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高居天官，为山水画家三董之一，不过，他的影响最小
《画人传》~第341篇
董邦达，高居天官，为山水画家三董之一，不过，他的影响最小！
文／卢秀辉
董邦达（1696－1769），字孚存、争存，号东山、非闻，浙江富阳人。
董邦达的祖父是乡间行医的郎中，父亲是农民，家庭贫困，一家人常以麦皮、米糠充饥。即便如此，祖父把耕读放在第一位。董邦达五、六岁时，就跟祖父读书习字，七岁入私塾读书，到十一岁就能写出通顺的文章。那时，连年天灾，虽有祖父行医，但人民无以为生，何来钱请医，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董邦达被迫退学，帮父亲种田。但他还是利用农闲时间刻苦读书，他知道，改变家庭的命运只有读书，另无他途。
董邦达到了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不久，又补为禀贡生，得到了政府的伙食补贴，无异为家庭减轻了负担。在以后的十年间，董邦达一面奔波于钱塘，壶（湖）源等地教书度日，一面刻苦自学，博览群书。雍正元年，董邦达又获得了拔贡资格。清制，雍正时为六年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董邦达以拔贡身份，进京朝考。董邦达家境非常贫穷，而朝考又在第二年春天，必须提前在年前住在京城，否则就误了考试。他在京城举目无亲，生活困苦，饱受冷眼。但是董邦达却特别有志气，一直发奋苦读，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有一次他去剃头发，一时灵感迸现，作了一副对联：“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剃发店的主人将这副对联贴在墙上，见到的人无不称绝。
董邦达第一次进京朝就旗开得胜，在雍正二年（1724年）朝考中获得第一，留京给旗下官学生当教习。但那个不来钱，都是八旗子弟很难教。有一年的除夕，董邦达为讨债人追赶，误入时任户部尚书励廷仪的府第，恰巧碰上励府管家拿着一叠红纸，准备找人写春联，董邦达就毛遂自荐。看了董邦达写的春联，管家大喜，又把春联呈给励廷仪看。励廷仪见每副春联对仗工整、字迹苍劲，大为惊奇，就让管家把董邦达叫到后堂相见。交谈中，励廷仪发现董邦达博古通今、出口成章、满腹才华，就留他住在府中，董邦达自此才找到个安身之所。雍正七年（1729年），在励廷仪的荐举下，董邦达在户部做了个七品小京官。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董邦达夜以继日地帮助励廷仪处理公文，并担当励廷仪子女的家庭教师。
励尚书夫人有一个贴身婢女，十分聪慧机敏，读过一些书，略通词翰，眼看着到了及笄之年，夫人打算给她找一个人出嫁，婢女却坚决不愿意，对夫人说道：“我身份低贱，不愿意嫁给奴才，我宁愿嫁给像董先生这样的人做妾。否则，一辈子不出嫁。”
励尚书听说了这件事，不无遗憾地说道：“董先生是当世的俊才，不久就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怎么会娶一个婢女为妻呢？”励尚书和董邦达一起喝酒时，把这件事作为谈资告诉了董邦达，并提出把婢女送给董邦达作侍妾。此时董邦达已经三十多岁了尚未婚配，他对励尚书说：“我一生落魄，潦倒京城，从来没有一个人赏识我。幸亏遇见了大人，得到重用。她一个弱女子，能够赏识我同情我，一定不是平常之辈，我怎么敢把她当作小妾，应该娶她为正妻。”励尚书听了董邦达的话，更加敬重他的为人，让婢女嫁给了董邦达。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婚后刚一年多的董邦达进士及第。而董邦达和婢女生下的儿子董诰，后来成为大学士，相当于相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书画家，名雄一时，令人称羡。而董邦达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官运亨通的升迁。
满清进入中原已经90年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改变以前只重用满人而忽视汉人的做法。正如杭世骏在《时务策》中所说：“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州贤才虽多，较之汉人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常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也。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
杭世骏毫不留情地直指清廷用人弊端，目的旨在防汉人，天下官员满人多、汉人少，各地总督没有一个汉人担任。江浙是天下有名的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江浙人为官却很难升迁。语言犀利，直击满清要害，官场中一大忌讳被撕得无衣可遮。
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汉族上层实行笼络政策，有意擢升汉人中的典型人物做较大的官。董邦达正遇此机会，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从编修提升为陕西考试官、乾隆十年又任侍读学士、乾隆十二年任内阁学士、乾隆十八年任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晋工部尚书。一年后又调任礼部尚书。乾隆三十一年，还钦赐“紫禁城骑马”。作为一个汉族官员，得到了最高的政治待遇。
董邦达乃一介寒士，十分器重人才。他和曹雪芹交往时，当时曹雪芹过得十分贫困，他一边全身心投入到《红楼梦》的写作，平时还要卖画维持生计。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腊月二十四日，董邦达与曹雪芹在宗室敦诚家聚会，董邦达身居天官，而曹雪芹仅仅是名不见经传的寒士，可是，不妨碍他们席间谈诗论画，一见如故。当曹雪芹请他为自己所著的《南鹞北鸢考工志》题签并撰序言时，他一口应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董邦达以老病奏请解任。“得旨董邦达年逾七旬，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但伊挚家久居京师，既不能遽回本籍，且礼部事务本不甚繁，准其给假数月，俾得安心调摄，不必解任。”仅仅过了不到两月，同年七月，董邦达卒。纪晓岚为他作挽联：
富春江万古青山，阡表常留，慈训能成贤宰相；
听雨堂九载绛帐，食单亲检，旧恩最感老门生。
董邦达既是身居高位的官员，又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董邦达由科举高中进士，身为朝廷命官，平日忙于公务，作画只能是董邦达的“副业”，因此他并不是一位职业画家；作为画家的董邦达，他又确实擅长此道，尤其以山水画闻名，是当时一位有影响力的画家。他的画风远师 “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近学“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的山水画作品水墨疏淡，设色淡雅，用笔轻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极浓。他作画喜欢用渴笔，笔下的江南山水清秀，烟云缭绕，苍逸古朴，可游可居，意境高妙。乾隆皇帝和大臣都赞誉他是继董源、董其昌之后的又一董姓画家，为“三董”之一。乾隆皇帝特地命他主持皇家画院，他还是当时娄东画派的“画中十哲”之一。
清代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与过去专职的宫廷画家不同，范围较为广泛，除有专职的宫廷画家外，还有外国传教士、以及一些文翰大臣，即所谓的翰林画家或者是词臣画家。所谓词臣画家是指身居高位的官员，而非供职宫廷的职业画家，其主要工作是做官，因此他们作画带有“业余”的性质。翰林画家亦是指身有官秩、擅长画画、接近皇帝、经常进贡书画以邀宠或受命创作的文臣。从他们的隶属关系及地位职务来看，他们不在画院，而有别于专职的画院画家。董邦达则属于翰林、词臣画家一类。
董邦达所处的乾隆时代，是一个皇帝较为重视宫廷绘画的时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曾经有三位帝王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活动起到过导向作用，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还有一位就是与董邦达同时期的清代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时间最长久、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极其非凡的才华。仔细欣赏董邦达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作品都是为了乾隆皇帝而作，或是乾隆皇帝诗意图、词意图，有的画上还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词，这样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有数十幅之多。
卢秀辉有《为董邦达孚存歌》一诗，赞曰：
贫苦逼登峰，勤究金能熔。
情惬独行迷，林空何许踪。
画山养我目，弄水舟成锋。
知足有福报，仁心无物凶。
改天不由命，换地笔下松。
云容天下翅，宇纳四海风。
结缘间可遇，岁月慈颜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