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诗意地行走（3） / 开普饭

清且涟猗

风流著

回眸

诗意地行走

三

久立河边，看到杨柳梳风，难免心动。学步阶段，从初中开始。记得有一次，讲三国故事的那位李老师，叫我们写一篇关于写人的作文。我早就注意到了家里西边椅子旁边的土墙上，贴着的那张《大众日报》，上面登了一篇《攻坚破垒忘我奋斗》的通讯，主人公的名字现在忘了。我借鉴它，模仿着写了一篇。没想到赢得了老师的赞赏，当堂作范文读了。李老师说，不仅文章写得好，字写得也和刻钢板似的。记得在那篇文章里，我第一次使用了“接踵而至”这个成语。

后来，到邻村上学，舅舅教我语文，也夸我作文写得好。表哥还曾对我说，你舅还夸你字也写得好，我以为讽刺你呢。舅舅的字，在全校教师中是数一的。再后来，就到了高中，我所有的课目中，还是数语文最好。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之后，老师和同学都开始对我这个个头矮小，单薄瘦弱，来自偏远农村的学生，刮目相看了。高二时，我得过一个省级语文竞赛的奖，在校刊上发过一篇习作《悠悠老父心》。其他课总体成绩也不错，语文老师预言我能考个本科（在当时，能考中专也属不错，本科更是风毛鳞角了）。但最终我考入了泰安师专，好在我报考时，所有的志愿填的都是中文系。我读了张炜的《一潭清水》，矫健的《殉情》，知道他们都是烟台师专中文系毕业的。而泰安师专中文系，在全省也是首屈一指的。我暗中以两位作家为榜样，开始正式做起作家梦来。

这个梦想，其实初中快毕业时，就已经有了。那时，我就想，以我的故乡为背景，以我的家庭为主线，将长在西湾崖边的人事变迁，写成一部自传体长篇。我还有一些浅薄的体会。我曾给二哥说，中国的词汇太丰富了，同一个意思，你可以用这个词，也可以用那个词，但感情色彩却相反。说这番话时，是在二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刚拐过西湾崖南边的“半截泊子”。

上高中后，有了暑假。我在老家的东园里扫开一片净土，除了读书，就模仿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乐园小记》。文章自然是涩的，但蝉鸣是真的，筛满阳光的绿荫是凉快的。

难以忘怀的，自然还有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高一时是李庆文老师，多次夸我文好字好，并在高二文理分科时，向教文科班的贾秀英老师极力推荐我。贾老师的课不如李老师讲的生动，但她有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放寒假前，她亲自到图书室借了一册《史记》，还有一本什么书，让我假期里好好读读，可惜我挂着其它文学刊物，没能读完。但她那句话，我却在当了老师后，传递给了我的学生。一别二十多年，现在虽同居一城，但我自觉个人成就有负老师的厚望，无颜去见他们。别来无恙乎？老师！

行文至此，又想起在东向上初中复习班时曾经教过我几个月语文的王老师。不知怎的，他横竖看我不顺眼，但他也有一句话让我忘不了：“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虽然不是他的发明，但命运却安排我的耳朵从他的口中听到。我就常想，一个老师，教一辈子书，能让学生记住一句有益的话，也就可以称作是一个好老师了。我从教五年，学生数百，不知身后评价几何。

上高中时，还有一位颇有争议的教历史的李允香老师。第一堂课，他讲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做人，如何学习，让我们误以为他是校长。其实，他敢跟校长骂娘。他头发花白，看上去五十来岁，高个，不胖，约有一米八，便得绰号“大历史”或“大力士”。他住在学校后门旁边的护校室，小街痞、坏学生都不敢惹他。他语言风趣，字写得相当好，上课不按章法，或旁征博引，大讲历史上的经典战役，或天马行空，纵横捭阖人生故事。师生因此多有不满，但他那绘声绘色讲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诺曼底登陆”，在我们考试时却派上了用场。我一直认为他是“素质教育”的先驱之一，我向他致敬。

