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张富海: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张富海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摘 要: 汉字的谐声是构拟上古音的重要材料,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该注意的问题:一、《说文》的谐声标准过宽,其谐声分析多有不可信者,如“尼”“冀”“良”等字,需要做一番甄别工作;二、谐声材料是不同时代的累积,所谓谐声时代早于《诗经》时代的说法不可信,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是可行的,但也应考虑到其中的异质成分;三、必须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中的谐声材料,作为《说文》谐声的补充。

关键词: 上古音 古文字 谐声

汉字中的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构成,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但不等于拼音文字的表音),声旁的表音功能就是所谓谐声。谐声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音近(包含音同),[1]如果甲字用乙字谐声,甲字和乙字的语音在创造甲字的时代必定相近。因此,利用汉字的谐声,可以反过来推断语音关系,从而构拟古音。例如:“悔”字从“每”声(这一点从文字结构上看毫无疑问),“悔”的中古声母是晓母h-,“每”的中古声母是明母m-。如果该谐声创造时代“悔”的声母是和中古一样的h-,则两字的声母相差过大,绝不能说语音相近;如果将该谐声创造时代“悔”的声母构拟为清鼻音*m̥-,则两字的声母相近(韵母当然也相近),符合谐声的音近原则。

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操作起来并不复杂,麻烦之处恐怕主要还在汉字谐声本身。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占总字数的比例超过80%,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可资利用的谐声材料,然而《说文》写作的时代距离通常所说的上古音时代(《诗经》时代)有近千年之久,其间汉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慎的认识也难免时代的局限,保存在《说文》的谐声就未必都具有真实性,也未必都能反映上古音。如何有效利用汉字的谐声,是上古音构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说文》的谐声分析多有不可信者,需要加以甄别;
二、谐声具有时代性,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考虑到其中的异质成分;
三、必须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中的谐声材料。

虽然谐声创造时代(指某一个特定的谐声产生的时代)的声旁和整字的读音肯定是相近的,但随着语音的演变,声旁和整字的读音不相近的情况必定会越来越多,如上举的“悔”字,当*m̥>h-这一音变发生之后,声旁“每”的读音就与“悔”相差很远了。在许慎所处的东汉时期,语音面貌较之先秦古音已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因此谐声字不和谐的现象自然已经很常见。许慎缺乏语音演变的观念,当面对像“悔”这样并不罕见的的谐声字时,他会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他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不把这些字分析为形声字,二是放宽谐声的标准。第一种处理方式确实存在,如“投”字,《说文》分析为从手从殳的会意字,但实际上“投”是从“殳”得声的形声字,可能是因为许慎时代“投”和“殳”的语音已经差别比较大了。第二种处理方式是主要的,如“悔”“肓”“贪”“儒”之类的字,《说文》都分析为形声字,只能是许慎放宽谐声标准的结果。这些字很难分析为会意字,从一般的文字构造规律上看,只可能是形声字,许慎对此应有清楚的认识,由此他必然得出只要声母相近或者韵母相近就可以谐声的结论。“悔”这类字的谐声分析恰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无限地推而广之,依据如此宽松的谐声标准,错误的谐声分析必然不可避免。举例如下:
1.尼,《说文》分析为从尸匕声。按“尼”与“匕”仅韵母相近(均属脂部),声母分别是*nr-和*p-,相差很远,“匕”一定不是“尼”的声旁。林义光《文源》认为“尼”象二人相昵形,实“昵”之本字;[2]于省吾《释尼》同意林说,并认为“尼”字的构形象一人坐于另一人的背上。[3]总之,“尼”是会意字,不是形声字,绝对不能根据《说文》的谐声分析而把“尼”和“匕”的上古音构拟得比较接近,也不能认为在许慎时代两字的读音相近。
2.冀,《说文》分析为从北異声。按“冀”与“異”的韵母和声母均不相近。西周金文“冀”作

