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掌大的卫国，为什么能出商鞅、吴起、吕不韦等诸多英才？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英才勃兴，每逢科考，江南省一省的上榜人数占了全国的一半，故而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下英才，半数尽出于江南”。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也有一个地方盛产英才，其所产英才至列国或为将或为相，为将者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为相者纵横捭阖，睥睨天下，这个地方便是极不起眼的小诸侯国——卫国。纵观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几乎都与卫国有渊源。
卫国既不是春秋五霸，也不是战国七雄，在各国之间的地位也是长期处于附属国的境况。但就是这样一个军事经济都十分弱小的国家，却同时出现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改革家。除此之外，卫国还有一系列的英才，例如使魏国变法图强、率先崛起的李悝；使积贫积弱的秦国脱胎换骨、傲视群雄的商鞅；创立魏武卒、率军七十二战未尝一败的吴起；为秦始皇统一扫除障碍、奠定基础的吕不韦；孔门十哲之一的儒商鼻祖的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刺杀秦王的侠客荆轲。他们无一例外皆是卫国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天下英才，半数尽出于卫国”。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卫国出品的人才，又尤以变法型人才居多。那么，卫国何以成为英才辈出的摇篮呢？
卫国盛产英才，尤以变法型人才居多，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的。卫国始封于周武王九弟康叔，周公旦东征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伯，居河、淇间故商墟”，因而卫国所统辖地区为殷商故地，而殷商治国尤重刑法。《荀子·正名篇》就说“刑名从商”，我们从商末“纣乃重刑名，有炮烙之法”的情况中即可见一斑。周王朝建立之后，抛弃刑法代之以德，但在殷商遗民为主的卫国基本遵照了商朝的传统。
卫国起源
卫国是周王朝分封比较早的一个诸侯国，是武王伐纣之后的第一批诸侯国。只不过这个卫国和后来的卫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最开始周武王将自己的三弟管叔鲜分封到了卫国（伯邑考老大，姬发老二，管叔鲜老三），来监管旁边的商朝遗民武庚及其部众的。
这时候的商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商朝遗民的实力还是相当强大的，为了安抚商朝遗民的情绪，再加上当时“亡国不绝祀”的传统，周武王就让商纣王的儿子作为周朝的一个分封国留在朝歌城继续供奉商王的宗庙，只是爵位从王变成了公爵，天下共主从商人变成了周人而已。
但是周武王早死，周成王幼年即位，分封到卫国的管叔鲜也不知道是担心周公旦篡权还是自己想篡权，带着自己的两个弟弟就借用武庚的名号造起反来。结果“三监之乱”被周公旦平息，管叔鲜和武庚都被诛杀，卫国也就不能被管叔鲜的家族来继承了。
于是周公旦就将老九康叔封分封到了卫国，不仅全盘接管原来卫国的地盘，还将原来商王朝的朝歌城以及王畿之地划分给卫国掌管。至于商朝遗民，周公旦担心势力过大，将来会再生祸事，就将这帮商朝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还是留在原地，一部分迁往南边的宋国，归一直对周朝忠心耿耿的商朝遗老微子启和微仲衍管辖。
所以，康叔封才算是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周公旦担心康叔封管理不好这商朝遗民人口基数偌大的卫国，还专门精心制作《康诰》、《酒诰》和《梓材》等文章，悉心教导康叔封治国之道，还告诫他一定要善待商朝遗民，尊重商朝遗留下来的风俗文化。在治理国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康叔封也都虚心向商朝的遗老、贵族求教。
所以卫国虽然是一个姬姓诸侯国，在内里上有很多制度文化都是原来发展几百年的商朝文化精髓。虽然说是尊重旧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但对于一些“陈规陋习”，康叔封还是予以取缔的，比如活人殉葬、同姓结婚等上古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风俗。
就这样，原来中原腹地的一颗定时炸弹就在康叔封的治理之下安定了下来，卫国人民虽然不能称霸于诸侯，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算是安居乐业，传承先代文化了。
