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铜器铭文拓片
华人德 临汉金文(铜器铭文拓片)九种
48×69cm 2008年
铜器上的铭刻文字作为书法临摹和创作的范本,是在清代碑学书派兴起后,到同光时期至民国间才逐渐蔚为风气的。那时有些书家的创作理念是愈古愈高,如陈介祺、吴大澂、李瑞清等都认为三代金文气息最深厚,学篆书以金文最古妙,秦汉石刻则稍次。
三代的金文大多是以范浇铸而成的,笔画较粗,有些书家往往用厚重迟涩的笔法来书写。战国时期已出现铁器,因有比青铜更坚硬的刀就可以在铜器上凿刻文字,所以一些战国时的金文是刊刻而成的,笔画坚挺瘦劲,与范铸的金文意趣大异。黄宾虹喜写金文对联,运笔瘦劲轻灵,柔中寓刚,似取法于战国时刻划金文。
小篆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丞相李斯等人省改大篆而成,传世遗迹有泰山、琅琊台等刻石及后世摹刻的几种刻石文字。这些字都圆转匀称,一丝不苟。写篆书者,其文字形意皆须遵循许氏《说文》,稍有失误就会招致识者的讪笑,以为不通六书。故后世写小篆者,非玉著,即铁线,线条袅娜对称,少有改作。而秦代权量诏版,文字多为凿刻,有工整者,亦有率意豪放者,风格多样,而内容皆相同。汉代铜器常见者为:鼎、钟、钫(皆用以盛酒浆或粮食,钟圆钫方),壶、樽(温酒器)、镫(照明用)、炉(有取暖和熏香两种),镜、洗、带钩、量斛(量器)、鐎斗(军中用,可温酒食及巡夜打更用)、弩机(射箭用机械)、印章等。西汉上层社会使用的铜器多数有铭文,铭文以刊刻较浇铸为多。汉代铜器铭文不像商周鼎彝多铸在器物底盖内壁,内容多是册命训谟、纪事颂辞,而是刻在器物外壁缘口显现处。内容多是物主所在,器物名称,重量容量、纪年及监治造作的工官姓名等。铜洗,铜镜等铭文还有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辞语。铜器的制作,凡宫廷内用器,均由少府所属尚方制作,兵器则由考工制作,官印的印工文书由兰台令史职掌。郡国也有工官,以制作各种器具,往往各地方都有其擅长制作的器物,地方工官所作器物,除供本方国诸侯王及官府使用外,还要作为贡品进贡中央。工匠的技艺往往都是世代传授的,他们不能随便改变身份,一般都不识字,器物上的文字是监造管理的官吏所书,然后由工匠刊刻制作。所以西汉许多铜器的铭文中常有这些官吏的官职姓名。这些官吏,监造人有俸禄六百石的丞、令、卒史、尉、属,主管人有二百石的护、佐、令史、啬夫、掾等。这些令史、掾、佐等都是郡国选拔出来的书法优秀人员。所以这些铜器铭文并不是工匠所书,也不是什么“民间书法”。我“好古不求秦以上”,游艺于两汉书法已将近四十年,汉金文时有涉猎。汉金文书写,不完全恪守六书,或篆或隶,或工或拙,甚为随意,回旋变化,余地较大。其字多为刊刻,即便是范铸者,也瘦劲挺拔,故宜用一分笔,提笔而书。细细体味刊刻时以利刃在坚硬的铜器上刻凿,自有很大阻力的那种感觉。笔画须圆韧而有弹性,然决不能轻脱软滑,放纵无归;也不能迟涩粗重,尾大不掉。汉代各铜器上铭文字数少的仅数字,多则二三十字,且许多是记宫名、官名、重量、容量,重复字较多,然而两汉为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朝代,所留下碑刻、简牍、印章、砖瓦等数量极多,以其时文字之结构,与刊刻笔画之特征,变而通之,自能化字千万。这与写三代吉金明恩,须拘于各时期、各国、各器文字,若有杜造改作或混而用之,则会贻笑于方家有所不同。若单从个别汉代铜器铭刻看,自然不能和商周重器或两汉名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相埒。但是就像篆刻者以汉印为经典一样,汉金文整体应是学篆隶书法的人取法参考的渊薮。由于当今搞书法的人以跟风为时尚,或学篆隶浅尝辄止,仅知数种重器巨刻,对汉金文不知或漠视之。这对丰富线条质感,增加结体意趣,以致形成风格,提高品位,皆有益处。关注和临习的人多了,就自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