，学术界反映非常好，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大奖[23]，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后面我们还要做《敦煌史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敦煌集部文献合集》等，工程浩大。现在手头上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忙不过来。

张宜：张老师，您在古代语言文献方面的主要贡献，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吗？

张涌泉教授：对，我以前成果的主要的贡献是这三个方面。我目前正在主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此书将是敦煌文献字词考释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在编排体例、字词考释方面也都有大量创新和创见。该书约300万字，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预计2019年12月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也正在抓紧推进之中，该书将把数以千计的原本骨肉分离的残卷缀合复原，堪称功德无量。此书也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张宜：张老师在您的这些成果当中，您自己对哪些是最看重的？

张涌泉教授：我的成果还是我刚才讲的这几本书，《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写本文献学》，还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张宜：张老师，学界对它们的评价，与您自己的看法一致吗？

张涌泉教授：学术界对这几部书都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像《汉语俗字研究》获得“思勉原创奖”，是由裘老师推荐的。裘老师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我在北大做博士后，听说裘老师能给一个学生打70分，就是高分了，就是了不得的了。裘老师能推荐我的书去评奖，并且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的，能得到裘老师这样的严师的推荐，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大的荣耀。

2013年底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写本文献学》，是这三十多年来我自己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对敦煌写本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考察探讨的结晶。全书共分绪论、字词、抄例、校例四编，凡二十章，试图对敦煌写本的语言特点和书写特例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建构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各方好评甚多。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邓文宽称许该书“独树一帜，博大精深”；日本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称其为“反映百年来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敦煌研究院网站载文称“全书内容厚重、资料翔实、例证丰富，并能引人投入其中以见学术的魅力、敦煌学的魅力、文献学的魅力”。

张宜：我听说裘老师特别爱才，我曾经在报上读过，说他破格录取一个拉板车的（人）。

张涌泉教授：对对，是有这个事。（笑）

张宜：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张老师，您对近代汉字研究，敦煌学的研究，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怎么看，今后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张涌泉教授：近代汉字的研究，包括俗字研究方面，应该说我的几本书出版以后，给予了有力的推动。现在有一批学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现在做得比较多的，可能主要是疑难字的考释，或者某一本书俗字的辑录，但我想光做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对近代汉字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要对每个汉字的古今演变，进行系统的勾勒，一个汉字从古到今怎么演变的，它分化成了哪些异体字，哪些俗字，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每一个汉字都要给它理出一个演变的谱系。比如说“国”字，历史上从甲骨文开始，到近代汉字，它怎么演变的，产生了哪些异体，每个异体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这样把每个变体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光一个“国”字，把所有的异体字都理清楚了，什么时候产生都搞清楚了，你就可以写一篇非常优秀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了。要把每个汉字从古到今的演变搞清楚，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过于执着某一个具体汉字的考释，而对汉字演变的系统性研究还不够。有关疑难字的考释可能对某一段写本的研究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整个汉字的研究来说，这样的考释是远远不够的。（张宜：进一步的工作，该怎样落实呢？）关键是进一步的系统化，理清每个汉字古今演变的谱系。这是近代汉字方面的研究。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我们要提高整理研究的质量。以前很多搞敦煌学的人，他们本身缺少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他们整理的著作，比如像《敦煌变文集》这样的书，里面错误很多，错误多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小学根底。所以我们要加强语文方面的训练，借以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

张宜：张老师，搞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基础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浙大，本科阶段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比如说怎样加强培养一个普通本科生的古汉语的语言能力呢？

张涌泉教授：对，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加强一些基本能力方面的建设，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字、校勘、训诂方面的知识，还有版本学、目录学这些知识，都很重要的。像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许多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这些课。像我自己，很多古籍，又都亲手去摸了一遍，这样就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以后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也要强化基础知识，要多读古代优秀的诗文。（张宜：现在年轻人有自己自愿去学这样的专业吗？）还是有的吧。

《敦煌写本文献学》

张宜：太感谢您了，不管怎么着还是超过时间了，不好意思，张老师！

张涌泉教授：有的讲的比较粗，也不成系统，也有（可能）讲错的。

张宜：由于时间关系，也没请您谈得很充分，不好意思，张老师，今天让您受累了。

张涌泉教授：你坐飞机没到宾馆就赶过来了，你也很敬业。

张宜：应该的，张老师我最后问个题外话，要是不搞科研，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什么？

张涌泉教授：不搞科研的话，我还是有些兴趣的。打打扑克牌之类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曾经打过牌呢。（笑）周末或其他节假日，三五个朋友会一起聚聚，打打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就是带着张小豆（我家的小狗），每天领她放放风，这对我自己也有好处，促使我每天要出去走走，否则一天到晚坐在那捧着书本（对身体）也不好。