,而“異”作

,[4]可知“冀”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而非从“異”声的形声字。

3.良,《说文》分析为从畐省亡声。按“良”与“亡”仅韵母相同。甲骨文“良”字作

,[5]徐中舒说象走廊之形,即“廊”之初文。[6]小篆从“亡”是字形的讹变。

4.妒,《说文》分析为从女户声。按“妒”与“户”的声母应分别是*t-和*ɡʷ-,差别极大,“户”不可能作“妒”的声旁。“妒”有异体字作“妬”(见《玉篇》《广韵》),段注据之改篆形为从石声,可从。从石声的“妬”已经见于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简7以及睡虎地秦简,[7]而从户的“妒”尚不见于出土古文字,可证“妒”确实是后出的讹形。郑张尚芳先生据《说文》的谐声构拟“妒”的上古音为*t-qaas,[8]声母为加塞冠音的复辅音,是不必要的。据“妒”本从石声,构拟其上古音为*taaks即可。[9]
5.念,《说文》分析为从心今声。按“念”和“今”仅韵母相近,声母分别是*n-[10]和*kr-,差别极大,“今”不能作“念”的声旁。甲骨文“念”作

,[11]早期金文作

,[12]从倒口(或口)从心,不从今,[13]所以“念”的构形本来会心口相念之意,其为会意字而非形声字。

6.弭,《说文》分析为从弓耳声。按“弭”与“耳”的韵母和声母都有距离,“耳”不能作“弭”的声旁。“弭”是弓的两端,形似双耳,所以“弭”应是从弓从耳的会意字,不是形声字。“弭”与“弥”通,属于歌2部,其上古音可以构拟为*mejʔ。
7.杪、秒、眇,《说文》均分析为少声(其中“眇”字分析为会意兼形声字)。按“杪”等字与“少”仅是韵母相同,声母应无关系。“杪”字不见于古文字,是一个晚起字形,可以看作从木从少的会意字;“秒”和“眇”以及不见于《说文》的“妙”字,则可以分析为从“杪”省声。[14]郑张尚芳先生据《说文》的这一组谐声分析,构拟“少”的上古声母为*hmj-,[15]恐怕不可信。
8.截(

),《说文》分析为从戈雀声。按“截”与“雀”仅声母相近,韵母相差很远,“雀”不能作“截”的声旁。苏建洲先生根据北大《苍颉篇》简71“截”(

)从少(同《说文》),认为“截”从“沙”声,[16]可备一说。

《说文》中还有不少错误的谐声分析,如“敕”从束声,“育”从肉声,“股”从殳声,“配”从己声,“商”从章省声,“允”从㠯声,“岡”从网声,“剥”从录声,“荅”从合声,“匋”从缶声,“次”从二声,“更”从丙声,等等。有的谐声直接关系到上古音的构拟,如“荅”“匋”“次”“更”四字,如果相信《说文》的分析,则会构拟出*kl-、*bl-、*sn̥-、*pk-之类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的复辅音声母。
总之,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不能轻易相信《说文》,必须先根据古文字字形和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对《说文》中的谐声做一番去伪存真的甄别工作。当然,有些谐声是否可靠很难判断。如“

”字(义同“舂”),《说文》分析为从臼屰声,但读若膊(即《广韵》匹各切)。“

”字不见于古文字,或疑“屰”是“午”(象杵形)之讹,[17]亦无确证。

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时代的千余年之间,形声字有一个逐渐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这是容易通过考察出土古文字材料看出来的事实。根据裘锡圭先生的研究,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1)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已见于商代甲骨文者,如“凤”在象形字上加凡声,“鸡”在象形字上加奚声,“星”在象形字上加生声。更多的这类形声字应产生于西周以后。(2)把表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换成音符。如“羞”古文字中皆作从羊从又之形,是会意字,汉代才变作从“丑”声的形声字。(3)在已有的文字上(如假借字)加注意符。如称谓之“谓”,古文字中多假借“胃”字表示,加注意符“言”之后则变作形声字。(4)改换形声字的偏旁(通常是形旁)。如赈灾之“赈”分化自“振”,讣告之“讣”分化自“赴”。这类形声字都是后起的。[18]另外,由意符和音符直接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应该也是存在的。
上述第一、二类都是由无声旁的表意字变作形声字,而其变作形声字的时代必然有早有晚,可能反映语音的变化。第三、四类形声字的产生时代虽然也有早晚,但是因为增加或改换的是意符,所以不反映语音的变化。由意符和音符直接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产生时代无疑也会反映语音的变化。
商代甲骨文中的形声字数量较少,很多后世的形声字仍作表意字写法。例如:“豹”,甲骨文作

