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杀大排档：夺人之国杀人之民，结果就是：杀己之身杀己之国
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时期，日军军法对日军官兵的“不名誉”行为处罚很严。这不名誉的行为包括临阵退却、作战不力、还有战败被俘、投降等。《战阵训》中明确规定：“生不受囚虏之辱”。不只是一般的号召或规定，而是有严厉的处罚作后盾的。
1939年苏日诺门罕战争后，苏联遣返了日军被俘人员。这些被俘者，绝大多数都是在弹尽援绝而被俘的。但这些人回去后，先经严格审查，继之则强制其在艰苦地方劳动如罪囚一般。最后，则交给一把手枪，令其自裁。
这是有形的处罚，还有无形的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军国主义理论的宣传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要求军人忠君报国、保全军人荣誉的氛围。而战败当俘虏则是损害军人荣誉的行为。因此，许多军人在战败后，立即自裁，不愿当俘虏，即使战后遣返回来，被俘者也迫于各种压力而自杀。
在上海“1．28事变”中，日军第9师团第6旅团第7联队空闲升少佐第2大队，受命从江湾北面攻向严家桥。当空闲升率其大队于当晚21时30分绕至严家桥以东约400米一带时，被守军发现，双方立即展开激战。守军的机动部队也立即赶来投入战斗，并以信号弹、火光向炮兵标示日军的位置。这时，守军的炮兵向这里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迫使日军的增援部队撤退。这样，空闲升第2大队即陷入重围。
19路军一部立即展开了对被围之敌的歼灭战。守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标示下，炮弹准确地飞入敌阵中。步兵则在轻火器的掩护下，对各点的日军连续发动进攻。在这样强大的攻击下，严家桥一带就成了空闲升大队的墓场，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尸体和受伤者长一声短一声的惨叫。空闲升大队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在夜幕的掩护下突围而逃，绝大部队被打死和当了俘虏，空闲升少佐也被活捉。上海停战后，中国方面释放了日方俘虏，但空闲升少佐被放回不久即自杀。
此种例子在日军中极其普通。
日军在平时对官兵的教育中，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做俘虏，如果被俘而放回将被处刑，回到家乡则会遭到邻里之冷遇，寻找职业亦相当困难，要活下去，就得迁居或改名换姓。对被俘而放回的人来说，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在长时期这样的教育加之以严惩压迫下，日军官兵战败自杀慢慢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即使当日军最高统帅已发布了投降诏书后，许多军人仍然慷慨激昂地表示：宁愿战死，亦不投降。对天皇的话，他们也不听了，甚至要闯进天皇宫中，销毁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带，并于8月14日夜里，杀死了阻止他们进入皇宫的近卫第l师团长森赳中将。更有激烈者，在8月15日拂晓以前，近卫第1师团的部分激进青年军官，袭击了铃木贯太郎首相的住宅，以及大臣木户幸一、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的私邸，他们认为这些大员都是丧权辱国的投降分子，最后不得不由驻东京的第1总军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出兵镇压才告平息。
当关东军已被苏军的百万大军只几天功夫打得七零八落已无还手之力时，天皇投降诏书颁布全世界，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主持会议讨论投降问题，会上，占绝对多数的人则杀气腾腾地主张坚决打下去，与苏军血战到底，为大日本帝国拼到最后一人。最后秦彦三郎发表了强硬的讲话，他说，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天皇的命令，如果大家要坚决打下去，那么先砍下本参谋长的头再去打。最后投降的意见虽然勉强统一了，但仍有许多人认为，天皇不可能发布投降诏书，认为那是美、英、中、苏等国施展的阴谋手段。
有些军人则置天皇的投降诏书于不顾，继续坚持战斗，如驻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的海空军第30航空队司令小园安名大佐，为反对天皇所宣布的投降，而继续驾驶飞机去攻击美国的军舰；驻通化的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和部分人员，准备在中国通化地区开展山地游击战，直到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捕获并枪决。
在美国军队登陆日本前，日本即有39名不承认战败的激进分子集体自杀，在西部岛根县松江市，则发生了“皇军义勇军”事件，而在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及以后几天各部队向盟军相继投降的过程中，日军许多将官自杀。如8月15日下午5时，陆相阿南帷几大将切腹自杀；16日早晨，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自杀；8月17日，日本皇室派出三名亲王到三个方向具体传达天皇的旨意。当恒德王中佐到达长春后，恒德王便与为他护航的四架战斗机一起作了自杀性的“下滑倒转”，全部撞炸在北陵机场跑道上。
