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火神派的误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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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
鸿雁来
玄鸟归
群鸟养羞
驳用药避重就轻论
赛马 朱昌耀 - 中国音乐发烧天碟之二胡传真
毋庸讳言，医界存在一种习俗，即用药拈轻怕重，避重就经，处方只尚平和，讲究所谓轻灵轻清，不敢也不会投用峻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叶天士所谓“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托名“王道”，说到底是缺乏胆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误人在所难免，前贤曾给予尖锐的批评。
吴天士指出：“有人不知‘王道’二字之解，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此所谓的王道，医人可不担心，病家也无所疑畏，旁人亦无可指责，但却是病人之鬼道，为医者实当痛戒！”“或惟恐药性与症不对，会致服之不安，招人訾责，遂将气味厚重者尽同毒草，一概删除不用。惟选极轻淡清降之百合、二冬、二母、扁豆等。初莫不谓和平无害，而不知其大害存矣，终至养瘿为患，使病轻者重，重者死，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
按：所谓的王道，“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不知“却是病人之鬼道”，“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说得何等深刻。
清代王三尊说：“吾观今之医人，见解不透，恐瞑眩之剂用之不当，立刻取咎，姑取中平药数十种，俗号为‘果子药’，加以世法滥竽众医之中，病之浅而将退者，适凑其效，不知此病不服药亦痊。若病之深者，适足养虎贻患也”(《医权初编》)。
按：这种只会用“果子药”的医家与擅用峻药的医家相比，自有高下之分。
唐太宗的一位妃子得病，宫中太医轮番治疗仍不见起色。太宗遂张榜招贤，征招天下名医为妃子治病。孙思邈应征入宫，诊病开方后，众太医不禁咋舌，启奏皇上：“孙思邈所下之药毒性与剂量都很大，恐怕会把贵妃毒死。”太宗召来孙思邈问曰：“为何下那么大的毒性药物？”孙答曰：“是药三分毒，只是毒性大小不同而已。用药贵在准，准则治病，不准则治命。”太宗信然，命妃子进药，三剂而病除。皇帝龙颜大悦，问孙思邈：“宫中太医众多，都没治好，难道医术都不如卿？”孙答道：“他们都负盛名，深怕坏了自己名声，所以看病只想着不出事，用的都是些治不好也吃不坏的药，就象吃果子一样，怎么能治好病呢？”“果子医”典故由此传开。
《上池杂说》：“药笼中物，何所不可用？贵当病情耳。今医工见药味平缓者，肆意增损，呼为医中王道，人亦利其无患而药就之。若稍涉性气猛利之药，则束手不敢用。稍用之人，争指为狼虎，不之近噫！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
按：“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此语可为那些避重就经，“呼为医中王道”者痛加针砭。清初，“时方派”、“清轻派”渐成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豆豉、大豆卷、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丝瓜络之类的轻灵之品，剂量在几钱几分之间，被祝味菊等名医讥讽为“两豆派”。即使以用药轻灵著称的温病大家丁甘仁也说过，“用药如用兵，匪势凶猛，非勇悍之将，安能立敌之？”（《丁甘仁医案》）
“考明医用药，不论有毒无毒，须审其病之当用者用之，当起死于芩、连、姜、附，活人于参、术、硝、黄。无奈俗人反生疑谤，或言芩、连苦寒败胃，或言姜、附热毒伤阴，或言参、术补起虚火，或言硝、黄泻伤元气。彼不知有是病必用是药，而创此不经之谬谈。用平常药者反为得计，不知坏事之甚。”（《齐氏医案》）
《对山医话》：“今医者，……用药惟以和平为贵，自谓胜于偏执好奇、孟浪自喜者。不知用药如用兵，贵乎神速，若迟疑不进，使邪势蔓延，必至救援不及，致危殆而后已。……若和平之剂，人即知其未必效，亦取其无害而就之。岂知因循两字，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按：那些惟学“作门面语”，“用药惟以和平为贵”的医者，“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请看例案：
洪育沧兄令眷，胃中大痛，前医用苍朴炮姜香附不效，至夜痛厥。次日迎诊，六脉沉紧而滑，昏卧于床，不知人事，手足微温，身体软重。告曰：“寒痰满中，非辛热不醒。”时孙医先用附子，不敢服。余用附子、干姜、半夏、茯苓、白蔻、陈皮一剂，服后半夜方醒，自言为人释放回也。次日再诊，谆言人虽醒而脉未回，寒邪犹在，仍须前药，勿功亏一篑也。而洪宅素畏热药，弃置不用，以他医参、术、炮姜、半夏平和之药为稳妥。殊不知邪未退而温补，反致助邪。医将一月，终日呕哕不息，饮食不餐。至二月初三，哕变为呃，其音似吠，越邻出户，连声不息，口张不能合，四肢厥冷，扬手掷足，欲裂衣袂，目珠上视，其势危笃，从未经见者也。
京口名家见病愈重而药愈平，但用丁、沉、柿蒂、乌药、橘红、半夏应世之药而已。急复求治，余曰：“脉细疾无伦，几于不见，若不以大温之药疾驱其寒，亥子之交必致阳脱。”遂用生附子、生干姜、半夏各三钱，吴茱萸一钱，一剂气平，二剂手足回温，其夜计服四剂，吠声方止，仍如前呃。次日仍用前方，但换熟附子，加茯苓、橘红，每日仍服半硫丸三十颗。一月后加白术合理中、六君，共计服药百剂，方能食饭不呃，经水始通，渐次调治而愈。此证可为病家医家惟求平妥、酿病不医之鉴。（《素圃医案》）
按：此案胃中大痛，不知人事，认为“寒痰满中，非辛热不醒”，素圃用四逆汤合二陈汤加白蔻，服后而醒，力主前药继续温化。怎奈“洪宅素畏热药，弃置不用，以他医参、术、炮姜、半夏平和之药为稳妥。”“不知邪未退而温补，反致助邪”，导致阳虚欲脱，其势危笃。而“京口名家见病愈重而药愈平，但用丁、沉、柿蒂、乌药、橘红、半夏应世之药而已。”幸素圃“用生附子、生干姜、半夏各三钱，吴茱萸一钱，一剂气平，二剂手足回温，其夜计服四剂”，如此峻药重剂方挽救危局。确如此老所言，“此证可为病家医家惟求平妥、酿病不医之鉴。”
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先生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口号，对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按：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即指用药泛泛，只求平和；“治之不勇”，则指没有胆识，不敢使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之误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