; “裘”,甲骨文作

; “齿”,甲骨文作

;“烕(灭)”,甲骨文作

(象用扇子扇灭火之形[19]);“雹”,甲骨文作

;“豭”,甲骨文作

; “视”,甲骨文作

。[20]商代已经出现而且后世一直沿用的形声字也有不多的数量,比如从王声的“往”、从至声的“室”、从束声的“速”、从人声的“年”、从畀声的“鼻”、从屯声的“春”、从舟声的“受”、从立声的“翌”[21]等,这些都是最古老的形声字。“翌”字从立声,与后世读音不合(“翌”在上古音职部,而“立”在缉部),应该是反映了商代语音与周代语音的不同,可能“翌”“翼”等字在商代是收*-p韵尾的,后来转为*-k韵尾。

西周春秋金文中新出现了一大批形声字。例如:“视”,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作

,[22]在表意字上加注氏声(即氐声);“铸”,西周早期作

,仍是表意字写法,到西周中期出现加注

声的形声字写法,如作

;[23]“豹”,西周金文作

,[24]从勺声;“裘”,西周金文作

,[25]加注又声或求声,加注求声与“裘”的韵部不合;“疑”,西周金文作

,[26]在表意初文上加注牛声(《说文》讹作子);“囿”,商代甲骨文作

,[27]为表意字,春秋中期的秦公簋铭文作

,[28]变为从有声的形声字。

据学者统计,战国文字中形声字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80%。[29]可以推测,战国时代新增的形声字应该不少,比如下面这些初见于战国时代的文字:从止声的“齿”,从苗声的“庿(庙)”,从

声的“祷”、从寸(肘)声的“讨”和“铸”、从付声的“僕”、从墨声的“牧”、从青声的“旌”、从门声的“闻”、从胃声的“位”、从羔声的“窯”、从示声的“视”、从

(疑)声的“色”、从予声的“野”等。当然,说有容易说无难,初见于战国时代的形声字中至少有一部分字的产生年代实际要早于战国。

《说文》中还存在一些造于秦汉时代的形声字,这类谐声自然不能作为构拟上古音的依据。如“躬”字(“躳”的重文),声旁“弓”与整字不同韵部,显然造于蒸部合口混入冬部之后。又如商人始祖名“偰”字,古文字中只作“卨”,“偰”字当属后起字,不应据“偰”从契声而将“卨(偰)”的上古声母构拟为*sC-类。
由上述古文字所显示的形声字逐渐增加的情形可知,谐声不是反映同一时代的语音的同质系统,而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异质系统。然而上古音研究者普遍有一个“谐声时代”的概念,需要加以辨析。王力先生说:“《诗经》时代离开造字时代已经很远,语音已经有了发展,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仍当以《诗经》为标准。”他举了“颙”(东部)、“傩”(歌部)、“怛”(月部)等字,说明谐声时代早于《诗经》时代。[30]余迺永先生分上古音为“谐声时期”和“《诗经》时期”两期。盘庚迁殷前后至周幽王为“谐声时期”,周平王至秦末为“《诗经》时期”。[31]按《诗经》创作于西周春秋时期(其中又以公元前8世纪前后为主要时间段),产生于商代(或许应加上西周早期)的少量形声字确实早于《诗经》时代,但产生于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大量形声字则与《诗经》时代相同或晚于《诗经》时代,所以用所谓“谐声时代”来称呼早于《诗经》时代的上古音阶段显然不太妥当。王力先生所举的与《诗经》押韵不合的形声字也未必造得比《诗经》时代早。李方桂先生说:“谐声字所表现出来的系统大体与押韵系统相合。其中稍有差异的地方,似乎表示有些谐声系统可能比押韵系统更古一点儿。”[32]个别商代文字的谐声可能确实反映了早于《诗经》时代的语音,如上举的“翌”,但这种情况过于罕见,没有系统性,意义不是很大。杨建忠先生认为“谐声时代”无法确指,主张不使用这个称谓。[33]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战国时代距离《诗经》时代约五百年左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语音必定会发生一些改变,出现于战国文字的谐声也理应有所反映。但是由于我们对上古音从西周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的具体演变情况不是很清楚,要想在战国时代的谐声材料中寻觅音变的蛛丝马迹恐怕也并不容易,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反映出一项音变:从西周金文直到秦汉简帛都用“立”字表示名词{位},而战国中山王方壶铭文“述(遂)定君臣之