在基层军官中不愿投降自杀者更多，关东军中第112师团长中村喜次藏、参谋长安木龟二，在朝鲜咸兴的第137师团长秋山义元，第107师团参谋长河濑繁太，东宁重炮兵联队长渡边馨，机动步兵第3联队长若松满则，沈阳宪兵队长锦田浩，第4军司令官上村干男都自杀身死；第18方面军副参谋长滨田中将，在向占领泰国的英军指挥官投降后自杀；第18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代表住新几内亚岛北岸的威克瓦全体日军向澳大利亚军第6师师长投降后，也自杀身死等等，不胜枚举。
由上可见，日军在对待“投降”、“俘虏”等方面是何等的触及灵魂。
然而，只要发动侵略战争，最后的投降当俘虏则是注定的。无论其对投降多么忌讳，对俘虏多么苛刻，最终还是由其最高统帅天皇率领所有将军、士兵向他们的对手俯首投降，无可奈何地作了俘虏，其7374600军队、30000辆汽车、330000匹军马和无数武器都成了对手的俘虏及战利品。因是政府宣布投降，则是代表了整个日本一万万国民的投降。日本首相稔彦亲王则明确表示，对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全体国民，要进行“一亿总忏悔”，也许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才可避免“投降”、“俘虏”这些“不名誉”的名词再度被无可奈何地使用。
然而，日军除了天皇宣布投降一次使数百万军队作了俘虏外，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被俘和投降的人员，相比于同时期任何参战国家，从参战人员比例上来说都应算是最小的。一场大战，如苏军遭德国突然袭击，一战被俘几十万人，英军在新加坡一次投降10万人，美军在菲律宾一次投降一万多人的情况在日军是从未有过的。
著名的百团大战，毙伤日军达2万多人，而俘虏日军则仅281人。从“七·七事变”到最后投降，整整8年，在战争过程中被中国军队俘虏的仅2万多名，这与前后入侵中国人数多达数百万的日军总数相比，其比例是相当小的。在8年战争中，双方参战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大规模会战也有很多次，如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上海会战、武汉会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等。这当然也与中国军队始终处于守势有关。即如日军遭到惨败的太平洋岛屿作战，日军整师团的全部战死的事例来说，在“二战”中各国军队中也是较少的，而如塞班岛日军41244人全部战死的情况更少，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日军仅能战至最后一人。
更多的情况即使弹尽援绝也在坚持战斗，万般无奈时则以自杀结束战斗。
在著名的台儿庄血战中，先期突入庄内的濑谷启第33旅团，从3月24日晚间开始攻击，直到4月5日连续进攻12天，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不但未能攻占全部台儿庄，且伤亡极大。这时，中国军队其他各路部队已向台儿庄迫近，对濑谷启旅团形成夹击之势。有战场经验的濑谷启，知其部队正在受重兵包围，且一旦被合围成功，其部队则万难逃脱。他在计算了一下时间之后认为，如果按正常请示，等待师团答复后再行撤退，则早被包围而无法脱离困境，他便于4月6日15时30分决定：在向师团司令部报告“暂撤离台儿庄，部队向后方集结”的同时，令部队于当晚组织撤退，火速脱离战场。
由于撤退来得突然，且是在危急的情况下进行，日军在台儿庄作战近半月内，在此积存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这些物资在火急撤退的情况下万难携带。于是，濑谷启命令，携带不了的物资，全部放火烧毁。日军在放火烧毁物资的时候，连同附近的村庄一齐烧毁，4月6日夜间，台儿庄附近地面便火光冲天，照彻了大战后惨烈的战场。
但是，日军并未全部撤走。已突入台儿庄内的日军被中国军队第31师堵在庄内，任其疯狂反扑，31师官兵还是寸步不让，轻重火力将日军所有通过道路全部封死。被围日军突不出去，接应日军攻不进来，其疯狂的反扑，一次一次地都被英勇的31师击退。被围日军眼看突围无望，竟放火集体自焚，台儿庄上空，整夜飘浮着浓烈的尸臭味。
日军在第三次进犯长沙战役中，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使其担任主攻的两个师团伤亡惨重。长沙久攻不下，中国军队第9战区的几个集团军则从外线向长沙合拢，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帷几中将情知情况严重，如不及早从长沙撤退，将遭到战役性的夹击，因而于1941年1月3日晚被迫下令第3、第6师团从长沙撤退。
1月4日的夜间，日军两个师团在长沙郊外到处放火和撤退时，第9战区薛岳兵团将原来各集团军、军的围歼计划改变为由现地开始进行追击。日军第3师团与第18联队，在夜间突然遭到正面和两侧的攻击后，部队开始混乱，尤其是直属部队、伤病员、运输部队等非战斗人员七百人，因不明情况，均向师团指挥所周围龟缩，乱作一团。日军的其他增援部队均被中国军队堵击，而且伤亡惨重。
