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勝源：七十年來北朝研究“反漢化”、“漢化”之爭述評
七十年來北朝研究“反漢化”、“漢化”
之爭述評*
胡勝源
提 要：從陳寅恪指出“反漢化”為北朝末期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勢後，學者大多在此說基礎上探究隋唐帝國的起源。新中國成立後，學界轉以“階級鬥爭”論為宗，“反漢化”說便趨沉寂。1980年代後，“反漢化”說雖與“階級鬥爭”論融合，卻也遭遇“漢化”說的挑戰，至今仍未有定論。但若由“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出發，則不論“反漢化”或“漢化”說所言皆是，因北朝末期的文化性質即鮮卑、漢雜糅，表現為爾朱榮在河陰大殺朝臣，卻又為北魏鎮壓“反漢化”的六鎮起義；高歡讓孝武帝以北俗登基，又使東魏體制沿襲孝文帝漢化改革之舊；而唐長孺的六鎮豪強與爾朱氏皆“擁魏”說，則為陳寅恪“民族—文化”的研究範式，增添了“政治”因素，賦予學界審視北朝末期文化性質的新視角。
關鍵詞：北朝；反漢化；漢化
作者簡介
胡勝源，1977年生，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師從陳啟雲先生、陳弱水先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師從陳登武先生。曾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現任教於海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漢學研究》、《臺大歷史學報》、《政大歷史學報》發表論文數篇。
一、前言
自陳寅恪提出北朝末期文化特質乃“反漢化”後，此說便成學者探索此一歷史的主流視角。新中國建立後，學者雖大多改採“階級鬥爭”論，卻仍受其影響。1980年代後，陳寅恪之說重獲學界關注，但也出現與之不同的“漢化”說，雙方論戰激烈，至今仍未取得共識。[①]其間轉折演變，迄今未見專文討論。尤其正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際，更須梳理前人的研究足跡，鑒往以知來，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二、陳寅恪的北朝末期“反漢化”說
以現代學術範式探索北朝末期的政治與文化演變，影響學界既深且廣的莫過於陳寅恪。陳寅恪在1940年完成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對北朝末政治與文化特質的轉折有如下精闢的闡述：“自宣武以後，洛陽之漢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時之代北六鎮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陽之漢化腐化力因隨之而益強，故魏末六鎮之亂，雖有諸原因，如饑饉虐政及府戶待遇不平之類，然間接促使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爾朱榮河陰之大屠殺實胡族對漢化政策有意無意中之一大表示，非僅爾朱榮、費穆等一時之權略所致也。……其後高歡得六鎮流民之大部，賀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數……，東西兩國俱以六鎮流民創業，初自表面觀察，可謂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之漢化政策遭一大打擊，而逆轉為胡化，誠北朝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②]他在1947到1948年的魏晉南北朝史課上則申論云：“殺洛陽朝士，逐京邑士子，是六鎮鮮卑化軍人的目的，爾朱榮代替他們辦到了。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是‘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費穆是禁軍將領，禁軍已經發動過一次反張仲瑀求銓別選格的暴亂，殺朝士可以說是費穆假手羯胡武士完成的。”[③]此段敘述出自萬繩楠以課堂筆記編輯而成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嚴格而論並非陳寅恪著作，但所言與前引《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述脈絡一致，可視為陳寅恪對河陰之變性質的補充。
陳寅恪進而闡發西魏北周因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完成鮮卑、漢融合，為轉弱為強打下堅實基礎。[④]至於東魏北齊，他在課堂上說：“北齊的民族成見很深，這種民族成見以‘化’分，非以血統分，其表現為佔據統治地位的鮮卑化人，反對、排斥與殺害漢人或漢化之人。北齊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種反常情況，是因為齊的建立，依靠六鎮軍人。而六鎮軍人做為一個保持鮮卑化的武裝集團，本是洛陽漢化文官集團的反對者。六鎮起兵是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這種反動，在北齊的鮮卑化中表現出來了。”[⑤]