”,用“

”字表示{位},“

”是加注“胃”声的分化字。“胃”是物部字,收*-ts韵尾;“位”是“立”的派生词,本属于缉部,收*-ps韵尾。战国文字用“胃”作表示{位}的

字的声旁,证明当时{位}的语音已经发生变化,即*-ps>*-ts。在*-ps>*-ts这个音变发生之前,表示{位}的“

”字是不会被造出来的。

既然谐声具有时代性,是一个异质的系统,那么利用谐声来构拟上古音是否就不可行了呢?答案当然还是可行。潘悟云先生说:“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假设:大部分的谐声字是在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产生的。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把它叫作谐声时代,早于《诗经》时代。这个有限的空间可以暂定在中原地区。”[34]除了谐声时代早于《诗经》时代的说法不可取外,潘先生的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已见的古文字材料以及文字发展的时代规律,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形声字的主体部分应产生于西周春秋时代即《诗经》时代,也就是一般所构拟的上古音的时代,只是目前所见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字形数量有限、不足以反映当时文字的全貌而已。小部分形声字或产生于商代,或产生于稍晚的战国时代,甚至更晚的秦汉时代。这些形声字中的大部分其实也不会与《诗经》时代的语音系统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即使今天造的形声字也可能合乎古音(如“運”的简化字“运”),何况语音系统可能未发生大的变化的上古时代。个别不产生于《诗经》时代且不合《诗经》时代语音的形声字需要特殊分析处理,既应作为异质成分排除出上古音构拟的证据,又可当作探究语音演变的珍贵材料。

虽然《说文》保存了极为丰富的谐声材料,但毕竟主要限于秦文字系统,年代更古老的商周文字以及与秦文字差异较大的六国文字中的谐声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因此,收集古文字中不见于《说文》的谐声,是上古音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期基础工作。充分利用古文字中的谐声,一方面可以避免古音构拟中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一些构拟提供有说服力的新证据。举例说明如下:

1.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作上口下立人的

等形,象一人张口发号施令,结构同小篆,而西周早期金文出现加注“

(往)” 声的“兄”字,如叔䟒父卣铭文的

。这种形声字写法的“兄”西周春秋金文常见,[35]战国楚文字沿用不废,而且还另造了一个从人

声的后起形声字,如清华简《芮良夫毖》简8:“

(兄)俤(弟)慝矣”,

陵君鉴(《集成》10297):“㠯(以)会父

(兄)”。而在战国其他文字系统包括秦文字中,从

声的“兄”大概已经被淘汰,所以《说文》未载。“兄”字的中古声母是晓母h-,由于中古晓母有几个不同的上古来源,所以“兄”的上古声母不能据中古音直接推定。郑张尚芳先生以及白一平-沙加尔均据“兄”与“孟”可能的语源关系,分别构拟“兄”的上古声母为复辅音*hm-和清鼻音*m̥-。[36]从上揭“兄”谐“

