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乾隆进士，牛运震与郑板桥有啥关系？
牛运震与郑板桥都是清代乾隆时候的著名人物。两人都是进士，都官知县，而且都是政绩卓著腾播民口的知县。但后世对牛的定位是循吏和学者，对郑的定位是文人和艺术家，后者更易为人所知是当然的，所以现在郑板桥的知名度很高，几乎可说妇孺皆知。而知道牛运震的人则相对来说要少得多。
牛运震与郑板桥都是清代乾隆时候的著名人物。两人都是进士，都官知县，而且都是政绩卓著腾播民口的知县。但后世对牛的定位是循吏和学者，对郑的定位是文人和艺术家，后者更易为人所知是当然的，所以现在郑板桥的知名度很高，几乎可说妇孺皆知。而知道牛运震的人则相对来说要少得多。
其实论知名度，在古代未必如此。在古人的意识中，能进入正史，是非常高的荣誉，而且可说是盖棺定论，牛运震就是进入了《清史稿》的。他进的是《循吏传》，孙玉庭说他也可以进《儒林传》，这说明他在从政和做学问即所谓道德文章两方面，其建树都达到了顶级水平。而郑板桥就无此殊荣。郑板桥的广被人知在于其书法绘画的独创性，以及个人的人格魅力，还有他长期活动于开放繁华的扬州的社会文化环境。牛运震的学术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对社会大众来说缺乏新奇的看点，他又长期活动于相对封闭文化较落后的甘肃。并且，在他们去世后的二百余年以来，社会认知和评价的标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随着社会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越来越被重视，而这在郑板桥身上有充分的体现。所以他身后名声越来越大。
总之，身后的声名是很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斤斤计较于知名度是没有意义的事。笔者在这里也无意扬牛抑郑。他们都是于历史有贡献有建树的杰出人物，值得后人永远的尊敬和研究。
本文想探讨的是，作为同一时代的杰出人物，牛运震和郑板桥曾经有过交集吗？
牛运震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生于山东兖州，郑板桥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生于江苏兴化，郑板桥比牛运震大13岁。现在就从两人一生的行踪来推断这一点。
兴化和兖州分属两省，相距千里。他们自幼在各自家乡读书，各自在本县考中秀才，然后到本省省城参加乡试。郑板桥是雍正十年（1732）40岁时在南京应考，中式成为举人。牛运震在雍正七年（1729）24岁时赴济南考试，却没有成功，他是三年后即也是雍正十年以太学生的名义在京师（北京）参加乡试成为举人的。
两人同年中举，意味着有可能同时参加次年在京举行的会试。雍正十一年（1733）的会试牛运震参加了，他和舅父杨名宷和好友董淑昌同车赴京，而且三人都中进士，创造了兖州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郑板桥却没有去，原因大概是他在《怀舍弟墨》中说的“年来叔父殁，移家僦他宅”——叔父去世，搬家，总之是因家庭中事，使他没能在中举后一鼓作气地参加考试。
乡试和会试都是三年举行一次。郑板桥参加的是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的考试。一次过关，成为进士。
其实，乾隆元年牛运震也去了北京。他不是参加会试，而是因山东巡抚岳濬的推荐，参加博学鸿词之试。
博学鸿词科是通常会试之外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在清代只在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举行过两次。参加考试者都是由各级行政长官荐举的特别优秀和著名的人才，其标准和难度远远超过一般会试。山东巡抚岳濬在山东省内共举荐四人：牛运震、刘藻、颜懋伦、耿贤举。四人中只有刘藻中式，牛运震因“赋长逾格策多古字”而落选。
鸿博之试是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参加者在此之前陆续进京。据《高宗实录》，这年二月就已有一百余人抵京，新登基不久的乾隆帝还曾指示户部发放给他们膏火银两。
郑板桥参加的会试是在三月举行的，所以叫春闱。以当时的交通情况，外省士子都是提前很久就进京，在会馆住下，等候考试，这也是士子之间交往的机会。而我们不知道牛运震是何时进京的，但他与郑板桥如果曾有过接触的话，乾隆元年在北京就是第一个有可能的时段。
郑板桥中进士后便南归，到乾隆六年（1741）赴京师和乾隆七年（1742）为山东范县令之前，这几年他大部分在扬州。而牛运震是在乾隆三年（1738）赴京谒选，掣签得甘肃秦安令，接着赴任到了大西北，一待十年。所以，这段时间两人天南地北，不大可能有接触的机会。
牛运震被罢官返乡是乾隆十五年（1750）。他于六月二十日动身，约两个月到家。本年冬还曾从家里到京师去了一次，次年春返兖。此后在家课农教子，著书立说，到乾隆十九年（1754）春又应聘赴山西晋阳主讲三立书院，年底返兖。二十年（1755）三月又赴山西蒲州主讲河东书院，年底返兖。此后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卒于故里，除了短期到济南、曹县等外，一直在兖州。郑板桥在乾隆七年起在山东做官，先在范县，十一年（1746）调潍县，十八年（1753）被罢官后离开山东回到江南。此后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病逝，似未曾再回山东。综上所述，在乾隆十五年到十八年这两三年里，牛郑两人都在山东，这是又一个有交集的可能性时段。郑板桥任职的范县属东昌府，与兖州府相邻。《郑板桥集》有《家兖州太守赠茶》七绝一首，注“讳方坤”。据《兖州府志》，郑方坤任兖州知府是乾隆十三年到十九年。牛运震的《空山堂文集》中则有为郑方坤编撰的《五代诗话》一书作的序文。