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和写作。

一向对诗反应迟钝的我，在大学宿舍里有一位谈诗的好友，笔名“施惠”，奉行“对诚实者以诚相待，对虚伪者以虚相陪”的人生态度。他常常在教室里熄灯以后，才点上蜡烛挥笔抒情。他看过我写的一两首诗，说不错。是真不错呢，还是鼓励我，至今我也拿不准。第二个寒假，我俩相约提前到校，元宵节去电影院看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月芽儿》。到了影院，却取消了演出计划。我俩回到宿舍，用一个电热杯热了从家里带去的菜，又先后煮了两包方便面，然后坐在窗前的小条桌前，面对面干了一瓶廉价白酒。酒酣耳热之际，停了电。唯有窗前一轮明月，构成今天记忆里的这首小诗。施惠喜欢漂泊，很久未见了，尚吟诗否？

两年的大学生活实在太短暂。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就该说声告别了。毕业时也想分得好一点，也做了一点努力，但一无“孔方兄”开道，二无任何背景做依靠，于是，农村中学便是锻炼成长的最“广阔的天地”。二十年前，那些管教育的头头们，或许不相信有专科大学生能分到乡镇来，竟让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教物理。经过争取，我才揽到最想教的语文课。授课之余，我组织学生搞过“普通话对抗赛”，创办过“春柳文学社”，在教中继续学，在学中研究教。不久，我的一篇论文在“全国少先队中学创造性活动竞赛”中获得辅导艺术奖，首次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希望。随后，我参与编写了《语文学习与思考》中的初中修辞部分，写的三篇散文赏析文字，则收入《抒情散文精选鉴赏》。这两本书都由我大学的老师任主编，分别在1990年的3月和12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我那时一直当班主任，晚上放了学还要到学生宿舍里监督那些刚上初中的孩子们睡觉，回到我的宿舍往往已经十点多，这才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上述文字。到了夏天，就一手执笔，一手摇扇，并穿了衣裤，防蚊叮虫咬，一直熬到夜深。刚刚睡下，我那出生不久的儿子又饿醒了，奶粉冲不及时，就嗷嗷大哭。次日一早，我又要早起带学生上早操。参编第一本书时，曾六易其稿，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沙里淘金”。有了这几个硬件，我便申报了县级“拔尖人才”评选。那时，我工资才一百多元，如能当选，可享受县政府每月十元的津贴。怕人家不相信，乡教委还让我写了写创作经过。据说，我完全符合条件，但我“吃好么还在后边哩”。为了照顾年龄大的同志，最后我被平衡下来了。

这是我工作两年内的事情。其间，我与师兄于传斌结成了莫逆之交。他比我早八年上大学，如果凑巧的话，就教过我。一些比他年龄小的校友都当过我的老师。这位仁兄文采极好，投过稿，但没中。后来也写过，可惜没坚持下来。他有篇小说《望夫井》，讲一个国民党老兵当年被裹挟去台后，家中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寡母就常到井边张望，据说从井口能望到海峡的彼岸，听到丈夫的声音。虽然这又是一个有头无尾的故事，但写出来的部分却相当精彩，我读过两遍。还记得他在另一篇小说《影儿》的开头这样写道：“七八里路，不算远，一年里，来友媳妇只回娘家一趟……”于师兄善夜谈，海阔天空，有时政分析，有自然探索，有风俗人情，更多的是文学创作。一壶小酒，能喝到鸡叫三遍。我俩成了“掰不开的鲜姜”。

当正直与幼稚热恋的时候，不经意间，人生就多了一块社会磨石。不久，我被迫离开乡镇驻地，到另一所偏远的中学任教。北风呼啸的寒夜，大雨过后的田野，都是我“淬火”思想的凉水。我借书信练笔，在日记里抒情，憋不住的时候，也骑车到十几里外的小山一游，或漫步在附近的小河边看水。这都是萌芽前的积蓄吧。

初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我上大学时的班主任王恒明老师推荐的。《泰安日报》那时还是一张四开的小报，我那几十个字的消息稿子，登在头版。后来又发了一篇，也很短。再后来，一篇影评获泰安市三等奖，或许也是王老师任评委的缘故。王老师教当代文学，授课声情并茂，文笔也极好，出手又快，还写一笔好字。他仅比我大五岁，一直像兄长一样呵护着我，指引着我。我那些入书的文字，即是他向我约稿并指导我写成的。他的叔叔是泰安市知名作家王玉林，笔名蔺时工，今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刚发了他一篇散文《国泰民安话泰安》。前些年，在《泰安日报》上，我没少读了他的文章。王老师对我说，他叔叔曾干过临时工，所以以此作笔名。他叔叔的文章富有文采而沉郁峭拔，有杜甫、鲁迅之风。可惜至今不曾前往拜访请教。