陳寅恪非僅以“反漢化”（“鮮卑化”）把握東魏北齊的文化特性，他也點出東魏北齊制度的重要地位，並耙梳其因，認為“洛陽文物人才雖經契胡之殘毀，其遺燼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復熾盛於鄴都。魏孝文（帝）以來，文化之正統仍在山東，遙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⑥]重視東魏北齊承繼孝文帝改革已降的漢魏傳統漢文化底蘊，亦在課堂中云：“在北齊，西胡化的風氣也很盛，所謂‘西胡化’，是指那些鮮卑或鮮卑化貴族，沉溺於西域的歌舞、遊戲與玩物中，甚至想做‘龜茲國子’。北齊用了大批西域胡人，專門從事遊樂。按照‘化’的原則，如果那些鮮卑貴族繼續沉溺下去，將會為西胡所同化，變成西胡人或西胡化人。”[⑦]指出東魏北齊的“西胡化”現象。
陳寅恪的研究範式與觀點主要涵蓋以下幾個層面：首先，認為民族並非以血統分，而是由文化影響的程度分，此即“民族—文化”範式；其次，六鎮之亂與河陰之變的性質一致，乃六鎮鮮卑化軍人、洛陽禁軍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也導致東、西魏政權出現“反漢化”的傾向；再者，東魏以“反漢化”的六鎮軍人建政，且人數遠多於西魏，故鮮卑統治者會排斥或殺害漢人（包含漢化之人）官員；最後，東魏北齊並非皆是六鎮軍人帶來的鮮卑文化，亦有鄴都的漢文化與來自西域的西胡文化。
陳寅恪以“漢化”、“反漢化”概念，將北朝末政治、社會、文化變動整合至宏大的“民族—文化”解釋框架，指出北朝末歷史演變的主要推力是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不僅六鎮起義與河陰之變能納入其中，也能解釋東魏北齊由盛轉衰之關鍵。且陳寅恪雖無明言，但特意指出鄴都所承襲的漢魏文化，便暗示晉陽乃鮮卑文化淵藪的事實，實已下開東魏北齊兩都制研究乃至“胡漢衝突”說的先河。[⑧]陳寅恪描繪的歷史風景與分析架構，已奠定學界北朝末歷史研究的討論基礎、問題所在。
三、新中國建立後北朝史學界的“反漢化”與“漢化”之爭
1949年後，隨著政治氣氛的轉變，學界轉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展開研究，學者對北朝末政治、文化的性質也有與陳寅恪不同的看法。周一良認為六鎮起兵乃是被壓迫的匈奴、敕勒、鮮卑與漢人府戶，對統治者、壓迫者的反抗。對於河陰之變，周先生則重視費穆剷除百官以控制洛陽的建言。在比對東、西兩政權時則指出，與彌漫輕視漢人“大鮮卑主義”的東魏北齊不同，西魏北周所處的關中，漢人大姓大多尚武，鮮卑鬥兵又不足，便容易達成鮮卑、漢融合。[⑨]
唐長孺認為孝文帝遷洛後北方諸族都有強烈的“鮮卑化”傾向，[⑩]但六鎮仍存在對立的兩個階級，故鎮民甫起義，即遭六鎮豪強抵抗，此後也因受“擁魏”的六鎮豪強與胡族酋帥爾朱氏攜手鎮壓而失敗。[11]東魏北齊由於擁有大量鮮卑軍人，始終兵（鮮卑）農（漢人）分離，便為往後的敗亡埋下伏筆；西魏北周因北鎮之眾較少，不得不徵發漢人為兵，也促進鮮卑、漢隔閡的消除。[12]
周一良、唐長孺皆視六鎮起義性質為階級鬥爭，但在論六鎮與東魏北齊的文化特質時，周一良、唐長孺都從陳寅恪“反漢化”之說，周一良更以高歡曾任領民酋長懷疑其為鮮卑人，[13]並提出“大鮮卑主義”形容東魏北齊鮮卑優越的氛圍，足見周、唐兩先生受陳寅恪啟發甚深，只是囿於時下氣氛而有取捨。[14]
繆鉞亦深受陳寅恪之說影響，從考證高歡身世入手，分析鮮卑得勢的諸多表徵，進而討論漢人與鮮卑三次衝突的內涵，申論北齊被北周所滅之因。[15]繆鉞不僅以民族因素作為貫穿東魏北齊政治衝突的中軸線，1950年發表《北朝之鮮卑語》也對“反漢化”概念中的核心，即東魏北齊鮮卑語之流行，由軍中以鮮卑語宣令、漢人官員競學鮮卑語、鮮卑姓名的採用進行探析。[16]可知，繆鉞是在陳寅恪“反漢化”說的基礎上創造東魏北齊政治“胡漢衝突”的研究範式，雖因時代氛圍緣故在大陸地區反應甚微，在臺灣地區卻有偌大迴響，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17]皆是在繆鉞的基礎上探索東魏北齊政治、文化衝突的根源。[18]
1980年代後，陳寅恪、繆鉞的觀點再次被學界重視。然而，六鎮起義屬“反漢化”說或“階級鬥爭”論的爭議仍存，便出現調和兩者的說法。萬繩楠指出六鎮起義乃不滿地位降低且鮮卑化濃厚的六鎮鎮人集團所發動，故兼具階級性與民族性。萬繩楠分析葛榮集團的成員背景，認為六鎮降戶自轉入葛榮之手後，性質已由階級鬥爭轉為北鎮鮮卑化軍人集團反對洛陽漢化集團的行動。在河陰之變的性質方面，以為葛榮並未完成“反漢化”的歷史任務，因在此前，亦不滿漢化政策的宿衛集團即假手爾朱榮屠殺了洛陽百官，鮮卑化的逆流戰勝漢化的主流。在東魏北齊的特徵方面，萬繩楠認為東魏北齊由懷朔集團建立，故“鮮卑化”勢力強大，更從政治衝突、鮮卑語言、胡書、社會風氣、經濟政策加以論證。[19]
朱大渭則區分六鎮為代北豪強酋帥與一般府戶，認為與一般府戶反抗壓迫起義相較，代北豪強酋帥則對洛陽胡漢士族當權派限制其仕途不滿（即反漢化）而起兵。六鎮人民大起義，使代北豪強酋帥崛起，也為東西魏政權奠定基石。[20]
也有在陳寅恪、繆鉞的基礎上添加新方向的研究。王小甫借鏡歐洲難民潮重新詮釋六鎮起義的性質，認為鎮民其實是為爭取編戶身份而反抗爭壓迫，他們南徙的目的是為追求自由。[21]王小甫也討論北齊速亡之因，他認為東魏北齊以北鎮軍人為基礎，保留許多鮮卑舊俗，實行北鎮中心主義，雖允許漢文化存在，但政治上極力壓制漢人，漢人欲掌握政權，便與鮮卑屢次爆發衝突，漢人最終失敗，使國家失去經濟力量，也導致北齊的衰亡。王小甫所論受“反漢化”說、“胡漢衝突”說影響極深，但重視經濟力量對北齊之亡的影響，則是前人所未論及。[22]
漆澤邦將漢化視為文明進步的過程，認為六鎮鎮民因為地位下降，故反感、敵視推行漢化政策的洛陽政府。河陰之變使漢人士大夫元氣大傷，無法扭轉東魏北齊統治集團敵視漢化的心態，因此東魏北齊出現倒退的現象，表現在鮮卑語的流行、鮮卑舊制的復興、胡樂的盛行、鮮卑姓的保持、國策重武輕文、統治階級極端殘暴並缺乏文化教養等面相。士大夫對鮮卑統治者的倒行逆施相當不滿，爆發三次政爭，卻皆以士大夫失敗為結局，也意味東魏北齊始終無法接受先進的漢文化，最終便被歷史淘汰。[23]漆澤邦賦予漢化，歷史進步的意義，並以士大夫為漢文化的載體，申論河陰之變對東魏北齊“反漢化”的影響，亦承襲繆鉞“胡漢衝突”之說，添加東魏北齊“鮮卑化”的其他特徵，闡釋北齊敗亡之因，乃集陳、繆兩先生之論而更加強化。