另外，郑方坤的哥哥郑方城与牛运震是同年进士，方城之子郑锦从牛运震读书，曾请牛为自己的母亲作过寿序。这就是说，牛运震家居时与兖州知府郑方坤有过接触。郑板桥在任潍县令时，也有可能到过兖州，兖州知府郑方坤是福建长乐人，郑板桥是江苏兴化人，未必叙得上同谱，但在官场上认为是同宗很正常。所以郑板桥到兖州来，知府郑方坤接待赠送茶叶也很正常。牛运震和郑方坤的关系已如上述，所以以其为介，两人有可能相识甚至订交。
另外，郑板桥曾为曲阜颜懋侨的诗集《蕉园集》作序，时为乾隆十年（1745）。颜懋侨是牛运震极要好的朋友，又有姻亲关系，牛运震也为《蕉园集》作了序，却是乾隆十七年（1752）颜懋侨去世以后。可见颜懋侨是牛运震和郑板桥共同的朋友。所以颜懋侨也有可能成为两人接触的中介。
还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号雅雨，德州人。康熙六十年进士。他有诗名，爱才好客，一时称为海内宗匠。在扬州时他搞红桥修禊活动，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参与其事。卢见曾编的《国朝山左诗钞》一书，在卷五十五收有牛运震诗二首。卢介绍牛氏生平，说自己因张完质舍人的介绍而对牛氏“心仪”，十馀年后才得以“相见于扬州官舍。叩其所学，乃益叹舍人之不吾欺也。真谷才高学富，其上下千古，辨若悬河，而折衷至细。独称诗与余不同。然持论具有根柢……”看起来牛运震确曾去扬州与卢见曾见过面，两人还侃侃谈学论诗。而众所周知，郑板桥在扬州也是他卢见曾的座上客之一。这样，就又有了一个牛郑相会的机会。
以上考察了牛运震和郑板桥的生平中有可能交集的机会。当然这说的都只是可能性。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两人有过接触的任何文字记录，两人的文集中及同时代人的著作中都没有。并且，以上所叙机会中，卢见曾那一条也很可疑，因为在乾隆二十二年，牛运震自己的文章以及他死后父亲为作的“行状”，都没有提到他曾去扬州，更没有他与卢见曾交往的记载。《扬州画舫录》一书记述参与红桥修禊的文士很多，其中也没有牛运震的名字。所以卢见曾的这条记载，只能算是孤证。卢见曾是大官僚，他这书的编撰主要是门客的工作，被后人指出的错误不少，那段纪载也许出自门客的手笔。
我们应该知道，牛运震和郑板桥虽然都有文集传世，但他们生平中的所有交往也不可能都会反映在诗文中。即使两人曾交往并有文字因缘，这文字也有可能因某种原因没被流传下来。所以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目前只能说这两位历史人物也许有可能有过交集。
但是，郑板桥与牛运震堂弟牛行震有过交集却是千真万确的。
牛行震，字声羽，他是牛运震的叔父牛梦英的儿子。在牛运震堂兄弟六人中，他年龄最小，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比排行第三的牛运震小9岁。行震的亲哥哥元震，排行第四，与三哥关系甚深，却于乾隆四年去世，令时在甘肃的牛运震十分悲痛，写了三首七律八首七绝回忆他。所以牛运震对叔父唯一尚存的幼子行震，一定是特别钟爱一往情深的。
《牛氏大宗谱》记行震是监生，牛运震《叔父眉村公墓志铭》记行震是太学生，两者其实一样，都是指京师国子监（太学）的在读生员（秀才）。当然并不一定真的到京师去就读，只是具有了此种资格，可以到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如前所述，牛运震就是以太学生身份考试中举的。
《兖州文史资料》介绍过郑板桥的一副对联，文云“君子易做，小人难为”。款署“声羽贤契属，友人郑燮书”。是郑板桥书赠牛行震的。
《郑板桥集》中有七言古诗《御史沈椒园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书院并作杂剧侑神令岁时歌舞以祀》。题目中的沈椒园即沈廷芳，曾任山东按察使。从诗中有“挥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坚工。板桥居士读不厌，卧看三日铺秋茸”的描写看，郑板桥确是曾在兖州看到了那修少陵书院的碑的。傅抱石《郑板桥年表》系此诗于乾隆十二年，如果不误，则其时牛运震尚在甘肃。郑板桥即使和牛运震没有过直接联系，但牛运震是早他一科的进士，又曾被荐参加鸿博之试，郑板桥对他的声望是一定久闻的。郑板桥到兗州来，有可能见到牛运震的叔父牛梦英。牛梦英长于郑板桥两岁，是致仕的知县，而且也喜欢书法绘画。从现存资料看，郑板桥和牛梦英似没有直接接触，牛梦英的儿子行震却有机会向他求了墨宝，所以有了这副对联。署款称行震贤契，是长辈的口气，也透露出他和牛梦英曾有过从。
联语虽只8个字，却饱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慨。君子和小人两词在古汉语里有多种含义，例如有时指身份地位，有时指道德品质。前者如《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又，《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后者如《论语·宪问》：“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郑板桥这副联语里的君子，无疑是指社会地位而非道德评价。这里以君子和小人对举，前者指的是诸如官宦权要，非富即贵，后者则指普通百姓，芸芸众生。君子易做，是因为上层社会地位优越，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和话语权。小人难为，是说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终生辛劳，难谋温饱，还往往动辄获咎。 这个对联所反映的他对下层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的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