文明冲突，思想碰撞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里认为，两个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是今后世界的主题，而意识形态的冲突反而是其次的。商周之间的文化交替也是一种文化的冲突。
周人最早是来自于陕北和关中平原西部的游牧、农耕混合的一个族群，文化也深受游牧文明影响，和已经在中原地区发展了几百年的殷商文化相差很多。商人重鬼神、祖先，巫蛊文化十分浓厚，殷礼也相对更加繁琐。而周人的周礼就相对简化了很多，在信仰方面也只是“敬天保民”，侧重点也从鬼神转换成了人。
交流产生新思想、新文化，如果一直是一脉单传，反而会陷入盲目自大的陷阱，故步自封。其他诸侯国在周朝贵族阶级的统治之下，很多都直接移风易俗，接受了周人简化过后的周礼。而我们的卫国以及宋国则由于殷商旧部过多，殷商文化在这两个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新旧两个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就来得更为猛烈一些。
所以在思想之上，卫国的两种思想相互交融，相比于其他国家，思维也更加活跃，卫国既有殷商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又有周人新的宗教立法制度，两个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难免会引发一些小矛盾，需要卫国人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卫国从一建国开始，就有着思变的意识，再加上作为商朝的王畿之地，文化底蕴何其雄厚。其他国家要么是刚刚被教化，要么是文化制度不够完善，在思想和文化上起步就落后于卫国，只能是后期慢慢追赶了。
而通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易于信息与学术上的交流，使得卫国之士大都精于言辞，善于权变。如春秋末期子贡就头脑灵活，巧于辞令。《史记》记载田成子想伐鲁，孔子派他出行游说，最后使得吴齐交战，化解了鲁国的一次严重的军事危机。战国初的这些变革家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商鞅见秦孝公，先言帝道，再述王道，最后陈之以霸道。可见商鞅早已准备了三套乃至更多的方案，足以应对君王不同的口味。
所以，这些卫国人才非常善于运用他们所学的渊博知识与言辞技巧来表达政治主张，从而让各国的君王更易于接受与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由此可知，卫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保留着商代重刑法的精神，繁荣的商业利于经世思想的产生，严峻的外部环境易于打破周代礼教的束缚。战国初卫国之所以诞生这些变革家不得不说是得益于这样的历史环境。
一腔抱负，无处施展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卫国有着培育人才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但是历史上的这些改革家和名人们虽然在卫国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培育，最后却都是在其他诸侯国发光发热，少有为国争光的。也就是说，卫国只有培育人才的土壤，却没有让这些人才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卫国的地理位置，卫国地处华北平原，一马平川，除了一条黄河，毫无山川之险。一两次战争可能还会凭借某个人的军事实力暂时抵挡，但一旦军事实力稍有衰弱或是有着什么偶然性因素发生，卫国就存在着亡国的危险。军事容错率太低，导致了卫国在历史上多次亡国。
虽然在亡国之后的卫国在其他诸侯国的帮助下又恢复了国土，但忧患意识也深深埋藏在了每一个卫国人的心中，也加剧了他们心中变革的想法。但卫国是一个平原国家，山林野泽很少，能被开垦的荒地早就被旧贵族们开垦的七七八八了。
所以后来即使是井田制荒废掉，能留给新兴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土地也不是很多了，大部分土地还是掌控在旧贵族的手中。再加上卫国的礼法制度又保存得十分完好，新兴的地主阶层想要上升，参与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语：所以不论是庶出没落贵族的商鞅，还是家有巨富却是平民身份的吴起，都不能跻身卫国政坛，更不用说施展抱负了，转而去其他国家实现人生价值。培养了大量人才却不能给这些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沃土，所以卫国人才会在全国各地发光发热，谱写着时代浪潮中的变法图强的伟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