臺灣地區學者則循陳寅恪、繆鉞的研究範式在兩方面發展：一是東魏北齊核心區、核心集團與政治演變的聯繫；另一則是東魏北齊衰亡的內外原因分析。
毛漢光提出北魏乃帝室十姓與外戚、勳臣所組成的核心集團，以雲、代、并為核心區所建立的政權，孝文帝遷都洛陽使政治中心與軍事中心分離。政治中心日趨漢化；軍事中心卻越發鮮卑化，導致六鎮起義。控制核心區的爾朱榮鎮壓起義，也接收了核心集團。高歡繼承爾朱氏的核心區與核心集團而成霸業，也讓東魏北齊承襲北魏末軍事中心與政治中心分離的格局。北齊皇帝頻繁往來晉陽與鄴都以溝通兩都，更始終控制核心區與核心集團，所以速亡是人謀不臧之故。[24]毛漢光的研究脫胎於“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在時間上追溯至北魏建國，空間上則涵蓋東魏北齊，乃是陳寅恪之說的延伸與擴充。
呂春盛認為西魏北周除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外，侯景之亂與突厥取代柔然崛起亦是轉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但北齊仍能與北周對峙十餘年，因而內部衝突不斷才是衰亡的關鍵因素。呂春盛指出北齊無法超越胡漢衝突及君位繼承不穩的歷史困境，屢次爆發政權爭奪戰，最終也導致北齊的滅亡。[25]呂春盛之論從外在形勢變化補充“關中本位政策”說，並將東魏北齊的歷史困境做為論述主軸，在“胡漢衝突”說的架構中突出“君位繼承”爭端的重要性。呂春盛之論著不僅是我國第一本討論北齊政治發展及衰亡之因的專著，其重視君位繼承的觀點更是影響攸長，除深化學界對北齊滅亡的認識外，亦點出學者後續研究的方向。[26]
王怡辰則以為爾朱榮在平定葛榮後，所在的晉陽便與首都洛陽形成雙核心體制，這被往後的東魏北齊所繼承。他更將東魏的統治集團分為四大派閥：北鎮流民、河北漢人塢堡、鄴都胡漢士族、爾朱餘部將領，認為只有高歡能完全駕馭。高歡死後，晉陽便成亂源，屢屢干預政局尤其是君位傳承，也導致北齊的滅亡。[27]也就是說北齊之亡並非“胡漢衝突”，而是晉陽、鄴雙核心的對立與矛盾。
到1990年代後，大陸學界開始出現質疑“反漢化”說、“胡漢衝突”說的看法。張國安認為六鎮屬農業經濟，又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帶，便易產生民族融合。張國安更舉六鎮上層高度的漢化傾向、使用漢文字、鮮卑語、漢語並用、異族頻繁通婚、起義後六鎮上層支持漢化政府等例子論證六鎮並非一個民族集團，並由武人歧視文人及邊鎮人歧視內地人來解釋鮮卑對漢人的貶抑，申論六鎮起兵與禁軍嘩變乃因反對北魏士族化政策歧視武人，而非否定漢化政策本身，東魏北齊延續此一脈絡，故政權中的胡漢問題其實是文武矛盾。[28]張國安的研究無疑提供審視六鎮起義、河陰之變乃至東魏北齊政治、文化性質的新視角。
然而張國安並未解釋繆鉞所舉北魏使用鮮卑文之情況，何德章則以在鮮卑之前建政的匈奴、鮮卑慕容氏及於鮮卑之後建國的柔然皆未創造文字，且史籍未見“鮮卑文”、“鮮卑字”、“鮮卑書”的記載為例，認為《隋書·經籍志》所載之十數種“國語”、“鮮卑語”書籍乃以漢字著錄鮮卑語音之著作。[29]
何德章也以為六鎮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仍有學校，上層人物還在學習漢文典籍，薰染漢風，因此北朝末歷史發展的趨勢並非六鎮酋豪及其附從者的鮮卑化，反而是迅速漢化。[30]更由六鎮漢語的使用，解釋六鎮人取漢名的原因，發現至東魏北齊，鮮卑第三代的鮮卑語名已徹底消失。[31]
在北朝末政治發展趨向方面，何德章則認為北魏末孝文帝國統的確立乃支配當時各政治勢力的主要力量，不僅爾朱榮為此不敢稱帝，高歡、宇文泰亦然。高歡因“擁魏”才能與河北漢人大族合作推翻爾朱氏；而宇文泰則因孝武帝入關，取得道義優勢，獲得與高歡對峙的政治資本。[32]可知何德章是基於六鎮高度漢化的觀點基礎上，點出孝文帝典範對北魏末政局的影響，其對高歡之言的分析，更開啟東、西魏爭奪北魏正統的新思考。
何德章並未深論東魏北齊政治鬥爭的本質，黃永年則將之分為文人與勳貴之爭、文人參與帝位之爭、個人權勢之爭、文人與武人之爭；更辨析《北齊書》《北史》中“漢”字的意涵，認為大多都是對人的賤稱而非專指漢族，進而否定“胡漢衝突”說。但黃永年所分第一階段政治衝突中的勳貴亦屬武人；而第三階段個人權勢之爭的主角祖珽則是文人出身。[33]故黃永年其實以文武之爭為討論的中心，由此也能看出，他受張國安鮮卑、漢問題乃文武矛盾觀點的影響甚大，但也因文武之爭仍不脫“胡漢衝突”說框架。黃永年雖以顏之推棄北周奔北齊為例，申論北齊文化高於北周，[34]卻未解決北齊末鮮卑仍歧視漢人的問題。羅新指出北齊著名仇視漢人的恩幸韓長鸞，其父韓裔卻將郡望由廣寧石門改為昌黎賓屠，偽冒為漢人大姓之後。也因此，韓長鸞雖痛駡“漢狗”、“漢兒”，但與過去的鮮卑人相比，與被他痛駡的漢人在文化上卻更為接近。[35]也就是說即使六鎮勳貴及其後裔在局部上反漢化，仍被更大的漢化歷史浪潮裹挾，漢化仍是大勢所趨。
學界也有折衷“反漢化”說、“漢化”說的看法。孔毅把孝文帝遷都後六鎮鮮卑的心態分為：守舊與遷怒兩種，因而對漢人與漢化鮮卑人產生敵視感，更認為北方各族在心態未達一致時，無法稱為民族融合，肯定六鎮起義的反漢化性質。但他也注意到六鎮鮮卑在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後，開始走封建化（漢化）的道路，對漢文化的心態也產生改變，並指出東魏北齊對新環境的適應雖不及西魏北周，仍在朝漢化方向邁進。[36]李紅豔也認為北朝末東、西鮮卑的胡化，乃是這些人未經孝文帝漢化，故無法馬上消除自身的落後性，但他們為了能在中原立足，都在胡化前提走漢化之路，胡化的本質是為了漢化，乃是孝文帝改制的擴大。[37]
