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到底算不算屈辱？还得从燕云十六州铸定的南北大格局说起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每有叛乱，常引契丹为援。936 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李从珂对抗时，向契丹主耶律德光（后称辽太宗）乞援，请求对方支持他夺取帝位。作为条件，石敬瑭答应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还进奉绢帛三十万匹。
这十六州包括今天河北的北部和北京、内蒙古的一部以及山西雁门关以北。后代历史学家都认为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从此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可以长驱南下，威胁和攻掠中原，使华夏文明之邦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蒙受羞辱，其流毒至深且广。
获取燕云十六州，在辽朝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片南方新疆域不但为辽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富和成熟精细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而且成为契丹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更具活力的推动因素。
尽管它还不足以使整个帝国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与传统的草原牧区融为一体，但它带动了草原社会和契丹民族的进步。由于这一地区的加入，辽朝的国力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别于以往游牧政权的具有多元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型帝国。
辽朝对中原事务的干涉以 947 年辽太宗率军入大梁、灭后晋而达到顶点。但此次行动也导致汉族百姓的激烈反抗，使辽太宗不得不仓皇北撤，打消了久据中原的念头。这件事也表明辽朝尚无能力完全征服或统治整个中原地区，预示着南北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即将到来。
宋太祖（960年-976年在位）即位之初，其全部精力均用于整顿内部和平定南方割据政权上，宋、辽双方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对于被辽朝占据的燕云地区，宋太祖曾设想过用经济方式和平赎买，如不成功，再以武力解决。
976 年，宋太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征讨北汉的行动，只是因为他当年突然死亡，这次行动才告终止。979 年，宋太宗最终攻灭北汉。宋、辽双方遂在漫长的边界线上直接对峙。
宋太宗在灭掉北汉后随即就向辽朝大举进攻。事实证明，宋太宗这一决定是非常轻率的。当时宋军已持续对北汉作战数月，将士疲惫不堪。大战之余，人人都想休整待赏，此时攻辽，正所谓强弩之末。
在攻打幽州的关键性战役中，太宗又在军事部署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宋军主力均云集坚城之下，没有做出可以相互应援的机动配置，对辽军可能大举来援完全缺乏准备。
等到耶律休哥援军抵达，宋太宗又急调攻城部队迎战，使幽州城围顿解。在辽方援军和守军的猛烈夹击下，宋军在幽州城西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惨遭败绩。太宗在激战中也受了箭伤，狼狈南逃。宋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辽兵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心高气傲的宋太宗在高粱河中箭只能坐驴车逃跑
高梁河之战以后，辽军经常进犯北宋的镇州、雄州、雁门关等边境地区。在这些边境局部战争当中，双方互有胜负。
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九月，辽景宗去世，立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为皇帝（即辽圣宗），由隆绪之母萧太后临朝执政。当时宋太宗一度想弭兵议和，却被辽方拒绝。而边将贺怀浦父子又趁机上言，说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此时正是攻取燕、蓟的好机会。
宋太宗信以为然，决定再度起兵，结果又大败而归，名将杨业孤军奋战，受伤被擒，绝食而死。杨业素以骁勇著称，号为“杨无敌”，就连辽兵也畏其威名。他的死对宋军无疑是极沉重的打击，守卫云、朔等地的宋军将领纷纷弃城溃逃。
此次雍熙北征的惨败，使得宋军元气大伤，太宗本人也锐气尽失，再也不谈收复燕云之事。而辽朝却乘胜利之威，屡屡兴兵南犯，抢掠州县，重新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至道三年（997 年），宋太宗去世，其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真宗即位之初，曾通过边境官员向辽朝表达了愿意和好的意向，却受到辽朝的冷淡。因为当时宋朝不仅在辽朝面前失去了优势，而且正深受西北党项人的困扰。辽朝统治者看透了宋朝的软弱和所处的困境，因而决定加强攻势。
咸平二年（999 年）十月，辽军大举侵入河北。咸平四年（1001 年）十月，辽军再次入侵，宋将王显在遂城击败辽军，辽军进至满城后即行撤退。咸平六年（1003 年）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又率军进攻定州望都。宋将王超、桑赞临阵畏缩而退，王继忠力战不支，被俘投降。这两次季节性的攻势，都是辽朝更大规模进攻之前的试探性行动。
到景德元年（1004 年）八月，辽军在辽圣宗和萧太后的亲自指挥下，以收复“关南之地”（指后周世宗北伐时夺得的瀛州、莫州以及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一线以南的地区）为名，再次大举南侵。此次辽军来势极猛，一路攻占遂城、望都、冀州等城，并越过宋军坚守的许多州县，迅速深入北宋腹地，于十一月间进逼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
澶州又称澶渊，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不过一百公里。当时形势极为严峻，前方急报一夕数至，宋廷上下一片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迁都逃跑和坚决抵抗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主战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宋真宗决定北上亲征。
宋真宗从开封出发，一路上顾望不前，行动迟缓，只是在宰相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一再敦促下，才由韦城继续向澶州进发。当时，澶州横跨黄河，分为南、北二城，中间以船排列组成浮桥，作为两城之间的通道。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终于到达澶州南城。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军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主帅萧挞凛身先士卒，向宋军发起进攻，却被宋军的强弩射中额角，于当晚死去。
