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多年前，医者钟南山在承德的宽城县做什么了？

年轻时候的钟南山

1.

早晨的时候，有人给我推过来一篇文章：《钟南山，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1969年，33岁的钟南山终于不用再烧锅炉，跟随医疗队到河北宽城下乡。

在此期间，医疗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艺宣传，真遇到病人时，却因为条件有限，没什么作为，最多病人痛得很厉害的时候，给他打一针止痛药。

这让钟南山很惭愧，很心痛，他想：这就是大家所信赖的医生吗？怎么会这样？

思来想去，他认为，自己作为医学世家出身的医学毕业生，应该在医学领域里实现自己最崇高的理想，于是决定离开北京，远离纷争漩涡，回南方去当医生。

钟南山，这个在当今中国最为人敬仰的名字，怎么和宽城有了联系呢？

钟南山

2.

宽城，是我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提起这两个字，无论在哪里都倍感亲切。

查阅相关的资料，钟南山在宽城工作的经历，主要多是采用《南方人物周刊》的文字：

北京大学新闻网刊载《南方人物周刊》：

《医者钟南山》

... ...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影响，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

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毕业生，他很自责。

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 ...

胡大一等人的合影

3.

宽城建县比较晚，1962年10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宽城县，隶属于承德地区。

1969年的宽城县，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其他各方面也非常落后。

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村都有一个山沟叫死孩子沟，农村的小孩儿出生后得病，几乎没有去医院的，一方面是没钱去不起，另一方面是交通太不方便。我的一个小妹妹就是出生七天后得病，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去的。

在《宽城县志》的记载中，钟南山在宽城的1969年5月，县里组成了1200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次进驻46个所谓的老大难大队，继续斗批改。到1971年， 全县斗、批、改工作结束。

这就应该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医疗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艺宣传”。

抽调专业人才去组成各种工作队，也是特色。

搜集有关钟南山的回忆文章，没有看到有关的内容。

但是，在另外一位1969年在宽城和钟南山一起下乡的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了钟南山在宽城工作的内容。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胡大一。

胡大一（随母姓），男，1946年7月出生，河南省内黄县宋村乡北沟村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心内科主任，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分会主任委员，及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委员，并担任《中国医药导刊》主编，《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中国介入杂志》等多种国内外杂志副主编、编委，《极限会诊》第一期嘉宾。

胡大一比钟南山小十岁，来宽城时候，钟南山是老师，胡大一还是学生。

钟南山：勇士逆行

4.

2014年5月，胡大一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宽城，回北京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宽城》。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5年4期上，写清了钟南山等人来河北宽城的前前后后：

1968年是"文革"的第3个年头，高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要恢复上课学习了。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作为一所医学院校，一是要面临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并且农村正在推广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二是要贯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

因此，当时的工军宣队领导组织了师生共同参加"医学教育革命探索队"。参加的有在校的各年级医疗系、药学系和卫生系学生，基础、临床和公共卫生的教员，地址选在河北省承德地区最贫困的2个山区县––平泉和宽城。

我被分在宽城的"连队"，领队的老师是内科的王海燕和当时在北医基础部101教研组任教的钟南山。同学中有比我高一年级的何权瀛等。我住在西铺子大队贫农张大娘家，大儿子叫春生。与农民(当时一定强调是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我与张大娘的小儿子聋哑人二石住一起。

每早5点起床下地干活，7点多收工回家吃早饭，之后去大队合作医疗站。1年下来，肩挑手推独轮车能力大幅提高，与年轻农民没有差别。两手从先起泡到磨出老茧，身上毛衣里充满了"革命虫"(虱子)。

作为医学生，这一年是我学医从医第一次开始接触临床和患者。仅在大学一年级的1965年到1966年6月大约8个月里上过基础医学课程，即高等数学、物理、有机化学、生物学和俄语。

当时批判传统的医学教育制度是"1年不沾医学边，3年不沾临床边，6年不沾工农边"。北医是六年制，前3年在基础医学系学习。

当时与赤脚医生一起互相学习，边学边干。下乡的老师们也定期授课，但更多的是在医疗实践中带教。

我这一年当的是全科医生，主要诊治的疾病是胆道蛔虫症、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大叶肺炎(包括重症的休克型肺炎)、有机磷中毒、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急性肺水肿、高血压、溃疡性穿孔、中毒性痢疾、急性阑尾炎、宫外孕等，没见过冠心病和糖尿病。

当时的农村真是一无医、二无药。我与赤脚医生一起跋山涉水采集中草药，随身带着中草药图谱，更多的是向赤脚医生请教。1年下来，认识了百余种山里的草药，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把草药采回来，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制成丸散膏丹，办起了土药房。

当时北大医院中药房的李老师手把手指导我们制药，还指导我们背中药汤头，和赤脚医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习扎针灸。当地肠蛔虫病和胆道蛔虫病十分常见，而无驱虫药，我和同学们一起在自己身上摸索用敌百虫驱虫的安全有效剂量，一直用至出现瞳孔缩小、头晕的轻度中毒症状的剂量。

师生们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办起了简易手术室，开展痔疮、阑尾炎、疝气、瘘、子宫脱垂、绝育手术等，赤脚医生也上台学习。当时有位叫谢兰兴的赤脚医生，年龄比我们大，有一定临床经验，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山区没有电话，老乡家里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属来敲医生的门，无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背起诊箱就跟家属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诊。

西铺子大队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尽量就地抢救。那时没有输液泵，一人出诊，也不可能配备护士，遇到需静脉点滴时，只有自己计每分钟的滴数，16滴为1 ml；遇到敌敌畏中毒、中毒性痢疾或肺炎，常常通宵不眠，看守着静脉输液，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在那种艰苦简陋条件下，我们抢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患者，手术零感染，无医疗差错事故，从未发生过医患冲突。当时不仅仅参加临床实践，也参与改水改厕，调查地方病。

师生们积极探讨医学教育改革，讨论的一些重要话题包括：

(1)如何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2)提倡讨论式，避免"满堂灌"；

(3)注意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打破三段制，从第一年就进入临床，接触实际；

(5)教材改革，打破基础课间的界限，打破基础与临床脱节的传统，按消化、呼吸、心血管等系统编写教材。

那时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大家叫钟南山为"神汉"，王海燕为"巫婆"，带队的军宣队张义超同志与工人周师傅都很平易近人，政策掌握得很好，对知识分子很理解，也很关心和爱护。

直到1970年毕业分配，我学医的"最高学府"是宽城县医院。

回顾自己学医从医49年的经历，参加医疗实践、开始接触患者的第一年在中国贫困山区农村最基层起步，真是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我从当医生开始，就深深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医疗状况和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以全科医疗、防治一体的体验开始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

亲眼看见、亲自实践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那次伟大创举，使用很低的医疗成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现医疗保健服务公平可及的目标。这也是我为什么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有那么多农村与农民情结，一生都惦记牵挂农村农民的医疗保健。

我们1年后离开宽城返校时，西铺子大队的全体社员停工1天，为我们送行。我相信这一点都不亚于当年乡亲们送红军的场面，令人激动，热泪涌流。

... ...

谢兰兴老人现在还在行医

5.

胡大一所说的西铺子正确的地名为西卜子，当时归新甸子公社。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为引滦入津修建潘家口水库，新甸子公社为淹没区而被撤销，西卜子村归桲罗台镇。

但胡大一说的赤脚医生谢兰兴现在住在孟子岭乡南天门村。

2016年的时候，老羊在南天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下乡，有幸和老人在一起聊天，可惜当时不知道他曾经和钟南山在一起，没有采访这些内容，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