可知我國學界對北朝末政治與文化的特質有“反漢化”說、“漢化”說、“折衷”說三種觀點，也有以政治集團為中心展開的研究。管見所及，此後研究偏向“反漢化”說的學者為馬曉麗、崔明德、李克建；[38]主張“漢化”說的學者有江中柱、錢龍、馬軍、黃壽成、徐中原；[39]主張“折衷”說的學者則是韋琦輝、徐璿。[40]傾向政治集團探討的學者有薛海波、蘇小華、曾磊。[41]
“漢化”說或“折衷”說皆對陳寅恪“反漢化”說抱持相反或修正看法，那麼亦脫胎於陳寅恪“民族—文化”解釋架構。至於“政治集團”說，也能追溯至陳寅恪“關隴集團”說，也就是說，學界這七十年來關於北朝末期政治文化性質的探討莫不深受陳寅恪研究範式的影響。
其實陳寅恪在構築北朝末“民族—文化”研究范式時，便已埋下爭論的種子。因他將六鎮起義與河陰之變皆視為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並說北朝末東西政權皆延續此一大勢而“反漢化”；另一方面卻指東魏北齊沿承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成果，鄴都“遙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西魏北周為與之抗衡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
然而不只學者已指出的六鎮起義性質多元外，河陰之變亦然。爾朱榮在河陰大殺“驕奢成俗”的百官是“反漢化”；但他打著“清君側”之名起兵，又因未得“天命”而放棄篡位，還“望（孝莊帝）馬首請死”，之後亦為朝廷鎮壓起義，抵禦外侮，爾朱世隆在爾朱榮死後還把他配饗孝文帝廟庭，[42]可知爾朱榮的立場乃支持孝文帝“漢化”後的洛陽朝廷。爾朱榮既“反漢化”又“漢化”也非“折衷”，河陰之變乃至爾朱氏政權的性質便存疑義。
東魏北齊從建政伊始便有“反漢化”與“漢化”兩種性質。若從“反漢化”切入，則東魏北齊衣冠禮樂皆為孝文之舊即為反證；若由“漢化”審視，則高歡在立孝武帝時用夷禮，到北齊末年統治階層仍有鄙視漢人的鮮卑韓長鸞亦是難解。至於折衷說，則未能解釋東魏為何鮮卑、漢衝突並不嚴重，到北齊末卻越發劇烈。
爾朱榮多元矛盾並存的文化風格乃北朝末文化樣態的表徵，依美國人類學家M.赫斯科維茨提出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當擁有不同文化的個人的群體間進行直接的接觸、繼而引起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叫做‘涵化’。”[43]那麼在孝文帝漢化後，六鎮鮮卑與契胡爾朱榮，雖互為敵人，卻皆受漢文化的影響，形成鮮卑、漢雜糅文化。六鎮鮮卑最終被爾朱榮所敗，漢化程度參差不齊的他們仍在中原落腳，與當地漢人必然在經歷相互衝突、調適過程後彼此“涵化”，從而“反漢化”說、“漢化”說或“折衷”說所論皆正確，卻無法單憑一說即能掌握北朝末鮮卑、漢雜糅文化的完整內涵。
至於“政治集團”說，王怡辰的研究堪稱經典。但王怡辰對北齊政治集團的劃分卻有疑義，如把祖珽歸入內廷集團，更視為派系領袖之一，但據范兆飛的研究，祖珽個人身份具有多重性，甚難以單一標籤斷然涵蓋，更指出沒有證據顯示文林館大多數成員與祖珽結党，即使祖珽自身所結派系結構也是鬆散，並非鐵板一塊。[44]
王怡辰之論會出現爭議，是因“政治集團”說本身即有簡化歷史的可能，仇鹿鳴對此有深刻的省思：
政治集團學說是分析古代高層政治鬥爭一個簡便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過區分政治群體的不同出身、地域、血緣關係以及利益結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對立的政治集團的輪廓，藉此我們可以較為便利地從紛繁複雜的歷史記載中整理出清晰的線索，收到化繁為簡的效果。……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過於明晰的歷史敘事往往會遮蔽掉很多演進過程中的複雜斷面，特別是對魏晉之際這一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代而言，我們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時更需小心謹慎。[45]
此外，王怡辰雖以“政治集團”說欲推翻“胡漢衝突”說，但所持晉陽勳貴與鄴都文臣對立、矛盾之論，廣義而言仍是“胡漢衝突”或“文武之爭”經“政治集團”理論轉化後的成果，依然不脫陳寅恪“民族—文化”範式。
四、“民族—文化”範式的拓展：以河陰之變、魏齊禪代研究為例
北朝末期的文化內涵既如此複雜，那陳寅恪的“民族—文化”範式便有擴充的必要，唐長孺指出：“（六鎮）起義爆發之後，階級搏鬥不僅在政府軍與起義軍展開，而且也在鎮民中間激烈進行。”[46]唐長孺並以高歡等懷朔豪強集團與賀拔勝等武川豪強集團，在六鎮起義後投靠爾朱榮為例云：
幾乎可以斷言，在葛榮被鎮壓前投靠爾朱榮的都是一貫仇視、反抗起義軍的死敵。爾朱榮不單單是契胡部落的酋長，他的力量更不是只仗著契胡部落軍，他已是北鎮豪強的頭子，他的軍事力量乃是北鎮反動武裝的總匯。[47]
爾朱榮為何會如此仇視六鎮起義軍？唐長孺解釋道：
爾朱榮在他父親生前，襲爵便到洛陽去入侍，充當直寢。本《傳》又附見子菩提，云“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這時爾朱榮尚未起兵入洛，想是他還秀容後，菩提以長子入侍。……通過入侍，北魏政權常把這些酋長子弟提升高官，這就不僅是一個部落的酋長，而且參與了中央政權。上面所舉的這些人都是最高級的部落貴族，又和北魏朝廷有緊密的聯繫，在北鎮起義時也都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48]
爾朱榮及北鎮豪強既然“擁魏”，又怎會促成河陰之變呢？唐長孺云：
北鎮豪強和洛陽朝貴間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銳，儘管他們鎮壓起義十分賣力，他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洛陽朝貴對這些人仍然歧視和疑忌，連同情他們的元淵也是被疑忌的人。所以這次殺戮出於爾朱榮之手，正反映了北鎮豪強對洛陽漢族和鮮卑門閥政權的激憤。[49]