张宜：看您的身体还不错的，就是有点儿瘦。张老师，您现在每天还做做运动吗？

张涌泉教授：运动的。

张宜：您还做什么运动啊？

张涌泉教授：种种菜，遛遛狗。（张老师一边说一边把手机里存的花园照片打开给我看）

张宜：太好了。张老师，您研究敦煌学枯燥不枯燥呢？

张涌泉教授：不枯燥，因为乐在其中啊！

张宜：（去年在川大访谈时，）我问项老师，他也说不枯燥。

张涌泉教授：我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宿舍叫“自乐斋”。“自乐”就是自得其乐。我家院子里的亭子叫“乐亭”，乐有两层意思：一是灌园乐，另一层就是读书乐了。

张宜：做学问也像耕耘一样。太有意境了！

张涌泉教授：前几年，我跟一个收藏、搞古董的学者到旧货市场买了两个瓷盘，明代的瓷盘。（盘子）里面有四个字，你看一下是什么字。这四个字是“志在书中”。（说着，张老师点开他的微信头像，让我看那瓷盘上的字）这四个字，我请饶宗颐先生写了一幅字，现在就张挂在我书房的外墙上。（我）还要找人写另一幅字。原来许嘉璐先生答应写，但是一直没能如愿。写什么字呢？饶老先生写的是“志在书中”，我想再要写的就是“乐在书中”。

张宜：正好就成一对了！

张涌泉教授：对，现在我已请另外一个书法家写了这幅字，会挂在我的书房里。我（微信上）给你发几个材料啊。这个是我的老师，郭在贻老师。发张照片给你啊，这里（手机里）有的就顺便发给你好了。（说着，张老师用微信把照片传给我。）收到了吧？

张宜：嗯嗯，收到了。（看着照片）这是您在大学宿舍吗？

张涌泉教授：硕士生宿舍。我们四个是同寝室的，旁边这个是刘跃进。这个是嘉兴市作协主席，叫杨自强。还有一个叫卢敦基，是《浙江学刊》的主编。我们一个寝室的。

张宜：都是名人呢。

张涌泉教授：刘跃进现在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是文学界真正的领军人物。（张老师又用微信传给我一篇文章）你看，这个（介绍的）很详细，《走近敦煌》，看到了吗？是介绍我的一些信息。很多要访谈的东西，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的。大概一万四五千字呢。

张宜：我没看过这篇文章，我只是看着了《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那篇。

张涌泉教授：那篇写得不怎么样。

张宜：对，我觉得细节不是很多。

张涌泉教授：你看看这个我自己写的。差不多了这些材料，有些材料发给你了。郭老师的这篇文章发给你了，《回顾我的读书生活》[24]，有了吗？

张宜：收到了。

张涌泉教授：（关于）项老师的文章也发给你了。

张宜：嗯嗯，《项楚先生谈治学》[25]。项老师说话声音很洪亮的。张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今晚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我的访谈，太谢谢您啦！

张涌泉教授：不客气！不客气！

注 释

[1]本访谈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语言学口述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记录稿经张涌泉教授审阅认可，他做了局部的补充与修改。

[2]张宜，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三级教授。

[3]《敦煌变文集》是唐代敦煌变文作品的总集，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187个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七十八种作品。

[4]参见蒋礼鸿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版，2015年版。

[6]《敦煌变文校读释例》（上），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敦煌变文校读释例》（下），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7]《敦煌变文集校议》（与郭在贻、黄征合作），岳麓书社，1990年版。

[8]“三书”的原来计划是编撰《敦煌吐鲁番俗字典》。后来由黄征编撰了《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汉语俗字研究》（第一版），岳麓书社，1995年版。（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0]《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版，2015年。

[11]《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与郭在贻、黄征合作），载《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1期。

[12]《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与郭在贻合作），载《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13]《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载《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4]指专著《汉语俗字研究》继1995年获评北京大学第六届王力语言学奖后，又于2013年获评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15]《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16]《校勘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7]《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18] 张小艳的博士论文于2006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9]韩小荆的博士论文于2010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项楚著《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出版之前，全书先刊载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1]指《王梵志诗校注献疑》，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

[22]《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23]2010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后来又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4]参见郭在贻先生《我的读书生活》，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25]参见《项楚先生谈治学》，载《汉字学微刊》，2016年7月24日。

原载《中文学术前沿》第十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编辑：徐凌柯

草源：浙江大学中文系（公众号）

本期责编：李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