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界掌门人
考古学界掌门人
智效民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标题是《愧对李济》。李济的儿子得知后，曾经与我取得联系。他叫李光谟，48年跟随父母去了台湾以后，又返回大陆，从此天各一方骨肉分离。08年我漂到北京以后，一直没有拜访过他。13年，颇有故事的他也去世，才觉得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济之，湖北钟祥人。他４岁开始读书，接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因为从小就对古物有浓厚兴趣，所以他在“自撰简历”中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１５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学堂，放假后还跟随名师学过古琴。到了２２岁的时候，他负笈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后，他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不久，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为了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组建了一支考古队来到中国，邀他参加。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丁文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亲自采集第一手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教书这项工作早点晚点去做，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于是李济向对方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随后他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不久，他辞去南开教职，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特约讲师；而刚刚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也就成了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这件事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清华国学院在四大导师之外，还给李济安排了一个讲师职位。
随后，弗利尔艺术馆希望李济先做一些考古调查。经过仔细思考，李济首先选择了山西。之所以如此，除了山西拥有丰富的考古资源以外，还与山西是闻名全国的模范省有关。
1926年春节之前，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一同进入山西，经太原沿汾河南下，去寻找尧舜禹的遗址。由于工作关系，再加上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以花了20多天才到达临汾。考察尧帝的陵墓以后，他们又抵达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新绛。之所以要到这里，是因为当地的古董交易十分活跃。为了寻找线索，他俩向商人们打听古董的来源，但对方却守口如瓶，让李济非常失望
无奈之下，他俩只好前往中条山一带寻找舜的足迹。后来虽然在安邑县城西北３０里找到所谓舜陵，但却没有实质性收获。最后，他俩来到禹的故都夏县，原想在这里寻找王公贵族的陵墓，没想到却在西荫村发现大量的史前陶片。
半年以后，李济和袁复礼率领一支考古队来到西荫村，从此拉开中国人独立考古的序幕。经过全面发掘，他们获得数十箱宝贵的文物资料。1926年初冬，当他们雇了九辆大车装着这些箱子踏上归程时，当地人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两个年轻人既不是镖客，又不像商人，他们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些什么？
经过九天九夜风餐露宿和数百公里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距离发掘地最近的榆次火车站。当车站的工作人员打开箱子检查时，看到里面都是些破碎的陶片，便不耐烦地问道：“你们花这么多钱，难道就是运这些破砖烂瓦去北京么？”
第二天，搬运工觉得箱子过于沉重，以为里面一定装着什么宝物，又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一位车站职员还自作聪明地说：“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就要化验，化验后才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来……”。
这说法对李济刺激很大。他认为，尽管“提炼”二字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明考古工作的性质，但提炼出来的究竟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可以见仁见智。换句话说，由于价值观不同，被商人视为非常值钱的古董，在考古学家眼里却是某种文化的载体；被一般人看作是破砖烂瓦的东西，在考古学家手上却可以“提炼”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知识。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一生从事考古工作，却没有收藏一件文物。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又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因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考古学界领军人物，都在安阳接受了严格的考古学训练。
1936年，李济曾赴欧洲讲学，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6年，为了索回日军在侵华期间掠去的文物，他还参与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便去了台湾，并兼任台大教授，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
考古学家张光直生前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如下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这也印证了张光直的那句话：“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6年，为了索回日军在侵华期间掠去的文物，他还参与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便去了台湾，并兼任台大教授，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生前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如下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这也印证了张光直的那句话：“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