若依陳寅恪之說，難以解釋爾朱榮何以在河陰殘殺百官，卻又為朝廷鎮壓六鎮起義，唐長孺之論補充了陳說的不足，但也留下一些尚待探索的問題。如元子攸與爾朱榮為何能順利合作，及河陰變後，爾朱榮何以不顧情勢大好突然放棄篡位。
王延武指出北魏從建國以來就往“封建化”（漢化）方向前進，這與原本的鮮卑文化混合而成“鮮卑—漢文化模式”；而爾朱榮受羯族文化影響甚深，故與“鮮卑—漢文化模式”格格不入，這也是河陰之變的起因之一。且爾朱榮與孝莊帝皆出身禁軍，這正是兩人合作的基礎。爾朱榮在大殺百官後打算篡位，卻因內部鮮卑、漢軍人濃厚的“鮮卑—漢文化模式”而放棄代魏，最後也因欲大權獨攬與“鮮卑—漢文化模式”衝突而失敗身死。[50]王延武雖未明言，但所謂“鮮卑—漢文化模式”其實便是視北朝末期文化性質為鮮卑、漢雜糅，其中漢文化（“擁魏”）的作用又大於鮮卑文化。
陳爽則認為爾朱榮與北魏皇室有很深的淵源，他的妻子出身景穆帝一系，他的女兒則是孝明帝嬪妃。不僅如此，爾朱榮因在洛陽任職禁軍多年，與洛陽的權貴尤其是禁軍將領交往甚密。[51]至於孝莊帝，陳爽考證出他出自禁軍系統，且在朝中擁有許多追隨者。陳爽進一步申論：
由於“長直禁中”，擔任過禁軍將領，元子攸在北魏朝廷中樹立了相當的勢力和根基，得到了清流大族的信任和擁戴，正是憑藉這些資源，孝莊帝才獲得了與爾朱榮進行政治交易的資本。正因為有孝莊帝及其追隨者的積極回應，爾朱榮才輕而易舉地控制了洛陽局勢。[52]
對爾朱榮所以在河陰“大行誅罰”，陳爽認為：
在重文輕武的體制中，不僅北鎮武人為“清途所隔”，不得遊宦，在洛陽的武人也同樣遭到面臨著仕途艱難地位低下的危機。……北鎮武人的秣兵厲馬與洛陽宿衛的詬罵喧囂遙相映襯，動搖了北魏王朝的根基。正是這種利益的一致，導致了地方武人勢力與北魏禁軍勢力的結合，使爾朱榮得以兵不血刃地控制洛陽局勢；以爾朱榮入洛為歷史契機，羽林宿衛的仇恨與代遷北人的仇恨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結合在一起，進而釀成了河陰之變。[53]
而爾朱榮所以放棄篡位，陳爽認為：
審時度勢地考慮，稱帝自立，意味著爾朱榮在起兵過程中與孝莊帝及北魏禁軍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同盟的全面解體。……失去了對禁軍的支持，洛陽便不在掌控之中，爾朱榮孤軍深入，於北魏無顯赫之功，既缺乏足夠的軍事威懾，又缺乏足夠的政治權威，便不能不沿著宮廷政變的舊路走下去。[54]
陳爽從北魏末“文武解體”出發，申論禁軍系統對洛陽朝廷的不滿，將陳寅恪“反漢化”說與唐長孺的“階級矛盾”說融為一體，對河陰之變的起因、經過進行系統的梳理與詳盡的論證，大大提升河陰之變的研究高度，至今仍是學界典範。
然而河陰之變仍有許多細節尚待考釋，如學者雖注意到爾朱榮、元子攸禁軍的出身，卻未探究他們與孝明帝的關係，尤其是爾朱榮入洛之前，孝明帝就已命其出兵赴都“清君側”，且如學者指出的，元子攸在此前即有培植黨羽之跡象，卻未解釋其中原因。[55]還有，學者對爾朱榮之死與北魏末兩元體制（權威與權力的分離，兩都並立）的關聯，亦甚少著意。
胡勝源則通過對爾朱榮、元子攸與孝明帝關係的梳理，指出兩人皆屬“帝黨”，一在秀容發展勢力，另一則為孝明帝交結朝臣，也因而兩人在孝明帝死後才能在為孝明帝復仇的旗幟下順利合作。[56]爾朱榮所以會放棄篡位，是因四次鑄金像不成，無法向旗下“擁魏”的懷朔豪強、武川豪強宣示自身擁有取代北魏的“天命”，為防集團分裂而不得不然。胡勝源也發現，早在孝明帝積極栽培爾朱榮在秀容的軍勢時，即已鋪陳北魏權威與權力分離、洛陽與晉陽對立的二元政治格局。爾朱榮所以聽信費穆之言“大行誅罰”進而篡位，是欲借此將二元格局重歸一體，但他不僅放棄代魏，更捨棄遷都之想，便須在此一格局中與孝莊帝展開博奕。爾朱榮雖在洛陽廣布腹心，在晉陽遙制朝廷，但卻始終無法真正控制“長君”孝莊帝，便想遷都晉陽，徹底控制權威；孝莊帝亦對大權旁落極為不滿，且將爾朱榮遷都之舉，聯想董卓為篡位移都，為捍衛北魏王朝，並將二元格局重歸為一，孝莊帝訴諸暗殺手段，最終促成爾朱榮之死。[57]
至於魏齊禪代，呂春盛認為高澄、高洋所以急於篡位是因威望不足，故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並指出：
支持高洋篡位者，除了高德政、徐之才、宋景業等高洋寵臣之外，較重要的人物如楊愔、魏收、邢邵等人都是漢族文官。而反對的勳貴如斛律金、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婁睿等大都為高歡之舊臣親黨，可以說是鮮卑或已鮮卑化的集團。他們反對高洋篡位的表面理由是西魏未平，但由婁太后的顧忌是在懷疑高洋之能力，知主要乃是對高洋要進一步突出地位的反對，而助高洋突出地位的即漢族文官。由此來看，高洋篡位事件也含有胡漢兩集團衝突的意味。[58]
呂春盛表面雖以“胡漢衝突”說解釋高洋篡位遭遇的巨大反彈，但仍聚焦在眾人對高洋能力不足的質疑。
王怡辰則在呂說的基礎上，輔以鄴、晉陽兩都派系對立的觀點進一步申論：
高洋篡魏時參與計畫執行的人物，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核心成員，包括高洋本人和親信，也就是原來的高澄嫡系勢力，是受禪的策劃者；第二類參與篡魏籌備工作的胡漢士族，即在高德政、楊愔手下工作的成員，可視為高洋系統的週邊人物；第三類是軍方勳貴，初期反對篡魏，直到高洋堅持、鄴城籌備完成，才不得不加入，最後出面終結東魏的就是這一批人，篡魏時，高洋還無法對這股力量有效掌握。[59]
但王怡辰之論過於強調外在兩都格局，卻未對眾人反對高洋篡位的根本原因進行解釋，便有進一步探索的餘地。
何德章認為北魏末、東魏時人對孝文帝“國統”仍十分推崇，並以經過高氏兩代十數年的佈局，高洋代魏仍遭遇巨大阻礙為證。[60]