1月5日之后，第9战区除以重兵紧随日军第3、第6师团进行追击和围堵，并阻止其第40师团与撤退的两个师团会合外，令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汩水、新墙河这一广大地区的敌后各部队进行广泛出击，拦截和捕捉小批分散之敌，破坏桥梁和道路，并进行战场宣传，张贴、书写“湖南是日军的墓场”等各种抗战、杀敌的标语。一部则向岳阳至咸宁的铁路沿线出击，并对岳阳东北长江北岸的日军白螺机场，进行突然的炮击。日军在长沙被打退后，湘北一带到处是战场，日军不时遭到中国军民的攻击，整日处在被攻击的狼狈境地中。
在此种境况下，阿南帷几命令，为接应第3、第6师团撤退，池之上贤吉率其独立混成第9旅团，于1月8日晚，对铜盆寺以北、福临铺以西的影珠山地区发动进攻。1月9日天明后，日军第1飞行团的轻轰炸机部队至影珠山附近进行配合。
位于该地堵击日军的杨汉域第20军、孙渡的第58军，冒着日军的炮火，对日军第9旅团展开了猛烈的反击，经一整夜的激战将其击溃，并将其一个集成步兵大队围困在影珠山，展开了激烈的歼灭战。至1月9日10时，这个大队除派出斋藤军曹回旅团司令部报告战况侥幸逃脱外，包括该大队的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全部被歼。在其全军覆没前，这个大队一部分负伤和难以逃脱的日军，先是杀死战马，接着毁坏武器，最后以步枪、刺刀、手榴弹，互杀和自杀。在此之前，还是共同对敌的战友，现在为了不当俘虏，竟互相展开了屠杀。
诸如此类的日军集体自杀事件，在中国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场上发生很多起。
另外，日军在已无任何条件坚持作战的情况下，往往以自杀式的作战而被消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由于整个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在无火力的保障和掩护的情况下，日军就以血肉之躯与美军的钢铁抗衡。这种无望的挣扎其实与自杀无异。在菲律宾战役中，日军利用在菲律宾各岛上构筑的工事和以山地进行抗击，美军空军则连续予以地毯式轰炸，接着又以炮群，坦克群直接攻击。日军将领则要求士兵发场勇敢精神，用刺刀和身体抵挡美军大量现代化装备的进攻，以图改变战场上的局势。结果这些在无空中保障，炮兵、坦克兵、航空兵极其有限、且很多人还手持单发步枪的日军士兵，成群成群的被美军的炮兵、航空兵、坦克部队所消灭，有些则被大量的喷火坦克烧成炭化了的僵直枯尸，参加过这些作战而活下来的人说，菲律宾战场是“活地狱”，而美军则说，菲律宾战场是“绞肉机”，他们要“绞死这些诡计多端、存心坑人的小王八蛋”。
除了集体自杀之外，单独自杀的日军，几乎每战都有，只要战败，只要有可能当俘虏，都有自杀者。担任领导职务的日军各级将领的自杀，还多了一层自杀的理由：畏罪自杀，怕因失败回去受到军法处置，只好以自杀来保全军人的荣誉。
在日本即将投降或投降以后的自杀，以高级将领为多，这时候，他们已不仅考虑到军队和个人的荣誉，更多地考虑到，按战争规矩，要追究战败者发动战争之责，以及在战场上违反国际公约和非人道主义行为，为逃避惩罚，有些将领便先期自裁。
如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第112师团在汪清一带，只一交战，即被苏军打得七零八落，该师团虽然依据山地林区布防，但对苏军空中、地面部队浪潮般的进攻束手无策。此刻处于绝望中的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参谋长安木龟二大佐，均自杀于战场。
塞班岛、关岛战役，日军战败，其第31军及所属的第29师团、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47、48旅团，以及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等单位的部队全被消灭。第31军司令官小烟英良中将、参谋长井桁敬治少将，第29师团长高品海中将、第43师团斋藤义次中将、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中一中将，独立混成第48旅团长重松浩少将等，除个别人被击毙外，全部自杀。
在硫磺岛作战中，第109师团被全歼，师团长栗林忠道中将自杀。1945年6月23日，防守冲绳岛的牛岛满中将之第32军及所属第24师团、第62师团均被美军消灭。曾在1938年后担任第6师团的旅团长、沿长江北岸攻向武汉的牛岛满、及在南京大屠杀中，负有罪责的该军参谋长长勇中将，均在这一天，于冲绳岛南部的摩文仁地区自杀。
据统计，在日军投降后的不长时期内，日军即有30名将官自杀。如“笨蛋元帅”、时任防守日本本土的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为逃避惩罚，开枪自杀；年已70岁的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畏罪自杀，“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则自杀未遂等等。
总之，日军自杀是普遍现象，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始终；日军军纪败坏，屠杀俘虏和普通民众也是普遍现象。日军是将其对天皇的忠诚效命、勇敢不计生死，建立在对占领地国家和人民的疯狂屠杀之上的。这两者，即杀人与自杀在日军中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夺人之国，杀人之民，无论其多么疯狂，到头来结果只有一个：杀己之身，杀己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