这一意外，使辽军士气大挫。而宋朝君臣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仍在为真宗要不要渡河进入北城而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辽军势盛，真宗不能渡河。这次又是寇准和高琼力排众议，坚持要求真宗过河以鼓舞士气、激励人心。
高琼（935年―1006年），字宝臣，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县）人。高琼少时凶猛无赖，沦为强盗。后周时期，于王审琦部下为将。后入晋王赵光义（宋太宗）藩邸。他屡立战功，不识字而晓达军政。澶州之战时，与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为“澶渊之盟”的订立立下大功。累赠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卫王，谥号“烈武”。
高琼甚至用马鞭抽打给真宗抬轿的卫士，促令前进。于是，宋真宗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龙旗，张开黄伞，澶州内外的宋军官兵顿时高呼万岁，士气大振。相形之下，辽军士气则更加低落。
萧挞凛一死，辽军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军骑虎难下。两军对峙之下，辽朝统治者感到要在澶州击败宋军已不可能，而辽军南下又系冒险深入，沿途州县大多仍控制在宋军手里，随时可能被截断退路。因此，双方在澶州相持的时间越长，对辽军越不利。于是，辽朝统治者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摆脱危险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在这次入侵的进军过程中，宋、辽双方已经开始了试探性的和平接触。辽方的关键性人物，是一年前刚被辽军俘获的王继忠。王继忠是宋真宗的藩邸旧人，深得真宗信任。入辽后又受到萧太后的赏识，被任命为户部使，曾向辽圣宗和萧太后建议南北和好。当时萧太后未置可否，但亲征时即令王继忠随军行动，可见辽方已有两手准备。
就在南进途中，王继忠在萧太后的同意下，通过宋朝的莫州官员向宋真宗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方希望恢复友好关系。宋真宗起先将信将疑，但还是回复说愿意议和，并委派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为议和使者，出使辽营。
澶渊城下之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赵冬梅
宋真宗想要谈判是有道理的。虽然宋军在当时战场上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第三，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困难。宋真宗不算勇敢，但也不能算太怯懦，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所以他会采纳比较现实的议和策略。
临行前，宋真宗已经确定了只可给钱、不许割地的谈判底线。据说寇准曾经把曹利用叫过去，对他说：“尽管皇上已答应议和，但如果你许诺的钱财超过三十万，我一定杀你的头!”
谈判过程中，辽方希望宋朝割让关南之地以换取和平。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方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绢银作为交换条件，并警告说，如果辽朝坚持要求割让土地，那么双方只能继续打下去。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和约并互相交换盟书。这个盟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有：
1. 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和银十万两，以为“助军旅之资”。
2. 双方沿边州县各守境界，严格制止对对方边界的非法侵入。
3. 双方均不得接受对方逃亡人员，对逃入对方境内的人必须遣返。
4. 双方交界处的城池和边防设施可依旧保存 葺，但不得增
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5.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萧绰（953年－1009年），小字燕燕，她摄政期间辽朝进入了最为鼎盛的辉煌时期
此外，双方还就外交礼仪和彼此名分地位作了约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萧太后为叔母。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实际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和议达成后，两军班师。宋真宗如释重负，不胜欣喜，便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并将这首诗镌刻于石，命名为“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立在宋真宗用过的御井旁。
契丹出境碑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条件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对辽朝来说，虽常以进取的姿态介入中原事务，每每以武力威胁南方，但似乎并未认真打算过要彻底地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其期望值最多也止于索取失于后周世宗的关南之地，同时保有自辽太宗以来业已从中原攫取的好处。其武力南下的行动虽能渔利，但同样也会招致南方的打击报复。兵连祸结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反视北宋王朝，虽自宋太宗北征屡败以来，“畏辽”心理日益弥漫，战略上渐居守势，且在地理形势、后勤补给、军事战术诸方面常陷于被动，但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庞大的军备仍令对方忌惮。具体到这次盟约的签订，如果不是宋军主力业已集结，并且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和打击力，那么仅凭宋朝单方面的退让求和，也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澶渊之盟常给人以“城下之盟”的印象，但基本内容还是平等的，北宋并没有丢太大的面子。从经济角度来看，每年三十万匹两的“岁币”对北宋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且和平实现以后，北宋还能从双方贸易中获得大量盈余，辽朝亦可借此获得其必需物品，因而对双方都是划算的。
祺州辽塔 契丹风姿
澶渊之盟也是宋辽双方务实态度的一大成果：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辽朝也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南方边境的防卫负担。
双方在此后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了和平往来、密 切 交 流 的 状 态， 史载，“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平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澶渊之盟虽换来了辽宋一百多年的和平，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它使宋朝君臣从此忘战去兵，羞言武备，奢谈太平，对外常常屈己讲和。后来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