胡勝源則延續何德章之說，認為即使到東魏末，包括高洋之母婁昭君在內的眾人仍懷念魏室，為此極力阻擋高洋篡位。高洋所以能排除阻礙而稱帝，是因一邊讓原本“擁魏”的鄴都文臣之首楊愔轉向，動員親黨參與禪代儀注；一邊則以突襲手段，在短短七天之中，完成禪代讓大勢底定。高洋雖稱帝，但眾人對前朝的眷戀不減，也使他在臨終前，仍恐懼東魏會如東漢一般復興，屠殺元氏三千人以絕後患。[61]
胡勝源進一步探索“人心思魏”的根源，發現這與北魏末、東魏時人對孝文帝的崇拜有關，表現在高歡兩次皆立孝文帝一系為帝、東魏從“主弱臣強”走向“君臣一體”、高歡無意佈局禪代等事上。時人對孝文帝的高度推崇，也讓高洋要取代“有孝文風”的孝靜帝遭遇重重阻礙，即使成功代魏，高洋仍無法建立足以替代“魏德”的“齊德”，以致在他死後，便有為元氏平反的聲浪，甚至到北齊末年，圍繞北齊國史起元的爭論，竟由視高洋為無“德”昏君的陽休之一派獲勝，便更凸顯孝文帝典範對東魏北齊政治的巨大影響。[62]
從上述可知，我國學界近年來對陳寅恪“民族—文化”範式的拓展，唐長孺無疑是重要的奠基者。唐長孺將陳寅恪以“民族—文化”範式概括的六鎮群眾，以出身背景、政治立場區分為“豪強”與“鎮民”兩階級，並由爾朱榮部落酋長、外戚的出身，以及與六鎮豪強皆致力鎮壓六鎮起義的“擁魏”共同立場，將兩者視為一個集團，進而修正陳寅恪之說。唐長孺之論不啻是在陳寅恪“民族—文化”範式中添加“政治”因素，何德章、王延武、陳爽、胡勝源莫不沿襲唐長孺的腳步，對北朝末的政治發展深入探究，而這重視爾朱氏、六鎮豪強“擁魏”傾向的研究模式，也有助於瞭解如河陰之變、魏齊禪代等重大事件的本質，加深學界對北朝末期鮮卑、漢雜糅文化內涵的認識。
五、結語
陳寅恪以“民族—文化”研究範式，將北朝末期文化性質定義為“反漢化”的觀點，對學界的影響極為深遠巨大。周一良、唐長孺雖視六鎮起義性質為“階級鬥爭”，質疑“反漢化”說，但論及六鎮、東魏北齊的文化特質時，仍從“反漢化”說而更有拓展；繆鉞則把將陳寅恪的范式應用在東魏北齊政治衝突的解釋上，開創“胡漢衝突說”的詮釋典範，影響極為深遠。
然而陳寅恪在創建己說時即隱含矛盾，因他一邊定義六鎮起義、河陰之變的性質為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認為東、西魏皆是“反漢化”政權；另一邊卻說東魏北齊繼承孝文帝“漢化”成果，“遙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西魏北周為與之抗衡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也因為陳說的內在衝突，1980年代後，“反漢化”說雖成功與“階級鬥爭”論調合，卻也遭遇“漢化”說的挑戰，迄今未有定論，但如依“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則無論“反漢化”說或“漢化”說皆言之成理，因北朝末期的文化性質即是鮮卑、漢雜糅，兩說皆能描繪其內涵的一部，卻不及全體，那麼陳寅恪“民族—文化”研究範式便有擴充的必要。
唐長孺的研究對此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他將六鎮群眾分為“擁魏”的豪強與“反魏”的鎮民，以此解釋六鎮豪強與爾朱榮合作鎮壓起義的原因，這便為“民族—文化”的研究範式，增添了“政治”因素，除賦予研究河陰之變、魏齊禪代等北朝末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新視角，也為學界重新認識北朝末期的文化性質指引了路徑。
（原刊《中外論壇》2020年第3期；引用請參原刊）
（感謝勝源宗兄賜稿！）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北朝末期族群互動與政治發展研究”（19BMZ016）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本文所敘乃以陳寅恪研究範式及其產生的爭論為中心，日本學界雖有研究成果與之相關，卻是在不同學術脈絡下展開的，故除谷川道雄關於兩都制的討論外，本文並未述及。
[②]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48頁。
[③]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年，第316-317頁
[④]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100-101頁。也為西魏北周因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完成胡漢融合，學界往後關於北朝末期“漢化”、“反漢化”的爭論便只針對爾朱氏、東魏北齊政權而發。
[⑤]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332頁。
[⑥]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49頁。
[⑦]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333頁。
[⑧]關注晉陽、鄴兩都對東魏北齊政治發展的影響之研究有谷川道雄：《兩魏齊周時的霸府與王都》，《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1-304頁、陶賢都：《魏晉南北朝霸府與霸府政治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3-188頁、崔彥華：《“鄴－晉陽”兩都體制與東魏北齊政治》，《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7期，第242-245頁。毛漢光與王怡辰的研究亦可歸於此範疇，詳細分析請參下述。
[⑨]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8-185頁。
