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索沃的群山间当个牧羊人

2018年夏天，我在科索沃最高峰的阴影里遇到了Nafi 和 Gyler。

那个时候，沙尔山（Sharr）长满青草的山坡在我周围开阔起来，小径消失在布满荆棘和羊群的迷宫中。当我试图回到主路上时，我注意到前面有一处破败的建筑：熊一样的牧羊犬在远处吠叫，表明我不受欢迎。两个人看到了骚动，从远处出来，被动地向我挥手。

我不确定这些牧羊人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是戈兰人——戈兰人是一个分布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穆斯林民族，他们说的是一种介于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之间的语言。我用两种语言招呼他们。他们变得活跃起来，把我叫了过去。

“谁赢得了世界杯？”当我走近时，他们问。世界杯在一周前就结束了。“法国赢了，”我用塞尔维亚语告诉他们。他们点了点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法国队和谁比赛?” 外面的新闻在这里很少。

Nafi 和 Gyler 是这里的牧羊人，他们就住在通往科索沃最高峰的路上。这里很少有徒步旅行者或游客，有时甚至连人都没有。徒步旅行文化在科索沃还处于萌芽阶段，根据牧羊人的说法，大多数徒步旅行者都是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

“语言不通，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呢？” Nafi 问道。我是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第一个可以说上话的徒步旅行者，不仅如此，我还捎来了世界杯的消息。

关于牧羊人的刻板印象在这里比比皆是，主要是他们太懒惰或完全没受过教育，完全没法沟通。正如当地的一句谚语所说：“如果你不去上大学，你就得拿起牧羊人的手杖”（这在塞尔维亚语中几乎是押韵的）。环球旅行的徒步旅行者可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因为英语、德语或其他“国际语言”在这里没用。该如何与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牧羊人交流，是一个非常为难的问题。

但 Nafi 在与外国人交流时的恼怒，并不表明他的狭隘。这个与世隔绝的牧羊人小屋实际上是多种语言的中心。Nafi 和 Gyler 可能比法国或捷克的环球旅行者会说更多的语言。

Nafi 是阿尔巴尼亚戈兰村的牧羊人，一辈子都在这附近的山峰上度过。除了阿尔巴尼亚语，他还会说塞尔维亚语和当地话，这意味着他可以与任何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交流，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克罗地亚人到黑海沿岸的保加利亚人。

Gyler 是阿尔巴尼亚人，来自科索沃第二大城市普里兹伦（Prizren）。老普里兹伦人说，如果你不会说土耳其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你就不是真正的普里兹伦人。当然，Gyler 会说这三种语言。

巴尔干半岛曾经是一个广泛使用多种语言的地方。一个世纪以前，在今天的科索沃、马其顿或希腊北部的城市中心，男性可能会说三到四种本地区语言。如今，这种多语言主义已经转变为适应全球格局，英语或德语被认为，应当优于当地语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被使用。但是在像Prizren这样的地方——或者科索沃最高峰下的牧羊人小屋——古老的传统依然存在。

在沙尔山上劳作的牧羊人践行着一种艰苦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被厌弃的。废弃的石头羊圈散布在这些山区，这是这里牧羊业衰落的证据。这些牧羊人居住的混凝土建筑是在1950年代由南斯拉夫的一家国有企业建造的。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前，当地人从倒闭的企业里解救出来将近5000只羊。现在，Nafi 和 Gyler 的雇主阿夫杜拉·阿德马杰(Avdulla Ademaj)在这里经营着一家1800只羊的小型合作社。

每年夏天，Ademaj 和他的牧羊人都会在这里呆上三到四个月，制作数千公斤当地著名的沙尔奶酪，这是一种美味的羊奶酪，里面加了大量的盐。没有电，没有无线电，几乎没有手机信号，他们就这样与世界脱节。最近的公路在几英里之外，沿着一个陡峭的峡谷。他们一个月只回家几天。

这是一份朝五晚九的工作，几乎不间断地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天以挤奶开始，以挤奶结束，这需要五个牧羊人两个小时才能完成。牧群中大约有1000只奶羊。牧羊人把羊赶过挤奶人旁边的狭窄槽道，挤奶人不得不抓住羊的腿和尾巴，防止羊从旁边跑过。“每只羊都有自己的叫声，像音乐一般，” Ademaj说。有些喜欢被挤奶，而另一些则拼命挣扎。

