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微探赜】中国文学里的用典问题
索微探赜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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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里的用典问题
成惕轩
文字是一种传达思想、宣泄感情的工具,他的功能,在使人们对所接触到和感触到的一切人事和物象,用具体而真切的叙述或描写方法,将个人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同时别人看到这篇作品,也能充分了解作者的意思,而发生一些启发和共鸣的作用。
因此,文章的内容重在创造,不贵摹仿;文章的技巧重在自然,不尚雕琢;文章的境界重在“不隔”。不必为了“有意求工”而多用代字。而所谓创造、自然和不隔都与我现在所要谈到的用典问题,多少有些相妨乃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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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钟嶸(仲伟)在《诗品》上说:“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话,多非补假,皆有直寻。”这意思就是说:好的诗句不一定要用典故才能写成。
其实何止诗是如此,就是特别讲究“有声有色”的骈文,也未尝不如此。像刘令娴的“雹碎春红,霜凋夏绿”;吴均的“森壁争霞,孤峰限日”;萧纲(即简文帝)的“白云在天,沧波无极”;庾信(子山)的“一寸两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王勃(子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骆宾王的“荒径山丘,蔓草滋于旧馆;颓垣四望,拱木多于故人”;这些传神入化的“绝妙好辞”,无一不是出自个人的意匠,经过千锤百炼而成,何曾有一字乞灵于“獭祭”[注一]
由此可见好的骈文,也和好的诗一样,并非硬要使用典故不可。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们试数历代的作者,愈到后来,能够“自铸伟词”的人也就越少了。其故安在?我想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天地间的事物,固然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乐天语),过去所累积的词汇,未必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在蕃衍万变之中,至少旧有的某些部分,由于“心同理同”,仍将不能不予保存或引用。
就拿名词来说,像“清风明月”、“绿水青山”、“翠柏丹枫”、“黄鹤白鹭”等等,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你能说翠柏是丹,黄鹤是白的吗?李文饶(德裕)在文章论里说道:“譬诸日月,虽终古尝见,而光景常新。日月不以易代而不明,文章亦不以阅时而遽废。陆士衡(机)说明文章的作用,可以“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其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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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用既是能够亿载相通,不受时间性的限制;同时,历史上的事物现象有些又是重演的,所谓“古今同概”,“ 先后一揆”;那末在文字写作上援引的故实——即典故的运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了。现在,我要说明文学上何以需要用典故的理由:
用典可以减少文字上的累赘
因为用典的目的,即在以极少的字句来表达更多的意思,也就是要以最简要的字句来说明很复杂,和很曲折的意思。比如“沐猴而冠”、“揠苗助长”、“ 守株待兔”、“得鱼忘筌”、“ 爱屋及屋”、“投鼠忌器”等等,每一句成语都代表一个典故,也都蕴含着很丰富很复杂的意义。如果我们能把有关的故实,很适当地应用到文章里去,便可省说很多不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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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论找根据
一般人多少带有一点“信古”心理,我们在文章里发议论时,拿古人的话或事实来做议论的根源,可以争取或加强读者的信心,而使其同意文中的见解。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以及他所列举书易以次历代作者“举人事”,“引成辞”的种种情形,也都不外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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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比况和寄托
有些不易直率表达的意思,或者不愿和不可明显说出的话,只有用比附、隐喻、暗射、衬托种种方法来委婉代言。而对这些方法在取材上给以便利的。自然要算历史中“夥颐沈沈”的故事了。像李义山锦瑟诗里的“庄生晓梦、望帝春心”,重过圣女祠诗里的“萼绿华来、杜兰香去”,解者无虑千百家,但他究竟所说何事,所指何人,除起义山于九原,别人实在无法知道。此即由于义山的身世和遭遇,颇多难言之隐。只好借用典故来抒写其“劳者自歌、非求倾顾”的心情,也就不管别人的懂与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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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充足文气
临文之际,遇着意尽而文气不足的时候,可借用典的方法来济其穷。如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所述:“文章运典,于骈体尤为要。”梁简文《叙南康简王薨上东宫启》:“伏维殿下爱睦恩深,棠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馀稿;东平告尽,驿问留书。呜呼此恨,得在兹日”。此陈古况今,并以足其文气也。倘无北海两人故事,文至“爱睦”二语,不将穷于辞乎?故古典不可不谙习也。有此古典,藉以收束,而文气亦充满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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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指出了文学上用典的各种理由;以下,我便要谈谈古人对典故的用法。关于典故如何才算用得 恰到好处,我想先引几段名家的话来说明:
⑴邢才子(邵)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见《北史》)
⑵蔡约之(绦)曰: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弥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见《西清诗话》)
⑶杨廷秀(万里)曰:“诗家借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猩猩善饮酒,喜鞭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钞书,故用惠施事。二事借人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事也。(见《诚齐诗话》)”
沈约用典能使人不感觉到是用典,但感觉人心中之所欲言,这是何等高妙的手法。子美山谷运典入化,一借物象以感时,一借人事以咏物,都能做到“不为事使”,直将故事的内涵和自己的立意所在,整合成为一体,孰水孰盐,了无痕迹。其手法的高妙,又何减休文?