[⑩]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68頁。
[11]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7-54頁。
[12]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第168-174頁。
[13]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論》，第235頁。
[14]這時期以階級分析探討六鎮起義的成果還有楊耀坤：《北魏末年北鎮暴動分析》，《歷史研究》1978年第11期，第63-70頁。
[15]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78-94頁。
[16]繆鉞：《北朝之鮮卑語》，《讀史存稿》，第53-77頁。
[17]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1964年第4期，第376-380頁、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1976年第8期，第455-459頁。
[18]繆鉞的學生呂一飛擴充其說，以“鮮卑化”為中心審視北朝的歷史發展，呂一飛之論，請參呂一飛：《論北朝鮮卑文化的歷史作用》，《文獻》1988年第1期，第124-134頁；而許福謙則結合陳寅恪北齊“西胡化”的觀點，提出“西域胡化恩倖集團”豐富繆鉞之說。許福謙之說請參許福謙：《東魏北齊胡漢之爭新說》，《文史哲》1993年第3期，第26-29頁。
[19]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89-302頁。
[20]朱大渭：《代北豪強酋帥崛起述論》，《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16-239頁。
[21]王小甫：《魏末北鎮難民潮的化解》，《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8年第3期，第133-143頁。
[22]王小甫：《試論北齊之亡》，《學術集林（卷一六）》，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120-150頁。
[23]漆澤邦：《論東魏－北齊的倒退》，《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4年，第383-401頁。
[24]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59-103頁。
[25]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87年，第51-277頁。
[26]姜望來對北齊君位繼承的探討便深受呂先生研究理路啟發。姜望來指出，北齊宗王政治有兩個面相：一是皇權的輔助，另一則是皇權的威脅。從高洋欲將君位傳承由“兄終弟及”改為“父死子繼”，宗王的威脅便日益凸顯也導致恩幸的崛起。並認為北齊君位繼承屢次“兄終弟及”與婁昭君的作用及胡化、漢化的困境有關。姜先生的詳細論證，請參姜望來：《高洋所謂“殷家弟及”試釋》，《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2期，第152-158頁、姜望來：《家國之間：北齊宗王政治變遷與末年皇位爭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5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編輯部，2017年，第112-124頁。
[27]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21-404頁。
[28]張國安：《試論六鎮鮮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1期，第27-32頁。
[29]何德章：《“鮮卑文字”說辯正》，《魏晉南北朝史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69-375頁。
[30]何德章：《漢文字與拓跋鮮卑漢化》，《學人》第3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87-310頁。
[31]何德章：《北朝鮮卑族人名的漢化－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編輯部，1996年，第44-45頁。
[32]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編輯部，2001年，第51-61頁。
[33]黃永年：《論北齊的政治鬥爭》，《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2-68頁。
[34]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文史探微》，第23-31頁。
[35]羅新：《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51-152頁。
[36]孔毅：《北朝後期六鎮鮮卑群體心態的演變》，《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13-20頁。
[37]李紅豔：《關於北齊北周反漢化問題的認識》，《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3期，第16-26頁。
