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从临床出发，要巧妙结合经方与时方

古今接轨论

I导读：刘渡老不愧为大医！“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是源，而时方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把经方、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此语振聋发聩！

张仲景方，我们叫经方（古方），经方以后之方，我们叫时方（今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

据梁陶隐居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由此可见，经方乃古之圣贤为济世活人而留传于世。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日本古方派的吉益东洞先生曾说：“张氏之为方也，虽复稍后扁鹊，而其药剂之富，法术之存，盖莫古焉。而医之学也，方焉可！吾亦何求？”东洞氏能于千军万马之中，独具卓识，不愧为大家风范。

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方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具有血缘的内在关系，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家族史。

《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做母亲是之方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方中亦不乏有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

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都是我们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应当兼收并蓄，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淳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且能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创举。切不要厚古而薄今，更不要倡新而非古，应当主动而积极地创造古今之方接轨的新产品。

我认为用方要灵活，要有随机应变之才，不要壁垒森严不敢越雷池一步。两千年前的张仲景，就已有了两方合用的先例。如麻桂合方，桂柴合方等等。

所以“经方”与“时方”接轨，应当视为“水到渠成”之事。但也有人出于对古方的爱护，认为这样做恐怕破坏了经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降低了经方的精华，因此妨碍古今接轨的进行，而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认为中西医能结合，试验室的动物也能与人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我们叫“接轨”而不叫结合，是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

如后世方的麻黄、桂枝、大黄、芒硝、柴胡、茯苓、白术等药所构成的各种方剂，多从《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大小承气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方演变发展而来。这就是古今接轨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趋势。

“方”是“药”组成的，而“药”又是“证”所产生的，但是“证”受到客观影响，又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举例而言，古今人异，气候变迁，体质强弱，生活习惯，都能左右“证”的变化。如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当时是以风寒邪气伤人为主，治疗上也是桂枝、麻黄、青龙三方鼎立。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变迁，治疗由辛温解表变为辛凉解表，继而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温病大师在医坛相继崛起。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客观的变化，促进了医学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新旧事物的交替更新。

“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伟大变革，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成为当今的三足鼎立，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

“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一个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兹将个人的“古今接轨”方法及临床应用简述一二，仅供参考。

1、经方接轨时方

我在临床治疗湿温病，如果出现胸满心烦，夜不能寐，每在下午发热与心烦加重，而有“懊侬”之势，这是湿热上蕴，气郁火结，因而出现了“火郁”的心烦之证。此时如果只用三仁汤清利湿热邪气，因内有火郁为援，而效果则差。为此，我选用了经方的栀子豉汤与三仁汤合方进行治疗。

《伤寒论》的栀子豉汤，以擅治“虚烦”证而著称。“虚烦”是一种特殊的心烦，仲景称之为“心中懊侬”，形容其心中烦乱，难以名状。由于是火郁气结，所以有时可兼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气血郁滞不利的特点。

火当清之，郁当发之，所以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火。栀子苦寒清热，但因其体轻而上行，清中有宣，与芩、连苦降直折不同。凡火热郁而烦者，非栀子不能清，所以时方的丹栀逍遥散及越鞠丸的火郁证都用栀子而不用其它。豆豉气轻味薄，既能宣热透表，又可和降胃气，宣中有降，善开火郁，同栀子合用治疗火郁虚烦甚为合拍。

湿温病出现心烦，乃是湿热之邪蕴郁于胸的一种见证，除心烦证外，往往胸满为甚。三仁汤能清利三焦之湿热，而不能治疗胸中之火郁，而黄芩、黄连又因苦寒直折，有冰伏湿邪，郁遏气机之弊端。

“经方”与“时方”接轨的三仁汤与栀子豉汤，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而又不挠于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发挥了“古今接轨”之能事。

余在临床治疗“湿热伤肺之咳嗽”，咳嗽频繁，痰多胸满，舌苔白腻，脉来濡缓，每用“甘露消毒丹”汤剂服之凑效。一日治一妇人，观舌切脉，属于湿热之邪，然除咳嗽外，又有气喘“咳逆倚息不得卧”之证。三日来头不接枕，痰声噜噜，周身疲怠难支，西医按肺炎论治而不效。切其脉浮濡，苔白厚而润，因思此证属于“湿咳”，然而肺失宣降，又出现喘不得卧，则又独非甘露消毒丹所能治。

根据仲景方义，治喘当用麻黄，有寒者配以干姜、桂枝；有热者则配以生石膏辛寒之品。今为湿邪所伤，欲用麻黄治喘，配以何药为宜？

思之，惟有《金匮》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散寒除湿、宣肺平喘，既切中湿咳病机，又无助湿生热之弊（按后世之三仁汤方，实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悟化而来）。

于是，我在甘露消毒丹方中加入麻黄3克、杏仁10克、薏苡仁12克、炙甘草3克，甫服一剂，当夜则喘定能卧，熟睡一宵。继以是方治疗，喘症大愈。

我治食滞伤胃，中焦湿浊不化，食后胃胀痞满，嘈杂反酸，以及胃脘疼痛，舌苔白腻，脉沉滑者，每以经方之大黄黄连泻心汤与时方之平胃散接轨则效果明显。

某西医大夫患胃病，反酸涌苦，胃中嘈杂，烧心作痛，多方治疗不愈。时值余赴昌黎讲学之便，特邀余诊。切脉视舌，而为湿浊生热之证。乃用平胃散加黄连10克、大黄2g，服至七剂则酸水不泛，嘈杂与烧心皆愈。患者甚喜，连称“中医药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2、时方接轨经方

经方之芍药甘草汤，是治疗“脚挛急”的一张名方。一日同诸生门诊用之弗效，诸生不知所以然，余在原方加羚羊角粉1.8克冲服、钩藤16克（为时方羚羊钩藤汤的主药），仅服三剂，而脚挛急全瘳。

芍药甘草汤，苦甘酸相合，平肝养血，缓急解痉，而用之不效者，病重药轻也。今用时方之羚羊钩藤汤与之接轨，羚羊角与钩藤入足厥阴肝经，有清肝祛风，舒筋凉血之专功。所以治疗脚挛急能与芍药甘草汤相互为用。从病理看两方之治有其统一性，从药味分析羚羊角与钩藤能加强芍药甘草汤之力，故取显效。

经方之小柴胡汤，治疗“胸胁苦满、肝胆气郁”之证，向为医林所用。余治妇人气郁而用此方，尚不尽人意。余用时方之越鞠丸（汤）与之接轨，服之则心胸快然通畅。若单纯用小柴胡汤或越鞠丸，临床疗效逊于两方接轨之法。圆机活法，灵活变通，方能胜人一筹。

又如经方之苓桂术甘汤，治疗水气上冲之“水心病”效果甚佳。然水湿与痰热常可同行，临证除胸满心悸气冲之外，往往出现心烦、少寐，泛呕欲吐等证。曾用加龙骨、牡蛎潜敛镇逆之法，效果不甚理想，后用时方之温胆汤与之接轨，豁痰行饮，安心定悸，诸证霍然而瘳。

近读河南周世印先生提出经方四逆散治疗肝气郁滞阻于经络，可与时方之二陈汤、黛蛤散、五磨饮子、金铃子散等合方之法，所涉为广，妙义无穷。

而上海潘文奎先生用经方之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心动过缓，认识到古今接轨其力之大，提出时方菖蒲郁金汤、桃红四物汤、失笑散与之相合，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发挥了古今合方之优势。

可见“古今接轨”之法，在广大医人心中已有自发的趋势。把经方、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的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

以上所论，错误之处，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