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通读 第二十七章（上）

《道德经》通读  第二十七章（上）

原文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解读第二十七章经文前，我们先来理解“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源头意义，指的是儒学、道学和佛学。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起始于这三家学说。抛开这三家学说，或者，只说儒学，只说道学，只说佛学，或者只讲儒、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佛学从汉代直到唐代完成了输入到完全中国化的过程。佛学之所以能中国化，是因为它与始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儒、道之学实现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圆融。有人说，佛学的中国化是佛学的汉语化，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如我的“圆融”说来得深刻和根本。

中国文化，具有十分芜杂内容，或者是对儒、道、佛三家学说的附着，或者是对这三家学说的旁逸斜出，虽然都可以涵盖于中国文化之下，但都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而视之，或者说都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一词在文化的范畴里，不能只从历史的悠久或正统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它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根性有关系。儒、道、佛三家学说从不同的角度深解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性存在。把它们称之为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由此而来、而定的。

在此，我想讨论一个说法，以至今日，我们还在用“国学”这一概念来称谓儒、道、佛这三家学说。从历史角度看，儒与道之学之前，中华民族先已有国，儒道之学之后，虽然其行学历史悠久（比其他学说），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儒道学说作为显学，情况很是复杂。简单地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其复杂性。一是其学说的政教之用，二是其学说的民间俗用，三是其学说被少数人的不良借用。“国学”之说，无以肃清儒道学说在中国历史里的鱼目混珠。从另一方面看，把儒道学说定义为“国学”，是对历史发展的不自信。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每当历史进入一个特别昏乱时期，中国人就会回到“国学”里去，在那里寻求自安和出路，可从整个历史看，儒道学说，并没有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这一史实予以质疑和加以思考。“国学”是否堵塞了我们对当下历史的“我见性”思考，儒学也好，道学也罢，作为传统的思想学说，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中国人的根性认识是宝贵的，但作为“国学”的思想学说，它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是否给予了以一贯之的僵化束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彻底否定儒学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否定意味着对历史性的社会形态的突破。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是儒学还是道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社会性的不公正，这样的儒学和道学甚至对于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形态具有一种修缮的作用，而实际上，儒学和道学文化，正是修缮者的形象。这应该是儒学和道学僵化历史，束缚对社会形态否定性思考的先天性不足。中国民族如何在人类历史的当下和未来自立和发展，应该，也只能是站在中华民族根性的基础上，建立当下和未来的新文化和新思想。

也许有人会说，儒学和道学并没有拘束中国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思考和建立。是处在前行中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慵懒不思进取，与儒学和道学不相干。这也是我提出在今天，应该，也是必须对“国学”讨论的根本原因。质疑学说，否定学说的自身不足，似乎问题不大，但质疑“国学”，认定“国学”先天不足，谁敢？谁愿意？谁能？即使我，今天也只是把这种质疑和认定放在讨论的意义上述说。

下面，我们来讨论“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严格的说，指的是以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为基本思想的文化。从儒、释、道三家学说的基本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根于人，源于性。就是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学说，是以人为本，以性为用的人学思想。反过来说，没有人之性的大用，就没有人的特别存在，没有人的特别存在，就不会有儒、释、道的思想学说。

善，是儒、释、道在性学上的一个共同认识。他们的思想各有其说，但在性之“善”上，是一致的。儒家以“仁”为其学说核心，仁即为善；道家以“道”为其学说核心，道即是善；佛家论佛性，佛性亦然是善。

善性的大用在于：不论人类历史走到了哪一步，走到了哪一天，人之善性从文化的意义看，人类始终对自己充满着信心，始终相信，人类最终会回到大善的本性上来。并且，善性让人类在无论怎样的黑暗里，始终看到的是前面的光明，光明诱导着人类在黑暗中寻找出路，在黑暗中充满战胜邪恶的勇气，勇于牺牲自我战胜邪恶，并能想尽办法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