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的那些事》之九：唐军魂断西洱河 / 开普饭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云南王蒙归义(皮逻阁)去世，儿子阁罗凤继嗣云南王，任命他的儿子凤迦异为阳州刺史。

天宝九年，杨国忠为报答鲜于仲通，推荐他任剑南节度使。仲通性情急燥，失去了云南的人心。

按照惯例，南诏的官员去姚州都护府谒见都督，都要带妻子一起去。在经过云南郡(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境内)时，太守张虔陀都要侮辱他们的妻子；又多次向南诏索要财物。阁逻凤不给他。虔陀派人去辱骂南诏王，又密奏他的“罪行”。阁逻凤十分忿怒。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逻凤发兵反叛，攻陷云南郡，杀死张虔陀，又攻下了三十二州。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他帅兵八万，分两路从戎州、西州出发到达曲州、靖州，在泸南被打得大败。

南诏王派使者谢罪，归还了所抢掠的物资和俘虏，修复了云南城，退回本国，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若不答应，我将归附吐蕃，云南就不再为唐朝所有了！''仲通囚禁了使者，再次进兵西洱河(洱海的出口河道)，与南诏大战，又败，士兵死六万多人，仲通只身逃亡。杨国忠掩盖失败真像，反而谎报战功。

阁逻凤收集唐兵尸体，筑成京观(大坟)，的向吐蕃称臣。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仲''，即赞普的弟弟，授予金印。阁逻凤命俘获的唐朝官员郑回撰文，刻下"南诏德化碑''(此碑现存)，立于国门，说明自己是不得已而背叛唐朝，并说："我家世代事奉唐朝，受唐朝恩赏，后世如果被允许归唐，就指碑给唐朝的使者看，就知道我的反叛并非本心。"

玄宗听了杨国忠的谎报，下制书招募两京及黄河南北壮丁去征伐南诏。人们听说云南多瘴疬，沒有开战就要死十之八、九，无人应招。扬国忠就派御使去各地责成官府抓壮丁，套上枷锁。押送军营。原来有规定，百姓有功勋的免服兵役。当时，征兵太多，国忠就上奏先抓功勋高的。于是人人怨恨，父母妻子送别，哭声振动原野。

当时的诗人杜甫的长诗《兵車行》就反映了这一悲惨的情景："車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上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六月，右相、遥领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派侍御使、剑南留后李宓带兵七万攻打南诏。阁逻凤诱敌深入，退进太和城，闭门不出。李宓久攻不下，粮食吃尽，士卒患瘴疬或饿死的十有七、八，只得撤军。南诏出兵追击，李宓被活捉，唐军全军履沒。杨国忠隐瞒败绩，向皇上报捷，再增兵讨伐，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无人敢说。

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老了，朝廷的事交给宰相，边疆的事交给众将，还忧虑什么呢？"高力士回答说:''臣听说云南多次丧失军队，而边将拥兵太盛，陛下怎么来控制呢？臣恐怕一旦祸发，就无法挽救了。怎么说沒在忧虑呢？"皇上說：''卿不要说了，让朕慢慢想一想。"

还不等玄宗想好，第二年，安祿山反叛，唐朝已无力顾及南诏了。直到三十九年后，南诏才回归唐朝。

唐德宗(玄宗的重孙李适)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派出三批使者，分别从戎州(今四川宜宾)，黔州、安南三路，各带生金、丹砂到成都，献给剑南节度使韦皋，生金表示坚定，丹砂表示赤心，请求弃吐蕃归附唐朝，自称“唐故云南王孙”。韦皋派人送使者到长安朝见皇帝。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令韦皋派使者去慰问安抚。

贞元十年八月，异牟寻派弟弟湊罗栋入朝，献上地图、贡品和吐蕃所赐金印，情求恢复南诏国号。德宗派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案金印，印文是“贞元册南诏印”。袁滋过豆沙关(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南)时，摩崖刻石留念(今尚存)。袁滋到了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大理古城附近)，异牟寻向北跪接金印，叩头再拜。酒宴上，异牟寻出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两只，又指着老笛工、歌女说：''皇帝所需《龟兹乐》，只有这二人在了。”袁滋说：''南诏应当追思先祖，子子孙孙尽忠唐朝。"异牟寻再拜說：“一定谨遵使者的命令。”