(往)” 声的事实来看,“兄”的上古声母应与m-无关,而与“

(往)”的声母相近,所以应当构拟为*qʰʷ-。

2.“聖”和“聽”音义相近,是一对同源词,古文字一般不分,都用“聖”字来表示。“聖”的中古声母是书母ɕ-,“聽”的中古声母是透母tʰ-,由于书母和透母都不止一个上古来源,所以“聖”和“聽”的上古声母需要根据谐声上的表现来确定。“聖”字(即“聽”字),商代甲骨文作

等形,[37]商周金文作

等形,[38]均为表意字,不含表音成分,但古文字中有谐“聖”声的字,提供了语音信息。西周中期㺇簋盖铭文“馨”作

,[39]从鬯聖声;又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简7“倾”作

,从倒山形聖声。“馨”“倾”的上古声母分别是*qʰ-和*kʰʷ-,证明“聖”的上古声母亦应属于牙喉音一类,比如书母的“聖”构拟为*qʰl-,透母的“聽”构拟为*kʰl-或*qʰl-。白一平-沙加尔将“聖”构拟为*l̥eŋ-s,“聽”构拟为*l̥ˤeŋ,而将“馨”构拟为*qʰˤeŋ,“倾”构拟为*[k]ʷʰeŋ,与谐声所表现的语音关系明显不合。

3.壶,商代甲骨文作

,[40]西周春秋金文作

等形,[41]象壶形,结构同小篆,或加注意符作

,[42]均不含音符。但战国楚文字中“壶”字有形声字的写法,如:仰天湖简30“二

(蔡)鈲(壶)”、包山简265“二少(小)鈲(壶)”、信阳简2-01“二芋(华)

(壶)”,一作从金瓜声的“鈲”,一作从

[43]瓜声的“

”。“壶”是鱼部一等字,上古开合难以根据中古音确定。郑张尚芳先生根据“壶”与“瓠”的同源关系,定为合口(构拟为*ɡʷlaa);[44]郭锡良先生也定为合口;[45]白一平-沙加尔将“壶”的上古音构拟为*[g](ʷ)ˤa。[46]由于“瓜”是确定无疑的鱼部合口字,从“壶”字有谐“瓜”声的异体来看,“壶”为鱼部合口是确定无疑的。

4.鼠,《说文》小篆作

,秦简作

,[47]属于象形字。“鼠”的中古声母是书母ɕ-,其上古声母难以据中古音确定。郑张尚芳先生将“鼠”的上古音构拟为*hljaʔ,[48]白一平-沙加尔构拟为*[l̥]aʔ。[49]按清华简《郑文公问于太伯》甲本简9、乙本简8“鼠”字作“

”(原形作

),是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予”的后起形声字。“予”是中古以母字,其上古声母是*l-,既然“鼠”可以谐“予”声,那么“鼠”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清流音*l̥-是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的。

古文字中不见于《说文》的谐声还有不少,见于战国竹简者,如“津”从廌声(“廌”读齿音文部),“戴”从止声,“迟”从弟声,“地”从豕声,等等,其所提供的语音信息都不能忽视。但是,另一方面,古文字字形变化多端,情况复杂,有的谐声关系的认定可能会存在疑问,其用作构拟上古音的证据的有效性因此也会大大降低。下面以“身”的上古声母的构拟为例来说明。

身,商代甲骨文作

等形,[50]西周金文作

等形,[51]象人之腹,无表音成分。《说文》:“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

声”,乃误将下部后加的饰笔看作声旁,不可信。“身”的中古声母是书母ɕ-,其上古声母可能是*qʰ-、*l̥-、n̥-等,究竟为何,需要通过可靠的谐声关系来判断。《说文》唯一谐“身”声的字是“㑗”,训为神(段注认为“神”是“身”之误)。“㑗”与“身”读音相同,所以这组谐声没有提供新的语音信息。《玉篇》《广韵》有从身声的“㧶”和“銵”,音义皆同“铿”。“铿”的上古声母是*kʰ-,这组谐声表明“身”的上古声母属于牙喉音一类,可以构拟为*qʰ-。不过,“㧶”和“銵”不见于《说文》,产生时代可能比较晚,能否用作构拟上古音的证据有疑问。战国楚文字习见从心从身的“仁”字,如郭店简《老子丙》简2-3“古(故)大道癹(废),

