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发：闽南海商

www.zaobao.com 2021年1月2日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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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多幅中国绘制的“现代”海洋地图，同时出现于距今4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说明当年闽南海商在海外各地的活跃程度。

    近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发现的明朝末年《谢尔登中国地图》，因其汉字地名多为闽南语音，被认为是闽南海商所绘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卷康熙年间的《郑芝龙题款日本、印度洋图卷》，清宫旧藏，全卷七图，范围与《谢尔登中国地图》几乎完全相同。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藏有康熙年间（1717年）官方绘制的《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前者为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编制，后者是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绘制。

这些地图多采用现代投影法绘制，显然受西方影响，重点都在标明海上航线，包括航程与针路（罗盘针的航向方位），属于实用性的商务航海地图。

有意思的是：这三件清宫旧图，和牛津大学所藏地图一样，绘制者都和闽南海商有关。

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是福建南安人；施世骠（统一台湾的施琅之子）为福建晋江人；满保虽是满人，但他主要的海事助手就是施世骠，故所制海图应与施氏有关，只是由他领衔呈报。

这些地图，都详细标明17-18世纪初福建来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主要航路及各地产品，是当年闽南与海外各地贸易往来的实况记录（其中满保与施世骠二图对南海诸岛的记载，更是今天中国证明南海主权的重要历史凭证）。

如此多幅中国绘制的“现代”海洋地图，同时出现于距今4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说明当年闽南海商在海外各地的活跃程度。

自唐宋以来，福建便是中国的海外交通与商贸重镇，民间与海外各地的贸易往来，始终络绎不绝。

明清两朝，官方数度海禁，但在寻求生存与经济出路两大力量的驱动下，闽南海商始终没有放弃海上通路，只是身份常会随官方政策而改变，时而合法，时而非法。

海洋贸易来往异域，风险重重，故闽商海船，全都必须有武装自卫，并往往纠众成帮以保护或争夺利益；更因常与朝廷官船对抗，被官方记录称为海盗或海贼。

近年的学者，则往往称之为“海上武装商团”，或“亦商亦盗的海上商人”。

事实上，17世纪东来的西方海商，都是属于“海上武装商团”，不同的是他们全都获得各自国家的支持，但其强行扩张贸易的掠夺性质亦如同海盗。

中国民间的海上武装商团，则因不被官方承认或接受管辖，而被视为非法的海盗。

由13-18世纪，中国沿海的浙江、福建、粤潮各地的海商，长时间都处于这种“亦商亦盗”的状态。

如明朝万历年初戶部尚书谢杰（福州长乐人）在所著《虔台倭纂》书中所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

说的是日本的“倭寇”，但许多学者已证明，其中实多数为闽浙人，也有安徽人，是中日海商结合的非法武装集团。

如16世纪（嘉靖年间）掌控九州“三十六岛之夷”的倭寇首领，就是徽商汪直（载明人田汝成的《汪直传》）。

这些真假倭寇相互利用，横行海上，沿海掠夺。

16-17世纪的明末时期，掌控东洋海上贸易“亦商亦盗”者主要是闽南海商，以李旦（福建泉州人）和颜思期（漳州海澄人）为主，其他则有李旦手下的许心素（福建同安人）、施大瑄（福建晋江人，施琅之父，施世骠祖父），颜思期手下的同乡陈衷纪等。

李旦早期在菲律宾经商致富，后转往日本，资助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与倭寇集团合作组织武装船队，势力庞大，往来日本、明帝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间，与各地闽商组成一张亚洲海上贸易网。有记录称其一船次货物约达1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代100万美元，可见规模；除了与荷兰、英国商人进行国际贸易，也从事海盗掠夺行为，成为大海商。因作风强悍，被西洋人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或甲必丹李旦。

颜思期早年逃亡日本，传为李旦副手，号称日本甲螺（Katatsumuri，头目），率3000人以台湾为基地，是最早开垦台湾的汉人领袖。

后来传奇性的“海上之王”郑芝龙，就是继承了李旦和颜思期两股势力，才崛起成为明末清初海上武装实力最强大、令西方海商屈服、一度垄断东洋与南洋海上贸易的海商／海盗集团领袖。

一般认为，自15世纪的郑和舰队之后，中国海上力量即迅速衰退。其实“亦商亦盗”的中国民间海上武装商团，依然活跃，特别是16-17世纪的闽南海商，更纵横于东洋与南洋航线上，叱咤风云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