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纳与他的《与Y教授谈心》

□ 周向荣

塞利纳的《与Y教授谈心》最初于1954年在《新法兰西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二年由伽利玛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这部小册子,塞利纳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与Y教授交谈》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吹捧自己的文体技巧和情感风格。如果说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死缓》等小说兼具自传和虚构的风格,那么这部假想访谈就彻底跳出了“似我非我”写法,肆意张扬出塞利纳的傲慢、宣泄、讽刺甚至不怀好意,以激情、狂放甚至恶作剧式的调侃,展开一个更彻底的情感语体的世界。这是一部痛快淋漓的法国文坛吐槽手册,一部激情澎湃的自我加冕仪式,同时也是他吹响的小说革新的号角。

然而这并非是塞利纳一次费心的总结或展示,而是塞利纳风格的恰到时机的成全。早年对塞利纳有恩的伽利玛出版社,不满于塞利纳过激言论频繁引发争议和纠纷,希望他能稍微收敛一下锋芒;然而,塞利纳拒绝了出版社编辑波朗派来的来访者,之后便自己撰写了这篇变本加厉的、绝无悔改之意的《与Y教授谈心》。然而有趣的是,伽利玛出版社并不计较,反而很快出版了单行本。

在《与Y教授谈心》的开篇,塞利纳就毫不客气地吐槽出版社,说那些十万册、四万册的印数全部都是弥天大谎,那些可笑的宣传更是荒唐。至于法兰西学院和龚古尔学会,也逃不开他的毒舌。他认为法兰西学院都是可笑之辈,“龚古尔文学间的角逐者都互相抄袭”,获奖的都是“平淡无奇的作家”。他抨击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尽出些仿诺贝尔奖的劣作和“七星丛书式”的劣作,后者无疑又是对伽利玛出版社招牌的讽刺。

塞利纳的这一系列嘲讽,可以是为自己横空出世作铺垫。这位Y教授其实是加斯通·伽利玛和波朗派来的说客。在这里,塞利纳在抨击法国文坛、批评界、出版界的同时,可怜的Y教授就是他树立的靶子。他是被出版社、评论界玩弄于股掌的、因循守旧的、甚至仇视塞利纳这样的革新力量的“快要腐朽”的小说家,他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者,他忐忑不安地期望伽利玛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塞利纳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带着劣作在角鲨嘴边冒险”,各打五十大板。想想这场对话吧,塞利纳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而作为采访者的Y教授,唯唯诺诺,心神不宁,完全掌控不了局面。Y教授开始还处于防御状态,认为塞利纳“啰嗦”“想荣誉想得发疯”,否认塞利纳是伟大的作家,但是最后,他从将信将疑到目瞪口呆,以至昏头昏脑,患有前列腺疾病的他完全失态。这正应了塞利纳在文中针对别人仇视和妒忌的讽刺:“落伍者要自卫,毫无疑问,百般挣扎”,而塞利纳可不管:“我反正豁出去了。”

塞利纳毫不掩饰自己的成就,他对Y教授说:“谁是风格的伟大解放者?谁发明了口语的全部情感贯穿笔语?是我,是我!不是别人!”塞利纳发明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笔语情感化”,“口语情感贯穿笔语始终”。

在塞利纳看来,书面语由于缺乏情感表达,已经干涸,没有情感的写作已经成为“腐朽的木乃伊”。他首次把大众语言、民间口语用于文学,包括句法结构以及成语、俚语、谚语、格语、土语、切口、行话等,据说他还创造了几千个新词(沈志明语),还对句法、词组和行文结构做了系统的革新。在这个过程中,他除了为自己标榜了一套笔语情感化的风格外,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口语及其使用者的尊严与财富,在文学中激活了中下阶层的日常俚俗语言。权威塞利纳研究者、巴黎大学的威亨利·戈达尔先生说:“塞利纳的天才在于他成功地把民间语言引入了文学……打破了一个统治了好几个世纪的禁条。”

那么如何捕捉情感?他说,“我,一下子抓住……所有的情感都装进我的车厢,连我自己。我的情感地下火车装走一切,我的书装走一切。”“总之,进入情感,通过情感,达到情感,只有一个目的:情感。从头到尾全是情感。”不难想象,作家在写作时,情感不是那么简单地信手拈来的,绝非无意识的冲动语言。照搬口语并不能形成伟大的革新,将激情从口语中解放出来,巧妙地转写,使其变得精练、准确、富于韵味,才是塞利纳的杰作。

我们在塞利纳遗孀的回忆中可以找到踪迹,据她回忆说,塞利纳写作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句子要改上十来遍,写一本书,稿本要变动一二十次,甚至三四十次”,最后的手稿有几十袋之多。可见口语体并非简单的一气呵成的情感宣泄。

塞利纳自称为风格的创造者:“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发明家,小玩意儿的发明家。”当Y教授认为他用“小小”一词是一种谦虚时,塞利纳立刻正言道:“从来就没有大的发明创造,开创者的发明总是不大的!”

风格亦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文学本身;塞利纳也不例外,这个风格服从于他特殊的文学要求:他力求找到一种表达情感真实和思想原貌的话语。语言的背后是情感;对塞利纳来说更多的是激情,以及激情之下奔涌而出的语言的流动和情绪的展现,跳跃和省略,断断续续,闪烁不定,回环往复。塞利纳坦言:“……我是风格之人。而风格是那么难,所有人都在风格面前畏惧不前……一个时代,不会出现多少风格。”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读出他风格背后的东西: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所亲睹熟识的忧虑与恐惧,以及在他的情感口语所笼罩下的属于个人意义上的胜利。

塞利纳无疑是反对现实主义的俗套;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文学的真理就是其风格的真理。文学不在像巴尔扎克那样去做社会的书记官,也不像福楼拜那样去描摹细微。正如萨特所说:“正如伟大的作家所做的那样,人们必须为自己的时代而写作……要维护我们的时代或改变我们的时代,从而超越我们的时代走向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也许塞利纳将是我们中间唯一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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