(焉)又(有)

(仁)义。”原形作

。“

”字的结构,通常认为是从心身声的形声字。白一平-沙加尔据此“身”与“仁”的谐声关系将“身”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作*n̥-(“仁”的声母是*n-)。按“

”为形声结构,这一点无可怀疑,[52]但是否一定谐“身”声,犹可作进一步讨论。《说文》“仁”字的古文作“忎”,上从“千”,亦见于郭店简《唐虞之道》简2、简19、简28与《忠信之道》简9及清华简《管仲》简23等,而《唐虞之道》简3、简7等“仁”字作

,上从“人”。“仁”与“人”同音,从心人声的“

”才是此字的本来构造,而“忎”和“

”都完全可以看作“

”的形变。作为偏旁,“人”是可以变作“千”或“身”的,同样的变化发生在“信”字上。“信”字本从人从言,但从“千”和从“身”的“信”字也常见于战国文字。[53]另外,“允”字也有从“身”的写法,如郭店简《缁衣》简36“允也君子”之“允”作

,即将“允”字下部的“人”旁变作“身”。总之,根据楚文字“仁”字的异体“

”而将“身”的上古声母构拟作*n̥-,仍缺乏谐声上的坚强证据。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基于古文字谐声假借的汉语上古音研究”(19VJX115)的阶段性成果。

[1] 参看张富海:《谐声假借的原则及复杂性》,《岭南学报》复刊第10辑《出土文献:语言、古史与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5—106页。

[2] 林义光:《文源》,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影印本,第180页。

[3]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3—305页。

[4]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9、165—166页。

[5]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3页。

[6] 徐中舒:《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7] 张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8]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9] 白一平-沙加尔拟作*tˤak-s,见“The Baxter-Sagart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version1.1,September20,2014),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下文引白一平-沙加尔的构拟,出处皆同。

[10] 藏文同源词nyam(s),可证,参全广镇:《汉藏语同源词综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65页。

[11]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617页。

[12]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714页。

[13]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念”字作

,已变作从今。

[14] 清华简《筮法》有字,

即“杪”的来源。关于“杪”“秒”“眇”“妙”的字形分析为邬可晶先生说,引见边田钢、杨建忠:《上古汉语清鼻音声元音位化构拟的一个尝试》(未刊稿)。

[15]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2版,第504页。

[16] 苏建洲:《释与“沙”有关的几个古文字》,《出土文献》第9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2页。

[17]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4册第13卷,第134页。

[1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8—153页。

[19] 林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61页。

[20] 以上字形分别见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557、501、119、592、654、553、517页。

[21] 甲骨文原形作

,从立从“翼”的象形初文。

[22]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619页。

[23]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908—911页。

[24]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369页。

[25]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589页。

[26]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989页。

[27]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387页。

[28]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426页。

[29] 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8页。

[30] 王力:《王力文集》第5卷《汉语音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31] 余廼永:《上古音系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自序”。

[3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页。

[33] 杨建忠:《楚系出土文献语言文字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322页。

[34]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待刊。

[35]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616页;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1229—1230页。

[36]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第508页。按郑张先生已经指出“兄”字金文有从往声者,故云“疑初与孟同源”,拟音写作hmraŋ>hwaŋ。

[37]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677—678页。

[38]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1588—1589页。

[39]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975页。

[40]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605页。

[41]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1452-1459页。

[42]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1453、1455页。

[43]

,《广韵》徒口切,《说文》训酒器。

[44]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2版,第355页。

[45]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1页。

[46] 表圆唇的音标外加圆括号表示不能确定其有无。

[47]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第157页。

[48]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2版,第471页。

[49] 清流音音标外加方括号,表示不能确定。

[50]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497页。

[51] 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第1136—1137页。

[52] 或说“身心为仁”,以为会意,显系附会。

[53] 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35—1136、1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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