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在“富起来”以后的中国，这个问题极端地突显出来

在生活中、网络上，因为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导致同仁隔阂、朋友绝交、家人疏离，甚至反目成仇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富起来”以后的中国，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于是，在没有价值共识或者说“道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相处？

这一问题就极端地突显出来。这个问题在个体、群体、类层面具有同构性，是当前人类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面对“道不同”的情况，人们会有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不少人在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常常引用并借以自我辩护的话，甚至以此割袍断义，从此形同陌路。又或是一别两宽，各美其美，“相忘于江湖”。于个人而言，道不同就“拂袖而去”，不失为一种保守的创伤治疗。

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不可能人人都以这种原则行事。很多涉及公共利益的原则性问题，如置之不理、拒绝“相为谋”，就可能给所有人带来重大危机。在一个社会中，总得有人或组织为之谋。尤其是在国际层面，“相忘于江湖”的可能性很小，各国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地缘，客观的利益就在那里，矛盾必须面对，不太可能因为道不同而止于不相为谋。

第二种态度是自以为是而伐“无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至少在底线之处还承认与己不同的观点也是一种“道”。

但在现实的价值观冲突中，不少人把与己不同的“道”视为“无道”“非道”。在一个价值观高度“粉丝化”的时代，对立的阵营就演化为人们的不同“站队”，彼此攻讦。这正是我们看到目前社会撕裂在互联网场域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状况。毫无疑问，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危险的。

第三种态度是经由价值观决斗却不能克敌制胜后的各行其是。经过激烈的争执，两败俱伤却谁也不能说服谁。随着时间推移，一切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已陈旧，人们的兴趣、焦点逐渐转移到了其他新的热点。看上去之前的价值观决斗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了，似乎回归了第一种“相忘于江湖”的态度，实则不然。在决斗中被放大的价值观分裂，彼此攻击造成的伤害、隔阂，已经成为人们心灵世界的一部分，甚至种下愤怒、仇恨的种子，只要稍有“适宜”的风吹草动，就可能爆发出来，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这正是当前价值观撕裂带来的重大隐忧。

第四种态度是更为积极、理性的态度。那就是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直接感受到的“道不同”，而是试图在不同价值观之间寻找一种价值共识，或者说是在“道不同”中找到“公共道”。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通过公共性的批判、辩驳来解决价值观冲突的路径，也是学界多年来所推崇的路径。

道不同者何以共处？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要极高明而道中庸，做到知白而守黑——这正是“道不同何以共处”的主体答案。

“知白守黑”的思想来自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鉴于历史解读的原因，也有人认为，“知白守黑”就是故意守拙，先韬光养晦，迷惑对手，以笑到最后，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大赢家，因此这是一种狡猾的权谋。对此该怎么看呢？

首先，无论“权”还是“谋”，本就没什么不对。“权”本身乃是一种基于主体素质的权衡、变化，“谋”也无非是目的性的筹划、决策，都无贬义。人生在世，总会遭遇到各种物和事，总得在遭受挑战中进行应战，在境遇中筹划。人如此，一群体、一民族、一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亦如此。而所有的应战、筹划都不应该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可权变的实践智慧。

其次，平常我们所批判的权谋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论、工具论，不问其目的正当与否，只看能否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与立基于存道、共在的“知白守黑”智慧不可同日而语。

或者说，当我们将“知白守黑”理解为一种为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共在而谋的话，确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权谋，是为人类福祉的深谋远虑。这种权谋无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应当如此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当今人类所缺少和急需的。

（作者为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