牧羊人整个季节都在忍受肘部和背部疼痛，更糟的是，普罗马加（promaja），一种危险的巴尔干山风，会导致很多严重的慢性疾病。作为卧室窗户的塑料布几乎无法抵御这种山风，也无法抵御夜间高山寒冷的空气。

每次挤奶可以生产2块15-20公斤的奶酪，Ademaj 可以在市场上以每公斤4-5欧元的价格出售。晚上挤完奶之后，Nafi 会在蜡烛的光下制作奶酪。

每周一次，他们用驮马把300到500公斤的奶酪运到公路上，Ademaj 的吉普车在那里等着。他把奶酪运送到最近的城市，卸下奶酪，然后又赶回来。

对于这种没有周末的不间断体力劳动，Ademaj 每月支付300至450欧元。工资不多，但 Nafi 可以享受自己的山区盛宴。新鲜出炉的面包、大块珍贵的羊肉、无穷无尽的酸奶、奶酪，还有Ayran(一种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很受欢迎的咸酸奶饮料)。一桶桶美味的当地蔬菜半浸在小溪里，保持凉爽。

尽管山上的空气令人愉悦，这里有兄弟般的同志情谊，每天在乡间最美丽的土地上漫游，但很少有人选择这种生活。在很多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来这里谋生。

2019年夏天，我回来和牧羊人住在一起的同一天，一位穿着西装外套的老人骑马来到了这里。他是81岁的Sefer Krasniqi，在那里开始他为期一个月的轮班。他立刻问我是说俄语还是阿拉伯语。我不会说，但他会说，还会说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和土耳其语。他年轻的时候，是南斯拉夫一家国有工程公司的经理，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俄罗斯待了几年，建造了“所有被美国炸毁的那些南斯拉夫建筑”。

他告诉我，在南斯拉夫解体时，他损失了大部分积蓄，尽管他缴纳了48年的养老金，但现在他每月的养老金只有180欧元——“所以，现在我是一个牧羊人，”他说。“把这些写下来，让世界知道我们在科索沃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这里的另一名雇工，Nahit Memaj，也仍然承受着战争的后果。他曾经有300只羊，但在1999年，塞尔维亚民兵冲进他的村庄，用子弹扫射他的羊群，并偷走了所有幸存的羊。然后，他们用枪指着整个村庄，迫使他们越过山区离开阿尔巴尼亚，这是种族清洗运动的一部分，近100万阿尔巴尼亚族人被暴力驱逐出该国。据 Ademaj 说，Memaj 是这些在山区工作的最有知识和经验的牧羊人之一，但他从战争中一直没有恢复，现在不得不为工资而工作，而不是自己当老板。

战争摧毁了生命、生活和积蓄，并导致大规模移民。Krasniqi 在退休后需要继续工作很长时间，而他的十个幸存的孩子都住在意大利。Ademaj 必须雇佣老人，因为即使科索沃的失业率极高，他也找不到工人。每个人，包括 Ademaj 的儿子，都在试图通过去德国或奥地利来摆脱低收入和贫穷的未来。在过去，戈兰周围的村庄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来源，但现在 Ademaj 开车去普里兹伦的路上经过的大多数村庄都人烟稀少，许多戈兰人在战争结束后前往塞尔维亚、马其顿或西欧。

今年春天，我关注着 Ademaj 频繁更新的Facebook，因为他正在为另一个漫长的高海拔与世隔绝的季节做准备。五月初的自拍照显示，山上仍被雪覆盖。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看着他和其他人把羊群赶下山谷。没有外国的徒步旅行者，他和他的牧羊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但至少不会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新冠疫情最初绕开了科索沃，但现在正对这个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在生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些田园牧场似乎是等待流行病结束的完美场所。但在全景之外，这片所谓的田园风光并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正如 Nafi 所说：“这不是豪华酒店，而是寒风酒店！”

文字、图片：Daniel Petrick

翻译、编辑：吴鞑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