用典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才算上乘。其次,我想再就骈文里摘举三联,藉以说明用典之能美化语言,曲尽事理:
徐铉(鼎臣)为南唐遗老,太平兴国(宋太宗年号)中,李煜(重光)薨,太宗诏铉撰《神道碑》,有云:“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
国步已改,奉时君之命,来写故主碑文,这是一个多么不易着手的题目。过分称扬,则定招时忌;曲加诋毁,则有负旧朝。你看徐鼎臣这一联,写得是如何的得体。联中的意思是说:孔明在军事应变方面虽然非其所长,已告失败,但他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徐偃王虽说好行仁义,但那只是“妇人之仁”终不免于亡国之祸。双方兼顾,既不伤事主,也不触忌讳,用典用到这种地步,自然是面面俱到,无瑕可指,无懈可击;同时,也更可证明有时使用典故确能解决某些文字上的困难。
范文正公(仲淹)微时,因母氏出嫁,尝冒姓朱,及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少年寒贱,更易姓名,事非得已,一旦复归本宗,启告亲友,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着手的题目。你看这一联中所提到的范蠡范睢,都是当家故事;妙就妙在范蠡范睢同时曾经改过名姓而又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用来极占身份。本来这是一件很俗的事,经他这样在文字上轻轻带过,也就将这件事情加以美化,变成佳话了。
靖康之变,金人入侵,徽钦北狩;汴京既陷,万姓无依。哲宗废后孟氏,出支危局,并护立康王赵构为帝,由汪藻(彦章)代撰手书布告天下,书中有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这一联所用的光武和重耳两个故事。真可说是天造地设,无独有偶。汉至平帝为十世,宋至钦宗为九世,历时均在二百年上下,一也。光武为刘氏宗室之后,康王则为赵氏诸王之一,二也。晋献公有子九人,重耳最后得国,康王是徽宗第九子,即此次举以入承大统者,三也。援古证今,人与事无一不称,而又措辞得体,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娓娓动人,你能说像这样的用典,还有不达之情,不明之事吗?
上面这几个例子,可说“典重”、“典雅”、“典切”,三者兼而有之。必须如此,才能犁然有当,深惬人心,免“衲被”(注二)之诟,增篇章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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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典故用得不当或不好,即将疵纇丛生,笑话百出。因此,我们在行文时如无必要,最好不用或少用典故,千万不可“饾饤”(注三)连篇,以自炫其腹笥之渊博。万一要用典故,则须对下列诸端,力求避免:
生僻
沈休文云:“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也,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
三易之中,即以事之易见列为首要。因文章贵在达意,倘因征引故实,而使读者莫明底蕴,如堕五里雾中,岂不失掉撰述的意义?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谓:“燕公(张说)”读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自帝至太甲四句(按原文为“帝车南换,遁七矅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澡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远位圣人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
用典如此冷僻,连博雅如张燕公都不甚了了,试问更从何处觅取“解人”?所以生僻和冷僻的典故,都不可用。
浮滥
例如称人才学之高,动是“五车”“八斗”;绳人诗文之美,动曰:“绣虎”“雕龙”。不惟浮泛不切,夸饰失常,且已变成“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
吴益祺《涵芬楼文谈》有云:“汉魏六朝人文中,有一种习用语,如称人之介必曰“由夷”,称人之智必曰“良平”,称人之孝必曰:“曾闵”,称人之忠必曰:“龙比”,称人之辩必曰:“苏张”,称人之勇必曰:“贲育”,称人之贵必曰:“金张”,称人之富必曰:“陶猗”。此等语数见不鲜,在今日已成刍狗,不如不用为妙”。像这类的典故,万万不可轻使。
割裂
如以“友于”为兄弟,“贻厥”为孙谋,“则哲”为知人,“曾是”为在位,古人虽有屡用之者,但割裂文义,究非所宜,吾辈未可贸然蹈袭。
《颜氏家训·文章篇》,讥陆机以兄弟为“孔怀”(士衡坐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曾谴“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理通乎 ”?其言良是。又“歇后语”亦宜慎用,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引:唐彦谦《题汉高祖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坏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要,何独剑乎?梦后所料,虽未必尽当,第用“歇后语”入诸诗文,易滋误解,要是一病。
讹误
凡用某一典故,必先洞悉其内容,明了其意义,绝对不事一知半解,稍涉粗疏;或者张冠李戴,妄加引用。
过去文人用错典故的例子很多,兹择尤著者,分录数则如次:
(1)园葵庇足:“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以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四《文心雕龙·事类篇》)。