[38]馬曉麗、崔明德：《對拓跋鮮卑及北朝漢化的總體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7頁、李克建：《關於北魏末年六鎮起義原因的再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6期，第109-113頁、李克建：《歷史上的文化整合與文化認同－以北朝後期為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社版）》2013年第6期，第18-23頁。
[39]江中柱：《高歡、高澄父子與東魏的漢化》，《福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3-76頁、錢龍、馬軍：《東魏北齊的漢化形勢》，《滄桑》2007年第5期，第19-20頁、黃壽成：《漢士族與東魏北齊政權》，《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84-98頁、徐中原：《東魏北齊漢化及其文教建設－兼和陳寅恪先生請教商榷》，《現代語文》2014年第６期，第14-16頁。
[40]韋琦輝：《東魏北齊胡漢分治政策與高演政變》，《社科縱橫》2011年第6期，第111-113頁、徐璿：《論北齊的胡化漢化－以北齊高氏家族為中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第84-89頁。
[41]薛海波：《北鎮末年鎮民暴動新探－以六鎮豪強酋帥為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82-94頁、薛海波：《“翦除凶羯”：高歡起兵討乏爾朱氏再探》，《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5期，第186-193頁、薛海波：《論北魏末年爾朱榮軍事集團中的六鎮豪強酋帥》，《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６期，第101-106頁、薛海波：《東魏北齊國家權力結構新論－以懷朔鎮勳貴任官為中心》，《史學月刊》2014年第7期，第39-54頁、蘇小華：《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145頁、曾磊：《北朝後期軍閥政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168頁。
[42]《魏書》卷74《爾朱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第1648-1653頁、第1655頁。
[43]馬季方：《文化人類學與涵化研究（上）》，《國外社會科學》1994年第12期，第12頁。
[44]范兆飛：《中古地域學說的運用及流變－以關隴集團理論的影響為線索》，《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1期，第20-21頁。
[45]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頁。
[46]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第40頁。
[47]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第56頁。
[48]唐長孺：《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山居存稿》，第76-77頁。
[49]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第59-60頁。
[50]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與爾朱榮的敗亡》，《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社版）》2003年第6期，第5-8頁。
[51]陳爽：《河陰之變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12-314頁。
[52]陳爽：《河陰之變考論》，第314-315頁。
[53]陳爽：《河陰之變考論》，第319頁。
[54]陳爽：《河陰之變考論》，第325頁。
[55]據蘇小華考證，孝莊帝交結朝野大臣是在孝昌元年（525），請參蘇小華：《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第61-62頁。
[56]胡勝源：《河陰之變新探-以爾朱榮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2年第38期，第10-13頁。
[57]胡勝源：《河陰之變與北朝末期二元體制的成立》，《第三屆新史學青年論壇時代變革與制度論文集》，2019年，第81-99頁。
[58]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206頁。
[59]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第248頁。
[60]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第58-59頁。
[61]胡勝源：《“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台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2期，第2-41頁。
[62]胡勝源：《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9年第51期，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