我到乡党委工作以后，先干了十个多月的宣传干事，在《泰安日报》上发了一些新闻稿子。一开始是些无关紧要的“火柴盒”，后来有了“豆腐块”，直到长篇通讯《依依杨柳风》登出来，被该报评为好稿，县委宣传部赵副部长也夸赞过，我才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此后，便一直受到《泰安日报》副总编赵学法的鼓励。每次见面，赵总编都劝我多写些散文。我手头有他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散文集《文化向往》，均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可惜至今没读到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乡土流韵》。我记得他写过的一段文字：“扶犁手一声清脆的响鞭，拉上了宽大的夜幕……”一位地级市党报的副总编，业余能有如许耕耘，令人起敬。后来，模仿他的书籍，我曾编成个人诗文集《流水潺潺》，由妻子打印装订，流传于亲友，前后竞达四次，印数有八十册之多，算是过了一把出书瘾。去年年底，与我曾经“同病相怜”的闻智同学，又劝我开通了新浪博客。这些参差不齐的文字，便上了网，居然也吸引了几位文友，赢得了一定的点击率。还有两位应该感恩的人，一是原《肥城日报》副总编李钦明。李总编热情、和蔼，在我迈向文学的道路上，多次相扶。现在，他在另一个工作岗位上，仍然向我投来期许的目光。另一位是现任乡镇党委书记的李福杰。他与李总编前些年都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我是他们的忠实读者和学生。他们对我多有鼓励。李福杰任市广播电台台长时，主编了《桃乡百年》和《东西南北肥城人》。这两本书与未曾出版的《创业故事》，一起构成当之无愧的肥城广播“精品工程”三部曲。李台长的创新与敬业精神于此可见一斑。后来，搞“行风热线”节目时，我们交流渐多，我受益更多。他和李总编都让我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作文的方法。

不久，我做了乡镇党委秘书。此后，虽然没少发表新闻稿件，但实在无力关爱我的文学。然而，因此我却有了更广更深的社会观察与生活积累，酝酿着心中的一坛美酒。我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文字压力小了，便忙里偷闲，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了练笔，一写就到凌晨二三点。有时，一觉醒来，天还不亮，就躺不住了，赶紧起床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后来，便有几篇散文在地方报纸相继发表。我还自费订阅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杂志，办公室的几个小弟兄便丰富了业余生活，并先后都有文字见诸报端。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啊。它成为我们聚会时，百吃不厌的一道菜肴。后来，他们也都考到市里来工作了，这道菜，就更近嘴边。

进一步操练诗歌，是在进城以后。我的高中同学魏伟，笔名尤朔、明天朔，因独特的悟性，兼一段生活经历，把一部现代“石头记”演绎得精妙绝伦。他的《凿响阳光》收入邹岳汉主编的《2001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漓江出版社）。我想送他两句话：“石匠把石头雕成石像，石头把石匠铸成化石。”我偶有小诗，便先请他过目，竟也在小报上发表了几首。

另一位促使我业余时间专下心来搞文学的，是近年来新结识的朋友李海峰小弟，现在市新闻中心编《今日肥城》，他向我约副刊稿件时，我才发现，真正能拿出门去的作品实在寥寥。于是我加快了行走的步伐。

真正坐下来写点东西，是在前年生病以后。病，不大不小，需要静养。住院住不起，就在家休息。日久无聊，每天还是与书做伴。看到惹人处，便勾起了写作的欲望。回首来时路，我逆流而上，让灵魂返回故乡，先后写下了《编席》、《赶集》、《种麻人家》、《推磨》等记录岁月流痕的散文。我崇尚《荷花淀》的风格，学习《记一辆纺车》的写法，用审美的镜片，滤去生活的杂质，努力勾画一幅恬静的田园风情，吹奏一支安详的乡村牧歌。不知做到了没有。

疾病，让我反思人生；写作，则净化了我的灵魂。我让擅长书法的同学白露，给我写下《菜根谭》里的句子，用镜框装裱了，挂在墙上：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听着心头流水潺潺，我仿佛看到寥廓的秋日里，晴空一鹤，排云而上，自然就吟出刘禹锡的句子来：便引诗情到碧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