(2)萱草树襟:“伯兮篇云: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毛傅:背,北堂也;谓于堂北种之忘忧草耳。而陆士衡诗云:焉得忘忧草,言树背与襟,便谓身体前后种之,此亦误也”(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3)蹲鴟贵胄:“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曰: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释,方生如此”(见《颜氏家训·勉学篇》)。
(4)弄獐宰相:“唐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按为弄璋之谓。《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弄之璋”。生而弄璋者,欲其比德于玉也)。客见之掩口 ”(见《旧唐书·李楚甫传》)
把芋头当作羊肉,小孩当作野獐,这是绝大的错误,不容轻恕。此外,如误“伏腊 ”为“伏猎”,误“金根车”为“金银车”,都会见嗤前史,贻笑士林,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拟于不伦
凡以故事拟人,必须雅称其人的行谊与身份,若拟于不伦,聚非其类 ,即可构成文中极大的瑕疵。
“崔瑗说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刘舍人已指其为“斯言之玷”(见《文心雕龙·指瑕篇》)。“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虞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颜黄门更斥之为“朝庭罪人”(见《颜氏家训·文章篇》)。近人饶流祥于民国初年,为黎副总统元洪草一电文推重冯国璋,并示逊位之意,中有一联:“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以飘茵堕溷等极不庄敬之词,用来比拟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事之不得体要,有逾于此者乎?“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彦和之言,所宜三复。
向壁虚造
所谓向壁虚造,即本无其事,凭空臆造的意思。
昔东坡有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
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 。公以为皆偶忘之。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他日,圣俞以问东坡,东坡笑曰:‘想当然耳’”(见《老学庵笔记》、《绿雪杂言》及《芥隐笔记》)。
风檐矮屋之下,为的是争一日之短长;以东坡的高才博学,临文驰骋,编造一个“自我作古”的小故事,借他来考验考验闱中阅卷的官儿,似属无伤大雅。但这毕竟是英雄欺人的事,也只有才学超群的东坡者,才可偶一为之;“东施效颦”是绝对不可以的。
记得近人笔记中提到逊清光绪年间,文廷式(芸阁)殿试卷中有(闾面)二字,读卷官疑“闾面”无出,当系笔误,而翁叔平相国则以曾见一诗,以“闾面”对“檐牙,或有出处告之。文遂及第。事后发现其为错误,言官竟提出弹劾,文亦博得“闾面榜眼”之称,这也就是由于臆度故事所造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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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言,是我个人对用典问题一些粗浅的认识。至于用典技巧方面,如古人所谓“正用”“反用”“借用”“折用”等等,因取证贵周,容俟另文专述。
今天时代与过去不同,我们自无法要求一般人去欣赏骈文律诗,也自然无须多费时间去研典故。但就少数专攻中国文学的人来说,无论自己从事写作也好,或者为了欣赏他们的作品也好,你就不能不懂得若干典故;为了了解典故或使用典故,你就不能不多涉猎一点中国书,因为典故是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书里的。《易》曰:“君子以多读前言往行,以畜(蓄)其德”;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即使撇开用典的问题不谈,多读一点古书,仍然会对我们有益。
注释
獭祭:《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号獭祭鱼”。
衲被 : 《西清客话》:“杨大年为文,用故事,使子弟检讨出处,用片纸录之,文成而后掇拾,人谓之衲被”。
餖飣: 《通雅》:“食以言五色小饼,盛盒累积曰鬪(豆音) 钉,因作餖钉”。按谓饼饵积如钉坐也。钉飣通用。后世因谓言辞因袭堆垛而不切实际者,曰:餖飣。
成惕轩(1911-1989),湖北阳新人,民国元年生。中央政校高等科一期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曾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简任秘书、考试院参事、总统府参事、考试委员。私立正阳法学院、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并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特种考试典试委员长。任考试院考试委员,并兼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教授。著有《藏山阁诗》、《楚望楼骈体文内篇及外篇》、《汲古新议》、《汲古新议续集》、《楚望楼骈体文》、《楚望楼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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