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华县（今华州）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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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华县（今华州）匪患
作者 ：闫广勤 袁埔良
华县地形复杂,南部为秦岭山区,山高林密,沟幽谷深:西南为黄土台塬,峁梁隆起,沟壑纵横;北部渭河滩地,草木丛生,人烟稀少,历代都是山贼、强盗藏身的地方。元末明初施耐庵在《水浒传》一书中,曾描写了北宋末年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神机军师朱武、跳润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在少华山聚众造反、占山为王的活动。清初褚人获在《隋唐演义)中,曾讲述了隋末绿林王伯当、齐国远在少华山啸聚山林、拦路劫掠的故事,虽为小说家言,但并不是毫无根据,至少可以证明元明时明,华州南山一带就有山寇盗贼在活动。清顺治、光绪年间,州南各山峪山贼猖獗,常出山劫掠,少华镇巨富刘氏曾多次遇匪,金银钱财被掠甚多。
民国以来，军阀连年混战,军队频繁过往华县,大量散兵游勇携枪械进山为匪,加之地方灾害频仍、经济崩溃、政治纷乱,许多无业游民走投无路,遂落草为寇。这些社会原因造成民国时期华县匪类滋多,匪患蔓延。时有民谣曰:“抢了不要报,没抢不要笑,若到冬腊月,家家都要到。除过碓子和磨子,破铜烂铁一起要。”可见匪患之一斑。顾熠山《重修华县县志志稿》载:“民十(1921)后,土匪遍地,无一家得居”、“(土匪)初以玛瑙坡(在今柳技镇良堡村)为根据地，继则大平、石堤各峪，皆逋逃薮。后沿渭河各村,明劫暗抢,岁无虚日”、“民七(1918)，高九(指高塘)最猖獗,涧峪、箭峪、机支山、半截山等常为巢穴。民十七(1928)后,又与渭北团匪,阴相勾结，致高九各村,无日不饱警风鹤。”杨松轩先生1916年在致三弟杨叔吉及长子杨钟健函中讲:“土匪聚众不下三四千人，拉骤马、搜枪支、抢银元,人人惊心,家家丧胆。”华县“沿山一带,无处不发现匪之巢穴，抢劫、拉票竟成常事，每日必有数起……九月一日傍晚,李家湾陡来土匪数十人,枪声乱施,村众进避,共抢二十八家,未及逃避之人，又拉去七十三名,即时又毙一人,所拉之票,有索数百金者,稍为延迟,辄遭惨杀。”以上史料,把民国时期华县匪祸大概描述的清清楚楚。
华县匪类以股匪和散匪为多。股匪一般七八人、数十人不等,往往盘踞在沿山各峪内,活动区域较广,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拉票勒索。如高塘沿山一带的吴振彦、二华(华阴、华县)交界龙风山的张志思、岭南一带的关老六、董德茂以及县南沿山一带的刘邦炎等,都是恶贯满盈的匪首。散匪一般一二人、三五人不等，混迹于各城镇乡村中,结伙或单独行动,专事拦路抢劫、破门入户盗掠、恐吓欺诈勒索等勾当,活动范围较小,高塘通渭南的强余坡,通赤水的洪水沟,通县城的十里瓜坡以及安家桥、石堤桥等偏僻的交通要道,都是散匪猖獗作案的地方。华具数百人、上千人的团匪少见,几次团匪祸害华县,均系外地团匪与本地土匪相勾结,窜至华县,杀人越货、拉票烧房、抢掠钱物。如渭北巨匪王结子、田贵滨,商县巨匪周寿娃,华阴巨匪徐明山、郑开国等,都曾血洗过华县。
华县土匪横行,手段极其残忍,令人不寒而栗。一为殴杀:黑夜破门而入,抓人殴打吊拷,刀枪毙命。二为烘烤:纵油火烧,致人体无完肤,至毙命,或搜索不获,放火烧房以泄愤。三为架票:绑架男女老幼为人质是为肉票,少妇少女是为快票。被索票者除送礼物求情外,出洋银数百元或一二千元,甚或钱财交足,人仍遇害。四为淫掠:抢劫财物犹不满足,并奸淫女子,残害妇女。五为掘坟:1933年,此风特盛,中人之家无幸免。有一家被掘三墓,或一墓被掘三次。全县被祸几十家,女墓尤多。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匪祸调查,当时华县的4个区中。一区被抢者105村，345家,251次；被拉票者126人,毙命44人,烧房共15家。二区被抢者43村，199家,135次;被拉票者83人,毙命36人，烧房21家。三区亦然。四区距县城较远，匪祸最重。
兹略举数例，以窥华县匪患大概：
1918年4月，匪首关老六率众百余人突入金堆地区的东西坪，大肆抢掠,不论贫富皆受其害。被抢财物无数,被烧房屋百余间,成为岭南民国以来首次灾难。
1925年,恶匪刘邦炎(绰号刘老么)率匪多人,借故向宋炳鑫借巨款不成，遂将宋百般毒打，致其腿部严重骨折，年余卧床不起,不能行走,几乎丧命。其原因是宋炳鑫办县总团时，对匪类打击甚重,刘邦炎对其恨之入骨,遂加以报复伤害。
1938年3月，渭北巨匪王结子,匀结华阴杨俊杰诸匪，在高塘一带多次抢劫。初百余人,尚在夜间，后达千人以上,不分白昼黑夜，搜土抢财,拉票烧房,猖狂作案，气气焰十分嚣张。高塘九里三四千人,在家难以安身，只好携带细软避难于县城、赤水、渭南。后省、县派队来剿,各匪哗散,分窜至石堤、太平、小敷诸峪内匿藏。王结子系乾县著名土匪,麾下匪众曾达千余,常跨州县作案,踪迹西至永寿，东达二华。后在永寿坡龙头被擒。押至省城西安正法。（待续）
来源：华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