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做什么批评家？

作者：魏天无

字体：【大 中 小】

　　继王小妮的“重新做一个诗人”、唐晓渡的“重新做一个读者”之后，徐敬亚提出“重新做一个批评家”，既顺理成章，又正逢其时。顺理成章者，是说如果今天再谈重新做一个诗人或读者，无异于拾人余唾；正逢其时者，是说在诗歌“滑入低谷”、“陷入危机”乃至“终将灭亡”的阵阵喧嚣再也引不起人们兴趣的时候，质疑、批判批评家的诗学品位、鉴赏能力和职业操守业已成为一种时尚。在徐敬亚的描述中，今天的批评家也许连昔日那些“比顾客矮一头的愚蠢的丈量裁缝”(《王小妮的光晕》，1996)都赶不上，如同盲人骑瞎马，陷入无物之阵，只能引来看客的一片讪笑。
　　有意无意把批评家和诗人分作毛与皮的人，在内心里不会承认批评家和诗人一样都是文学的受难者，都是人类灵魂和情感的探求者。他们一样拥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一样拥有尊严和荣誉。也自然，批评家和诗人一样，有好的与坏的，真的与伪的，严肃的与插科打诨的。批评家的工作当然应该时时接受批评乃至批判。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时代”，是因为批评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严肃认真的批评家的自我怀疑和反思紧密相连；也可以说，20世纪的批评卓越于其他世纪之处，是批评家普遍意识到，任何一种批评活动，包括对作品的和对他人观点的批评，必须首先建立在时刻警惕自我立场、观点是否偏颇、偏激的基础上，即以自我的批评和反省为批评活动的前提，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结构主义批评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中。由是观之，徐敬亚对当前中国诗歌批评的批评，很难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批评，简单、片面，又常常出之以勿庸置疑的口吻。这种方式、口吻，也许是他本人一以贯之的批评风格和姿态，但与今天的批评活动及其处境很不协调。倘若批评的糟糕境况确如他所言，哪里还有什么“重新做”，只是“做”而已。他显然“误读”了王小妮、唐晓渡的观点，曲解了两人的原意：一方面，所谓“重新做”不是意味着对既往诗人、读者形象的彻底否定。他们思考的是，在社会文化氛围、时代精神状况发生转折的情况下，诗人和读者如何对待诗歌的位置与功能；另一方面，“重新做”的吁求在两人那里首先指向自己而不是他人，不是在指点“危机”的同时把自己撇在外边，如徐敬亚评论王小妮的同名组诗时曾说的，“她把自己一边缩小，一边放大成一个提水挑担的禅师一样的家庭主妇”(《一个人怎样飞起来》)。
　　王小妮还说：“应当有另外的人，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他是最平凡的人。他可以写字，也可以不写。”(随笔《重新做一个诗人》，1996)。一位真诗人，须经过大灾大难的反省方有出息，方能寄予希望，这也已经徐敬亚阐释；而反省是要诉诸各人的良心的(徐复观语)，不是靠指戳别人良心的有或无。到了徐敬亚这里，“没办法写文章”的理由，竟是由于那些只知跟在西方批评家屁股后面跑、不知批评为何物的中国批评家的烦扰。如果这也算是一种“角色的自我更新”，真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照理说，越是这样混乱与堕落的文学时代，越是出大诗人与大批评家的好时机，文学史与批评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说徐敬亚的批评与他痛斥的那些批评一样，是因为两者都喜欢作“危机”论，都把“危机“看作是别人的罪过，不仅与己无关，甚而连带着妨碍和损害了自己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有关诗歌和诗人的“危机”论调，那些痛心疾首于新诗在不远的将来就要消亡的人，多是出自诗人和批评家内部，却都假借着“人民”、“大众”、“读者“(唐晓渡文中的“读者”有特指)的名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喜欢“自我取消”的表现，即他们不是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苦难，以自己的贡献来破解所谓的“危机”，反而时常因为一时)中动甚至一己私利而制造、扩散“危机”。 福柯说，“说今天所有的事物都是空洞的、荒芜的、乏味的”这些“不断重复的断言”，“明显地来自一帮人，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还以为别人也同他们一样”——原谅我的“引文摘句”，因为其中包含着我未认识到的真理，而在”危机”论者身上，却只能看到真理捍卫者的伟岸形象。依照徐敬亚的看法，以手术刀般犀利、冰冷的解剖式批评著称并令人生畏的福柯，当是惯用“螺丝刀式的、塑料式的”西方批评最理想的代表人物。事实上，福柯的每一只手确实“都像五把螺丝刀”，也确实迷恋于在手术台上对话语与权力的内脏进行肢解。但是，这样一位“冷酷”的西方庖丁，可能“缺少最起码的鉴赏愿望和深入的审美能力”、”无法深入到作品的灵魂”的批评家，却“忍不住梦想”这样一种批评——
　　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进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让他心由系之的这种极似中国古典感应式、印象式的批评，恐怕会让许多人感到怪异，因为这样情不自禁的畅想，很难与人们对福柯的批评的想象相符。这其中的玄机，是抱定“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更适合于科学与哲学。诗的肥沃土壤在东方”信念的人，不愿或不能理解酌。而福柯历经多次的精神磨难和自我否定，以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身份说出的这番话，不知道是否会让断言“五花八门的西方批评方法，只有一个思维核心：结构主义”的人，感到惊愕。
　　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中国／西方、印象／解剖一类)、自相矛盾的观点(反对西方话语而鼓吹“细读”)，还有草率地将批评理论与方法混为一谈……如果把上述问题，仅仅归之为以偏概全或一时激愤，将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这样的文章受到追捧，而其受追捧的方式和程度，与它所批判和揭露的对象毫无二致?西方的理性思维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是，想望“重新做”的批评家们，是否从中学到了理性的严谨和缜密，对职业的自豪感和敬畏感，对自我的不间断的否定和批判，不作虚妄之言，更不以真理在握者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