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罗整庵少宰书5 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

       朱子分《大学》一书为经传两部分:“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又认为“旧本颇有错简”,重新编排前几章传文的顺序,并为“格物致知”增补一章传文。阳明先生指出:“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阳明认为古本《大学》没有脱误,也没有错简,不应改动,应保持《大学》原貌,而经过朱子改编的《大学》却是:“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
      阳明把“格物致知”收摄到“诚意”这个环节中,贯通心、意、知、物,此《中庸》所谓“合外内之道也”。如果为“格物致知”增补一章传文,在阳明看来,则是内外物我辟为两截用功夫,故曰:“补之以传而益离”。至于“合之以敬而益缀”,应结合《传习录》129条来解读。
      《大学》全文分经、传两部分,传文对应解释首章经文。首章先以“欲…先…”引出八条目,从“明明德于天下”追溯到“格物”,再以“…而后…”,从“物格”过渡到“天下平”。各条目首尾衔接、环环相扣,显得非常有序。但对应诠释八条目的传文部分,与首章经文阐述八条目的文字并不能一一对应。
      首先,原本《大学》省略了“格物致知”而直接诠释“诚意”,似乎也是给读者一个提示,要把“格物致知”收摄到“诚意”中,诚如阳明所言:“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其次,“诚意”章只是单独诠释“诚意”这一个环节,既没有向前承接“致知”(“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也没有向后联系“正心”(“意诚而后心正”“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但“诚意”章后面的几章传文,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都是阐发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与首章经文对应。
      首章经文引出八条目,平铺直叙,看不出哪个环节重要,哪个环节为其次,似乎每个条目都有功夫要做。读《大学》传文部分,仅从文字安排上,就能体会到八条目之间有轻重主次之分。《大学》作者做如此安排,颇有深意,对于读者理清《大学》八条目做出了暗示。再契入义理,就能认识到,所谓八条目,只是两个环节:“诚意”统率前面的内圣功夫,“正心”开显后面的外王事业。把《大学》全文分经、传两部分,不是不可以,只是朱子寻求传文与经文在形式上的对应,而忽略了义理上的融会贯通。
      罗整庵笃信朱子之学,对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不能理解。罗整庵认为,阳明之所以恢复《大学》古本,“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阳明只是说:“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假如朱子格物之学有支离决裂、袭取于外的倾向,为了对治义袭而取,决不能从“逐外”转向“是内而非外”。须知,只有把大本之“中”立起来,才能对治末端之偏失,如先把内外决裂为“二”,以“求之于内”对治“求之于外”,不但不能救正“袭取”之病痛,甚至得不偿失,落入虚寂。
      只有自家契入中道,中立而不倚,才能有资格把别人定性为“左倾”或“右倾”。通常“左派”攻击别人“右倾”,“右派”攻击别人“左倾”,均是“自是而非人”,这“左”或“右”的使用均不合法。
      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贡致疑于多学而识,而以博施济众为仁。夫子告之以一贯,而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须知,“反求诸其心”,不是“求之于内”,罗整庵在这一点上犯了迷糊。其致书阳明:“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阳明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是一个功夫,“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分疏出格致诚正等节目次第,正是由“惟精”之功夫而求“惟一”之本体。
     “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这段文字,直承大程夫子《定性书》,对于解读《大学》“慎独”功夫以及孟子所谓“反身而诚”,非常关键。
     《大学》以“慎独”来解说“诚意”,这个“独”既不是身之独居独处,也不能如朱子所谓“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朱子虽然从心性上解“独”,但内外人我的界限没有通透,那么这个“独知”就不是德性之知。独,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独一无二”,从义理上来体会,却是内外通透,与天地万物浑然为一体,此阳明所谓“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能初步体会到这个“独”,学问功夫才能入门。“诚意”(慎独)既然把“格物致知”涵摄在其中,格物功夫也不会逐外。
      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又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既然学问之道,只在“反求诸己”或“求其放心”,那么,如何理解这个“反”,就成了重点。
      从境界上考察,“尧舜性之”在“汤武反之”之上,君子为学,要从“反之”做起,逐渐上达“性之”。但“性之”在“反之”之上,又不在“反之”之外,因为“性之”是“反之”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或逻辑前提,故凡是契入“反之”,皆是须臾不离“性”。
     “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一旦区分内外,这个在内的“我”就是自私用智的“小我”,那么做“反之”功夫,就不晓得头脑,不可能契入孔门之学。孟子先说“万物皆备于我”,再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是有深意的。这个浑然与万物为一体的“大我”,才是自反功夫的源头活水。唯有把这个“大我”立起来,用“反之”功夫,才不会流于虚寂。且“自反”是连绵恒久的,自反的同时也向外扩充,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开阖出入,往来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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