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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郝晓庚 编辑丨文姐
冬的凛冽，挂在屋檐下的冰棱里，凝在窗玻璃千姿百态的霜花上；也挂在小孩子冻得通红的鼻尖上，凝在结了白霜的眉梢上。孩子们从厚厚的棉布门帘下跳着叫着挤进来，哈着气，搓着手，带着满头雪花一脚泥泞，屋子里的暖和劲儿顿时湮灭了一小半；小小的铁皮炉子敞开了炉盖，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儿弥漫在空气里，一双双惨白或紫红的小手立马围拢来，蜷在炉脚打呼噜的猫被一把拎起，伸了伸懒腰，不情愿地爬上了炕头。不知是谁用铁钩捅了一下炉膛，火顿时旺了起来，几块通红的炭烬从灰渣里滚落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滋滋作响，就连那白烟也透着暖融融的气儿。不知谁把一个脏雪团放在炉圈上，红彤彤的炉火摇曳着，那雪团很快就融化，在嗤嗤作响中，缩小成一粒晶莹的雪粒，随即升腾成一缕混合了烤红薯味道的白气，然后欢快地飞过烟道，飘进那寒冷而高远的天空里去了。我想那寒冷一定是有种子的，就像蘑菇看不见的菌丝。雪团被蒸发的时候，有一颗种子遗落在我的手心里，被炉火一烤，就倏地钻进肌肤里去了。要不，为什么刚才还冻得麻木的指尖，这时却生出了一丝痒痒的感觉，一直钻进手指头，钻进耳根里去，痒得人抓心挠肝的。“刚从外面进来，别急着烤火，否则容易生冻疮。”大人的告诫总是姗姗来迟。那种痒是毫无来由的，天气越暖和，就越痒得要命。我开始不停地搓手跺脚，像一头笨熊一样在桌角、在炕沿上隔着衣服蹭着手脚，看着手指头逐渐肿胀发红，最后变得活像一根冻透了的胡萝卜；痒得难受的时候，忍不住把手指头放在嘴里一点点地用力咬，用丝丝拉拉的痛，来缓解那渗到骨头里的痒。于是每天清晨，我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保存标本一样，捧着一双涂满厚厚的百雀羚、哈喇油之类冻疮药的手上学去，然后再痒得像猴子一样窜回来。有一天，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奇葩偏方，拎回一只死麻雀给我，说是把麻雀的脑子涂在患处，就可以治好冻疮。我看了一眼窗台上那只倒霉的麻雀，想象了一下粘糊糊的脑浆涂在手上的恐怖场面，终究没敢下手。母亲没办法了，只好安慰我：快些长大吧，长大了就不会冻手冻脚了。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渴望一样，冻疮是我盼望长大的动力之一。尽管那是严寒带给我最糟糕的礼物，压倒了寒冷、饥饿和贫瘠，抹去了冬天少得可怜的那点乐趣，常常是守着火炉，揉着指头跺着脚，一个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因为怕冻，我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玩过一场雪仗。直到那年冬天，我陪着几个南方来的同学，在大学操场上打雪仗玩得兴起。回到宿舍，发现手指头竟然奇迹般的没有发痒，心里升起的，反而有一种淡淡的失落。
作者简介：郝晓庚，笔名三省流云，男，汉族，中国电力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国网东营市河口区供电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